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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日本人情报网做得周密，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屡次到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及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他们取缔，他们听话，北平市上我们出版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但农村里边政府的力量还达不到，我们仍在海淀一带卖。真正农村人民对于文字宣传还不够接受，我们要供应这般人的需要，就请廊房头条画灯片的工人画了许多抗日性的画片，五彩套印，销路就大了。农村里每逢过旧历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张画片贴在墙上，所以这类画称做“年画”，平均每家约费五毛，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出多少就销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做了北平市长，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人物，早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锡九、刘治洲诸耆老出面介绍，由政委会聘我为顾问，月送夫马费1000元，另外津贴本社工作费每月1000元，全归社中收用。从此社务得以开展，请王真（今在宣传部工作）任编辑干事，李一非任事务干事，正式办公、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也组织了起来，遍及华北各省，主要的人员是各村镇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接近民众，我们所做的东西，可由他们做桥梁而迅速灌输给民众。有几位编辑写作技术已很熟练，但仍恐和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要求社中请一位原业鼓书的艺人，取得沟通的效果。于是我们请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来，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词，就读给他听，他觉得哪些地方不顺口，就把它改得顺口了；哪些地方描写得不够，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后印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唱得动听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众中心，识字的警察、邮差、洋车夫都常常来问有什么新出版的，一有就买去读。所以日本人对我们更愤恨了，连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纯处抗议。他们答道：“我们只能管中小学；这些事是大学教授干的，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的抗议在上海竟生了效。我们出的《民众周报》交开明书店印行，订户就有两万，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诉，把该报全部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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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全力办通俗读物的时候，北平各大学里的师友很多和我过不去。北大校长蒋梦麟用惋惜的口气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有一次当面向我说：“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军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来的。他是教育学的博士，我做民众教育工作，他竟说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华人才能享受。真使我听了身体冷了半截。在“双十二事变”前，我曾应陕西考古会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张学良见过面，事变后我又曾联合北平教授致电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北平城里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划的策！”罗常培看我们业务发展，在北大里义愤填膺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他和蒋梦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时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拢我（原因详后），先后在中央党部里弄到两万元汇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费。然而在国民党里，陈果夫、立夫兄弟攻击朱氏最甚，他们看朱氏扶植我的事业，就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告我为共产党，要查办我。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是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我听了哈哈大笑：“国民党天天念孙总理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竟把民众送给共产党了！”但他们的政治压力我担当不起，就带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请他们看：“哪几篇是有嫌疑的，请指出来！”他们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这风波也就平定下来了。我趁了这个机会捐钱，罗家伦捐了500元；孙科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补助500元，总算不虚此行，虽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钱只寄了两个月就停止了。“卢沟桥事变”既起，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缉拿，第一名是主持旧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经冀察政务会传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离开北平到绥远，本社也搬到那边。为什么把本社迁到绥远呢？因为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我们编了一册鼓词，傅氏知道了，要我们的歌唱班到绥远去唱给他的部队听。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他们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功竟给北平城里的作家描写得这般亲切，使他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历史的地位。因此绥远人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是有好感的，战事起时，他们屡次电催前往，我们就应命了。不幸阎锡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绥远军事无人主持，不到一个月又告陷落，于是我们的社再迁到西安，三迁到汉口，四迁到重庆。而我呢，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赴西北设计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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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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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顾颉刚和燕京大学旅行团在绥远与傅作义（右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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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抗战是全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事。我到甘肃后，那边的旅外青年因学校停顿而归来，他们知道我办通俗读物，要求我们在甘肃也办一个社，来推动抗战期的民众教育，经几次商谈，我们成立了一个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种，我被推为社长。兰州刊物少，这个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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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看甘肃学界的人们太接近我，怕我势力日长，将来会抢夺他的厅长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势力之下，他在兰州办西北训练团，以蒋中正为团长，他自任教育长，而把教务主任一职畀我。我想，党国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临洮办小学教师讲习会，也不能去，所以他连来数电，我就连辞数次，结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做证据，把我告到庚款会、教育部，甚至军事委员会，《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你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离开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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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中，我屡次想恢复本社工作，可是旧人已经星散，捐钱更为困难，我又整日为生活而忙，发动不起来。胜利后，我到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就开设民众文艺一课，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得到他们的成绩之后，又和陈礼江、古楳、董渭川、马荫良诸同事组织民众读物社，出版《民众周刊》。在这经济崩溃的当儿，捐款比了抗战时期更难，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请求教育部帮助。他先后捐了一亿元，数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总务司腐化，他们领了钱自做生意，待汇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早已打了一个对折，因此更不能做事。这个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无法周转而停刊了。这可以说是我的民众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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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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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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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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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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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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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们对于他们的处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见何应钦，请他从速发款，哪知款尚未发，而为自治会训练保安警察的韩凤麟已在北平寓中给军统特务抓去杀死了。这使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断定德王的必变。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我们接连出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专号。绥远，因为交通便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调查》专号，做最翔实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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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先生是地方志的专家，自己搜集了一两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图书馆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数百万言的《中国地方志考》。他看了我们的半月刊，引为同调，把他从前办的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本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正式会所之后就要一笔开销，他替我们计划向政府请款。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他从前做地质调查所所长时，张先生做农商总长，曾给以极大的方便，使得调查所的工作迅速开展，禹贡学会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机关，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助，所以张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到南京去见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书长任内每月必有余款缴还国库，所以他见了我，竟不考虑地拒绝，只说：“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张先生还有几封信，也得同样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他的话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1.5万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可是好景不长，到下一年董事会讨论补助费时，就有南京一班中学教员前去包围说：“禹贡学会可以补助，为什么我们不能补助！”整整闹了一天，董事会只得决议，禹贡学会停止补助。事后打听，才知道这班中学教员是张其昀所策动的，他本办有《方志》月刊，历史较《禹贡》久，成绩没《禹贡》好，所以他一定要击倒了我们的学会好让他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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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人商谈西北教育的补助事宜，我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设计，同行的有戴乐仁（英国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们先后到了兰州。本来补助的区域定为绥、甘、宁、青四省；后来为了绥远沦陷，宁夏也近前线，缩小为甘、青两省。我在北平时因注意边疆问题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两期回教专号。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来的，往来越少，了解越难，所以外界人只觉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们联络，他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熟了，就非常的亲密，凡由边地来到北平的教中领袖，差不多全由他们介绍而认识，禹贡学会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来。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侮辱我们以猪为祖先的娄子匡，一个是好意扶助我们的顾颉刚。”因此我到西北之后，清真寺和伊斯兰学会、新疆同乡会都招待起来，而同去的几位先生，因为向来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延接，这未免使人有相形见绌的感觉。同样，我是做民众教育的，我要到农村里去调查，除了戴乐仁因为办合作事业有此兴趣之外，其他全要摇头。这也难怪，住惯现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骡车、吃削面，进最不洁净的茅厕，当然是处处不合的。所以在一两月之内，到了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写了一篇设计报告之后，他们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乘了飞机走了。我呢，以为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会给我们的旅费还未用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