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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没有因为华觉明是王振铎先生的学生，而偏向于他参与制订的迁移方案。这个论证会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又正式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得移动此遗址。会后父亲曾感慨地说：运用好辩证法真是不易啊！我这辈子一直努力地运用马克思理论——其实我只是抓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辩证法说着容易做好了很难。又说：现今从国家、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需要左右权衡的大事情太多了，都涉及了辩证法。如我们是大国，在国际的和在国内的纷杂事务中如何发挥大的长处、压低大的弱处，防范各种分裂、破坏的阴谋、策划，又如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做法等，都需要恰当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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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觉明先生2008年在“皖南古文化研究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前，学术界都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则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江淮流域。现在看来，郭老很有远见。80年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两河同时起源。铜陵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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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我都能体会到父亲在辩证统一思想指导下的思考。例如1984年4月3日，郭大顺邮寄来“大南沟”书稿，附带的信里说，目前感到“夹砂筒形罐的分型、分式”有两个问题：“一是，墓葬分布为前提，找出分型式的规律，再反过来确定墓葬的排列的先后，这种逻辑是否合理？再有，器物型、式及组合的比较，同墓葬分布的结合，那种论证是否可以？”父亲在信纸的下端顺手写道（大概是准备面谈时使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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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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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位的与型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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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位的关系与墓地分布关系性质相似，它们各自都有种种我们不可能估计到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钻牛角尖，要持慎重态度、掌握分寸，能肯定多少肯定多少，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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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所以提出如上意见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是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考古材料的单位（如墓）的问题也是考古学整个学科研究课题所涉及范围。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点是可以简单化地理解的。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应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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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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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长者为尊：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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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白寿彝先生，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诚挚友情。记得是1983年冬天，白先生第一次来我家，找父亲谈《远古时代》一书的编写问题。那时我家拥挤不堪，父亲说我这里是真正的陋室啊，只能在床边招待你了。俩人谈话间，不知怎的竟谈到了彼此没合过影的话题，随同的秘书记住了此事。几天后，白先生再次来我家时，秘书为他们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事后父亲看了很满意，还说：如果把其中的四张串接起来，不是很有情节吗，于是就在四张相片的背面，依次写上了“陋室相聚”“切入正题”“越发起劲”“谈兴仍浓”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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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生为了孕育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的总体计划，曾和父亲多次交换意见。在1987年到1991年的动手写作期间，二人又有过多次见面和细致的商量。两个人都已是暮年，白先生说自己年龄稍小，坚持要来昌运宫拜访父亲；父亲则说白先生的身体不如他，因此坚持要去北师大拜访白先生。但最后还是白先生在秘书的搀扶下，多次前来昌运宫，对此父亲心里总有些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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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向白先生建议，这个巨著的书名可以请王振铎题写。于是由父亲出面和王先生商议并确定了方案。王先生题写完书名后，给我父亲写了封信，说他是在九宫格上面写的，那绿色的底线务必在制版时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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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适逢北师大举办九十周年校庆。父亲在大会开幕后，发现白先生没有到场，很不安，就自己一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白先生家里，叙谈了许久。再回到会场时，只见负责看护这些老校友的王淑芬老师，正在四处寻找他呢，还急得出了一头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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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生承担《中国通史》巨著的历史使命时，他的腿脚已经行动不便，双眼也几乎处于失明状态，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助手刘雪英帮助搜集资料，一字字地读，有的重要段落甚至读了十几遍二十几遍，他再一字字地口述、记录成稿，再对文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核对。许多工作甚至是他在医院病床上进行的。在此期间，我父亲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1988年还安装了心脏起搏器，这让白先生十分惦念，两个人互相鼓励加油，说争取干好最后一场，“交出个好答卷”。从白先生的七八封来信里，我能明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字已显得很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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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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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为题写《中国通史》书名事宜给父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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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白先生来到家中，两人好像是专心讨论到了一个什么难题，父亲很兴奋，像个孩童般“纠缠”不放，秘书赶紧提醒他俩应该休息一会儿。白先生端起茶杯，很感叹地慢慢说道：“这茶是极品，喝到这会儿，算是品出点妙味儿了：妙者，少女两字也。可老者，才会真正懂得做学问的妙处啊！人到70岁了，才懂得了该如何做学问啊。”父亲微笑着连连点头称是：“这也算苦尽甘来吧。”我送走了白先生后问父亲：“你们这些有重要成果的人，都是在30岁前后显示出才华，并开始拿出显赫成果的，怎么又说年七十才懂得了做学问呢？”父亲回答说，到了你的这个年龄，就很需要懂得这点了，但能真正体味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呀，许多人是永远也不会懂的。有少数的老者，一生所沉积下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不能低估啊！它可不等同于几个或是几十个普通中年人的智慧与成果的总和，不等同于一个好的学术会议的结论，或一个大攻关课题的汇总成果，而是可能含有质的飞跃。一个经历战火培养出来的将军，常优于十个师长智慧的叠加。进而还说，老者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前瞻性，即他人没有看到的未来的趋势、方向和隐藏的问题；高瞻性，对事物的本质核心、症结看得准确；凝聚力，结合总体情况，给出集中力量、或恰当处置的方法；不畏惧，敢于坚持真理，“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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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了与此话题相关的另外两点：一、终身挚友难能可贵。他举了《论语·子罕》里的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人之间共学容易，共学后不一定能共同达到道的境界；能够共同达到道的境界的人，不一定能共同坚持；能够共同坚持的人，不一定能权衡实际情况适当运用。可见，人生中的终身挚友是很难有的。在编写《远古时代》时，由于是写没有文字的时代的历史，难度大，需要权衡抉择的地方很多，但两个人的配合很默契。二、唯人品第一。作为长者，尤其是长者当了某个范围的带头人时，他的思想境界如何，就成了至关全局的紧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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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父亲去世的讣告送到了白寿彝先生的秘书那里。秘书第一时间给我家打电话表示慰问，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白先生身体已很虚弱，她很犹豫是否应把这个噩耗告诉他老人家。我们商议后，还是决定不要告诉他为好。此后，秘书一直设法瞒着此事，白先生至终也不知道他的苏兄已早于他而去。1999年，他90岁时，十二集的《中国通史》得以全部完成。之后不久，他大病不起，病逝。有人说《中国通史》如果还没有写完，白寿彝的生命也许还将顽强地延续。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气神”凝聚于他的身上，使他能够为自己的祖国写出一部气势磅礴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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