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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些文章和讨论，似未切中该讲话的核心，而是把讲话曲解后再做否定。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父亲在和客人谈话的文字记录里，曾有较完整的叙述：一、有组织、有目的、大量的、协作式的田野工作成果为其沃土；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论，庖丁解牛式的方法论，综合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不同于“玩古董”的个别器物研究；三、区系类型为其基础理论；四、基本完整的古史框架；五、人民大众的科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六、认识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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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日常闲谈中一再体会到，他对“中国特色”始终念念不忘。他的这个愿望的由来，主要和两件大事有关。第一件大事，是1959年9月在大批判的浪潮下，尹达先生力排众议，不赞同把瓦罐排队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进而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并召集了小型的座谈会，这对我父亲是难能可贵的雪中送炭。北大师生想要奋战四十天写出中国考古史时所遵从的口号，也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第二件大事，是1975年8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部长胡绳同志在政法干校大礼堂召开的学部大会上做的报告。“胡绳特别强调，要有志气在许多学科建立自己的学派，要有中国民族气派、风格，要重视方法（论）。”父亲说，“这一思想对考古学发展起到了指明方向目标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讲话适逢父亲学术思想的转折期，对他后二十多年的工作和思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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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将他的一些日常谈话串接起来，或许能够看出一些他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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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有个性，要发现和总结自己的长处、优缺点。好的特点就可称之为特色。如果事事都首先依靠别人来议论，你只是将别人对你的议论进行综合，没有或自行丢弃自己的话语权，这不算你谦虚有度量，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充其量是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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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考古界，有人专长于田野考古，现场挖掘很规范，报告也写得很好，以此为荣，我无可非议，也一贯主张研究所对野外人员的提职不能和室内人员等同地要求多少文章。但是，从一个单位、从整体研究队伍来看，必须有相应于野外发掘的学科性的理性研究，得出理性结论，这才是最终目的。我们总不能一味地把野外资料交给人家完事，听凭外国人来书写我们的历史，还以为这样最没有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没有主观色彩，其实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殖民地”表现。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听听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外国要来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我们热烈欢迎，但最好先学习中国的考古研究成果。当然我们也同样要学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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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自己的文明史，懂得它的特点特色，也就能逐步有了适合这些特色的研究方法手段，自己工作方法也就自然地形成特色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强调和明确，没有特色就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现在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总等着外国人表态，然后才说出自己的赞同性的意见。而对于自己的历史、长处和特色，没有足够认识或少有考虑（例如英国人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创造被人称道之后，我们的人，才继而“承认”了）。我们缺乏、也不懂得话语权，这种骨质疏松症很危险。问题之二是，我们自己人对于自己历史、中国文明的特点不上心，不很了解或是认识得很肤浅，总照着外国人的说法来写。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研究世界史中，又不注意中国史研究部分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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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古文明的特色，需要明确如下核心：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可信性、整体性及在空间地域上的广阔性。其中，地域广阔性，对于前面三者起了保障作用，并且使得中国历史在时间域上长期连续，也导致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民族国家。自然灾害、战争，都不可能将这个总体完全消灭。文化思想和文字为纽带，维系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那么，面对这些特点，你的研究方法还不该有相应的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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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产生，是和人类对石器做多次加工（而不是简单的一次敲击）相关联着的，由此开始了和野蛮的对立，开始建立秩序，也必然的有了私有制，有了剩余物资和出现了家庭。国外根据他们的（欧洲的）情况，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了文明的“三要素”。其实我总觉得不需要这么教条，说三因素是可以的，是对的，说“要素”却不见得，我们无须刻板地跟着套搬。这如同我们可以提出和重视玉文化，但无须非要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加入玉文化期不可，也不必把蚕丝、丝绸、造纸作为文明要素去苛求人家。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或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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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从文明的萌芽阶段开始，黄种人和白种人在环境条件、人种等差异的双向制约下，其体质、情感取向、生产劳动技能等方面就会显示出一些差异，有的小差异会随时间逐渐加大。植物学家侯学煜在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发现植物品种及其繁衍状态，不仅仅和气候因素，还和土壤的酸碱度密切相关。植物如此，动物的、人类的个性发展更会和环境的多种因素相关。