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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考古学任务之一，是寻找考古与历史史书的连接点，是长期、念念不忘的，却不是可以一次解决的课题，重要的是有赖于以下任务的协调配合，以把考古与传统史学连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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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之二，是“走向世界”，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主要是西方与东方两半部，其次是新旧两大陆连接起来。最大的任务是把中国的多元一统格局和中国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工程骨架，在世纪之交树立起来。区系类型是个纲。但施工细则，要科学规划，“走着瞧”，靠积累。一辈子完不成一项大工程，这是常识。规划要有总工程师，但还要有集体。官办有困难，私办要有几个核心人员，官方支持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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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之三，是“面对未来”。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以百万年计的细石器时代，也不是四五千年的文明起源问题的研讨，重要的是一万年前从农业起源到秦统一帝国的建立，约八千年，从野蛮到文化，从城邦到帝国，中华民族逐步形成，文化传统绵延不断，丰富多彩的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完整历史经验，当是未来世界全人类的一份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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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其昌送来了贺词，说了不少情感洋溢的真心话，离开我父母家时，他在门口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很有幸能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们作为学生和晚辈，格外地爱戴和尊重老人啊，我们的评价要比社会对他的评价高上许多许多；拜托你，代替我，探望二老更勤快些，给二老的温暖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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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大寿，俞伟超送来的生日贺词：“人生八十自建稀，赤子之心更为贵；莫道科学多迷宫，已是建瓴高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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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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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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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底，父亲应邀出席了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主持召开的“湖北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迁移与保护论证会”。10月份，华觉明先生把父亲的发言纪要寄来，父亲给我看了，还告诉我，华觉明是王振铎先生的研究生呢（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原来早在1981年，夏鼐所长就曾带着父亲等人一起考察过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它经历了发现—研究—前景的几个阶段，到了1989年国内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北京的单位为代表提出了将遗址迁移的保护方案，而湖北的几个部门（包括设在武汉的冶金工业部安全环保研究院下属的古矿遗址专题组）则认为不宜迁移。会议之前，这两种意见的书面材料都送到了父亲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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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这个问题棘手，难以抉择，是由于迁移方案所指的距离并不是很大，而且两方都做了细致调查和分析，都是本着科学态度的。只不过角度不同，对近期和长远的利与弊的分析与结论也就不同。父亲的发言稿里写道：“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一、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矿冶遗址，是全人类的财富；二、还需要进一步地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再进一步调研权衡，寻找最恰当的处置方案，不是绝对化地简单说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这两句话在他的发言纪要里并未纳入）。他的发言纪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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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本身，既是一种建设又是对自然面貌的变更，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统一，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用得协调。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也是这样，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文物保护和生产建设两方面的需要，尽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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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看法是，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原地保护和搬迁保护两种方案都可以考虑，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和分析比较，择善而从。同时，必须按照《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程序，最后经国务院批准，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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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的方案，搬迁的距离不大，并没有脱离矿区的大环境。遗址的内涵没有改变，应当承认它还是遗址，仍然保持了它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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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不是图腾，它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看问题不要绝对化。元大都压在今北京城下，明代修建新城，往南移了一段距离。前些年拆西直门时，发现明城门体里包着元大都和义门。辽宁朝阳市也曾发现在辽塔中包着唐代的塔。人类创造文明不能离开一定的环境。长城是依山巅建造的。康熙在营建承德避暑山庄时依山建造宫墙，保持了塞上的意境。矿井是和矿体结合在一起的。搬迁以后，环境有变化，要动点脑筋，采取一些措施，构成一种意境，使之和原来的自然风貌相近，让人们犹如身临其境的是当时人生产、生活留下的实际而不是拍的外景，现在拟迁的这个点是否最理想，有无更好的选择，还是可以探讨的，在搬迁技术上更得周密研究和精心设计，确保安全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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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不是应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对文明的创造。这件事如果办好了，将是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一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是了不起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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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没有因为华觉明是王振铎先生的学生，而偏向于他参与制订的迁移方案。这个论证会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又正式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得移动此遗址。会后父亲曾感慨地说：运用好辩证法真是不易啊！我这辈子一直努力地运用马克思理论——其实我只是抓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辩证法说着容易做好了很难。又说：现今从国家、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需要左右权衡的大事情太多了，都涉及了辩证法。如我们是大国，在国际的和在国内的纷杂事务中如何发挥大的长处、压低大的弱处，防范各种分裂、破坏的阴谋、策划，又如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做法等，都需要恰当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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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觉明先生2008年在“皖南古文化研究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前，学术界都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则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江淮流域。现在看来，郭老很有远见。80年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两河同时起源。铜陵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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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我都能体会到父亲在辩证统一思想指导下的思考。例如1984年4月3日，郭大顺邮寄来“大南沟”书稿，附带的信里说，目前感到“夹砂筒形罐的分型、分式”有两个问题：“一是，墓葬分布为前提，找出分型式的规律，再反过来确定墓葬的排列的先后，这种逻辑是否合理？再有，器物型、式及组合的比较，同墓葬分布的结合，那种论证是否可以？”父亲在信纸的下端顺手写道（大概是准备面谈时使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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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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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位的与型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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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位的关系与墓地分布关系性质相似，它们各自都有种种我们不可能估计到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钻牛角尖，要持慎重态度、掌握分寸，能肯定多少肯定多少，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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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所以提出如上意见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是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考古材料的单位（如墓）的问题也是考古学整个学科研究课题所涉及范围。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点是可以简单化地理解的。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应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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