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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人民中国》《瞭望》《辽宁画报》和香港《明报》等记者的采访报道，以及《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的出版及获奖，引起了香港商务印书馆对内地考古新成果和新思想的关注。他们打算把这些新发现和新动态，在海外进行大力宣传。于是，到了90年代初期，父亲和出版社之间中断了几十年的关系，才总算又接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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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一向以出版高规格的学术书籍而著称。这次，他们想出版一本能够反映新时代新发现的考古学新书。时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万雄先生来北京和我父亲交谈后，看到我父亲的头脑依旧清晰敏捷，于是当即提出，能否写个雅俗共赏的书在他们那里出版。一个出版社能有如此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决断魄力，的确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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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适逢台湾倡议召开“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我父亲很想参加，并开始了多方准备。此时香港中文大学的杨建芳也来信，说希望父亲从台湾归来途经香港时停留四天，进行讲学和参观。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这次出行的愿望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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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5年初，父亲又接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邀请函，希望他赴港讲学，并主持几本书的发行仪式。父亲为此也曾做过积极的准备，题目亦定。本以为借此机会，还可以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直接面洽关于编写出版考古著作的具体事宜，但由于健康等原因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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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40年代时不肯出去，现在想出去又不成，他仍强烈表示期望出去走走。我很难说清身体虚弱的父亲，为何如此执着。1995年年末，郭大顺先生接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电话，说负责全部旅行安排，就及时和我父亲联系。父亲希望能有个合适的环境写作。他说的合适环境，一是有合适的人，便于深度沟通，二是干扰少，专心致志，所以到香港去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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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的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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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个时候，办理赴港手续特别麻烦，于是退了一步，改成了去深圳。郭大顺先生和一位护士长陪同，为期四十天（1996年1月8日至2月20日），半疗养半工作，聊天中追忆往事，郭先生全程记录。我一再体会到他这“最后一搏，隔海相望”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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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天一切顺利。之后，郭先生“穷数月之力，整出了初稿”，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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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后父亲对我们说，这本即将问世的书，多是“点到为止”，读者可参阅其他文章书籍来审视和补充，也可尽量发挥自己的思考，自行判断，或舍或取。他很舒畅地说：不论对它如何评说，无论将来有怎样的新进展把这小书和我的思想叠压在历史的堆积层里，我总算对后人有个完整的交代了。又对《明报》记者说，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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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对于普通的读者，可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里说的两个怪圈。你们也要将摆脱两个怪圈作为阅读此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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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年多次说到的“我看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也是以摆脱两个怪圈为起点的。摆脱怪圈，就是摆脱错误的“思维定式”。他说：“对于中国大一统，我们都是从书本、从老师、从已有文献里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可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大量的实际资料是相矛盾的，到了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其核心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本身。各个国家有其生动多样的历史发展进程、特点。可惜马克思没有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资料，不知道这里的丰富多彩，不知道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中国，奴隶制发育似不很完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也不似欧洲那般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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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我父亲对高炜、邵望平口述历史时就说过：“上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们的思想活跃，提出考古学要‘见物又见人’，但无论是合写考古教材，还是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陈列，我手里拿着考古器物，脑子里装的总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以为两者叠加起来就行了。这种穿靴戴帽的做法，把中国历史简单化，各项工作或研究必然是干巴巴的空壳……使得‘修国史、写续篇、建体系’的三个设想，哪一个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又说：“要以考古学来修国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说来简单，做起来难，首先碰到那两个‘怪圈’就很容易钻进去而钻不出来。”“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我和一些同仁的观点的差异，即所谓的大乘和小乘，其实是方法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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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我说：“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目的要明确。不是定出个严格的标准后和外国做比赛争名次。其实所谓的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研究的本质，是私有制、家庭、剥削的起源。所以，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三者固然是文明因素，但不必把它们说成是‘三要素’。”对于三要素：“‘要素’者，缺一不可。世界各地和中国的考古发现一再说明，各地情况不一，有一些文明是‘三缺一’，甚至缺得更多，但却有其他现象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完成由氏族公社到国家的转变。因此我常说，不要只从概念出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文明因素就是什么文明因素，然后分析其综合发展程度能否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阶段，看看各区系的文明因素经过‘辐辏’‘辐射’的交流，有哪些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共同因素。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的研究过程。正如不必急于把‘坛、庙、冢’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一样，也不必急于把‘稻、蚕丝、玉器’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更不必在中国史前史上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当然，也不要贬低甚至否定‘坛、庙、冢’或‘稻、丝、玉’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玉文化也的确是我国古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最终都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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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它“集大成式展示出的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集中反映出苏秉琦时代中国公众考古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发展水平。从考古学科到知识界乃至社会的各种解读和阐释，更反映出普遍的共识”。“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身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公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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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写道：“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代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一本著作，意义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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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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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张光直与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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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父亲接触的第一个海外华人考古学者，是张光直先生。他是李济先生的得意门生，较早地接触了大陆考古界。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在1984年到北大讲课期间，也就是父亲逐渐脱离了北大的教学工作之后。我家搬到昌运宫之后，张光直先生又来拜访过两次。其中的一次是1990年，他特意给父亲送来了一个很轻便的钛合金拐杖。但父亲只是逛紫竹院时用了几次，正式场合没用过它。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它的底部是四个小爪子，显得太隆重了，还是这个简单的木头拐杖更适合我。等我过了90岁，再用那四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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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张先生自70年代中后期，和大陆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学有考古专业，还有个苏氏。父亲说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执着的人，也很难得地在向西方介绍宣传中国考古学，是追求真理而不顾其他世俗观念的人。他的学术成绩和沟通海峡两岸学术关系、培养学生、接待大陆年轻学者访问等作为，都值得赞赏，怪不得李济先生那么喜欢这个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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