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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它“集大成式展示出的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集中反映出苏秉琦时代中国公众考古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发展水平。从考古学科到知识界乃至社会的各种解读和阐释，更反映出普遍的共识”。“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终身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公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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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写道：“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代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一本著作，意义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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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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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张光直与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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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父亲接触的第一个海外华人考古学者，是张光直先生。他是李济先生的得意门生，较早地接触了大陆考古界。他第一次来我家是在1984年到北大讲课期间，也就是父亲逐渐脱离了北大的教学工作之后。我家搬到昌运宫之后，张光直先生又来拜访过两次。其中的一次是1990年，他特意给父亲送来了一个很轻便的钛合金拐杖。但父亲只是逛紫竹院时用了几次，正式场合没用过它。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它的底部是四个小爪子，显得太隆重了，还是这个简单的木头拐杖更适合我。等我过了90岁，再用那四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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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告诉我，张先生自70年代中后期，和大陆有了多次交往，直到70年代末才知道北京大学有考古专业，还有个苏氏。父亲说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执着的人，也很难得地在向西方介绍宣传中国考古学，是追求真理而不顾其他世俗观念的人。他的学术成绩和沟通海峡两岸学术关系、培养学生、接待大陆年轻学者访问等作为，都值得赞赏，怪不得李济先生那么喜欢这个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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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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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他起初也信守“中原中心论”，对“多元一统”说不屑一顾，但他凭资料、凭逻辑推理来和你争论，最后在众多的资料面前，终于把他历来固守的观念抛弃了，是位难得的认真做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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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和张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1986年，张光直提出“玉琮时代”说，认为“玉琮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所说帝颛顼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并认为玉琮时代介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因而构成中国古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父亲似对这四个阶段说并不热衷。虽然他对玉文化也很重视，但并不认为一定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玉文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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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张光直先生的印象也很深刻，说“他对你父亲由衷地尊重，但交谈问题时，说话总是很慎重的样子”。名词、术语、概念上互相理解起来有些费力，谈话中难免带有些紧张和严肃，但双方都有诚意。话题从怎样定义中国，什么算是文化、文明，直至中国文明的特点等。母亲还说，她注意到张先生有病还在坚持来大陆探寻究竟，一定是他心里装着些学术大事，所以才不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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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当我父亲在医院和病魔抗争时，张先生也在医院做脑部手术（以期望将帕金森病的症状减轻）。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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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是父亲熟悉却未能相见的海外学者。他们早就相互知晓。1994年，张忠培先生从台北“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回来，向父亲讲述了会议上代父亲宣读讲话稿的情况，还有他与许倬云先生会晤、代表父亲和他相互问候的情景。父亲听后说：我们大陆这边就缺乏（像许倬云先生这样）有才干的做大学问的学者，他的心界和知识两者都那么宽厚，且能做出独特的思考，又坚韧地努力认真求证，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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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5日，父亲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而许倬云先生正是那里的客座教授。父亲在邀请函里着重在许先生的名字旁画上了一个标记。但此次父亲还是未能成行，于是两人也就没能在香港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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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许先生第一次来到大陆，在张忠培和郭大顺两位先生的陪同下，先去了牛河梁几个遗迹现场参观，准备此后再到北京和我父亲相见。许先生对张先生和郭先生说过，他和苏秉琦途异却同归，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也盼望着赶快到北京和苏先生会面。可几天后他在现场看实物很兴奋的时候却得知，我父亲已紧急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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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读《许倬云八十回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时意外发现，许先生和父亲有许多相似的工作习惯和认识。例如，他喜欢到现场看环境和实物，而并不满足于看展览，常常是去过现场后再进展览馆；喜欢亲眼看器物和用手摸器物；不沾手文物买卖；和父亲殊途同归地发现，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说”不合事实。他很感叹地说，苏秉琦的工作和成果“真不容易”，很是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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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许先生在这本书里也曾提到，张光直先生“择善固执，直到书出第三版时，才终于承认中原中心论不如多元论妥适，全面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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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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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对“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学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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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创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立中国考古学派，我原本以为是中国考古学无可置疑的总体奋斗目标。不想进入新世纪以后，直接或间接听到了一些议论。无论是当前不再提起它，还是我父亲当年的“学术情结”，以及对这情结的不理解或曲解，我想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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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召开的“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议”过后多年，我从一位客人那里听说，偏偏是我父亲在这会议上讲的下述附带性的、并非核心内容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我国的考古工作正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有了可观的人才队伍，我们也有了大量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外人都很羡慕。那么现在的重要大事，是在我国独有的丰富翔实的野外资料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和思想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理论，构成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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