我们手巧，用比较差的石器来做成了小石器，它需要配上把手才能发挥效益，所以比他们较快地进入复合工具阶段了。而白种人开始多为大石器，他们的斧子可以安上把手，也可以不安把手直接那么用，他们的复合工具出现得慢些。开始的差别或许造成了以后的种种差异。欧洲那里或许奴隶制度发展得充分，而中国的奴隶制度并不充分或表现为局部性，而且和封建制度多是掺和着的。有些国家的奴隶制度里，“初夜权”是个大事情，中国却很淡漠；他们曾有决斗的习俗犹如动物世界，而我们没有，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而是要注意到差异。中国有了酒首先用于祭奠、通天，其次才是生活用，而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饮用。再往后，他们是向外掠夺，出现“掠夺文明”，而我们是农耕文明，不掠夺。再有，他们出现青铜器后，较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而中国出现了青铜器后首要是用于礼仪活动。我们的鬲，是重要的生活用品，也是我们考古的重要的化石，他们偏偏没有鬲。我们的语言文字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隔断，举世无双，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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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血缘、氏族，到家庭，到现在，家的概念根深蒂固，现在并无消灭的迹象和需要。我相信到了天下大同，也还得有家庭，有亲情。而西方世界，个人至上很深重，我们不必去反对，但也不必去效仿追求，反过来砍杀自己的家庭观。在我们传统的理念、品德风尚里，总归含有永恒性的东西，不要忽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还有黑格尔说的，中国人的历史感（归属感）较重，不忘自己的根、自己的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不能盲目跟着跑而忘却自我。现今，全盘西化的声音几乎没有了，但也保不齐何时又会冒出来。试想，你把语言文字和老祖宗都忘记了，世人还会喜欢你、尊重你吗？你的黄皮肤怎么改？身上流淌的血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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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父亲1992年10月为《沈阳文物》创刊的题词中，也能看出他对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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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有“两宝”。一是七千年前的新乐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二是三百年前清故宫及清陵所代表的早期清政权文化遗存。它们凝聚着这一方古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深入一层讲，一是它的鲜明个性，二是它的开拓精神。它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对这个刊物的启示都是极为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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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都在顽强地关切着学科的发展趋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成为了他爱国、爱民族的具体体现，也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在一个散页上写道：“一定要抓住特色不放”。2013年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会议，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在《史前礼仪与宏伟性起源的比较研究》论文中，竟是以父亲的一段话来开题的：“中国考古学家有三项主要任务：一、书写本国历史；二、将此扩展到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派。”他还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若是中国考古学家大力参与的东亚考古不能得到充分认识，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考古学。同时我也坚信，要是没有对其世界性的充分理解，中国考古学家亦不可能完成苏秉琦所提出的三项任务。”这里可以看出，当我们拿着出土的新资料向外国人展示、注意倾听外界的声音时，外国人也注意到我们中国人的考古发现、研究重点、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将这样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相接轨，找到自己的席位并成为世界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父亲晚年所殷殷期盼和极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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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梁启超决心为我们国家编写自己的古代史时，他不会想到，他的梦想的实践竟会经历几代人的接替奋斗。而在中国将近百年考古学历程的人群里，不但有他的儿子梁思永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贡献，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强音、情系“中国特色考古”的苏秉琦。说来巧合的是，父亲就是在1909年出生的。当他1934年最初踏入中国考古学门槛时，他也不曾想到，他的众多弟子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诞生的，如1932年出生的严文明和1934年出生的张忠培，正是他们二位，后来执笔写作了父亲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历史时有巧合，但这里的一代代学者们为了复原中国远古史的前赴后继的追梦历程，更像是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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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前后，当父亲情系中国特色考古并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时，他或许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或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条主线。所以他多次深情地说：“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我看到了。”我坚信，无论发展道路如何曲折反复，终会在正确方向上前行，他所期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但会在祖国大地上阔步前行，而且还会与世界接轨并在世界考古之林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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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对生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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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节过后，身体明显虚弱的父亲，曾有些间断却凝重的话。最重要且谈话时间较长的一次是3月下旬。当时，我陪父母一起吃完晚饭，照顾父亲洗漱，再慢慢地走过客厅。我问：“您是回里屋睡下还是先坐一会儿？”他答：“咱们先坐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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