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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后我第一处到临洮。这是甘肃省里教育最发达的地方，有私人兴学的风气，有的教师为了家中生活有了维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经费虽少，而学校数目极多，男孩子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学校虽多而经费不足，设备不完，孩子进了学校只是读教科书，教师也没有参考材料，等于从前的私塾，所以我觉得应当在那里办一“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我就约了兰州的许多专家到临洮，就寒假里讲习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之外，还讲些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期内需要的国防教育，扩大他们的知识圈，并激发他们对于时代的认识。临洮一办，渭源人就来要求了，说：“为什么单是我们的邻县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讲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们教育上的大问题是师资不足，因为这个县在万山丛中，交通不便，生产寡少，不但本县没有适当的师资，连到外县去请教员也请不到，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学教员。又为西北地区蒙、藏、回、汉诸族杂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闹麻烦，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时间就斫杀一次，要了解这些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又到康乐、岷县、临潭、卓尼、夏河、和政、宁定等县走了一周，我明白了这问题的中心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就猜想是对方的攻击，于是寻雠生衅，星火化为燎原。要改变他们这种心理，当然以发展交通为最要，和他配合的应是社会教育，因为蒙、回、藏民认识汉文的很少，而又胶执于宗教的成见，以为要他们的子弟进学校读书就是强迫他们信仰“汉教”，而消灭他们的回教和喇嘛教。为潜移默化计，办学校不如办社会教育，因为戏剧、电影、广播总是他们所喜欢接受的，医药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我们应当采取外国传教士的方式，用这种东西去接近他们，使他们从我们这里得一点好处和快感，因而引导他们和各种的现代文化相接触，让他们自动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尔后我们再替他们代办学校，这样，效果固然迟后一点，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在临洮时，曾在省城里借到一架电影机放映过一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临洮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咧。临洮尚如此，何况边区，所以这个效果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机，寺院的门口就贴着藏文的抗战新闻；有一个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会唱《毛毛雨》等广播的歌曲。西北防疫处在拉卜愣设了一个工作站，连活佛也去打针；有一个番民积着现洋50元，为了家人生病，他把这笔钱送到寺里，请喇嘛唪经消灾，然而病没有好，待工作站设立，一医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里，要求还给他钱，这证明他的信仰已为现代文化所改变了。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到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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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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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临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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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在甘肃跑了一年，我认识了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就拟出一个最具体的补助教育计划。我以为在甘肃办教育应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较便利，地方比较富庶，只要省城里的中高级教育办得好，外县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肃在山岳区里，出外既艰难，又因富源没有开发，人家多穷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县上学，一定要本县有了中学，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县有了女子小学，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学教育。（那边人的礼教观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绝少男女同学的。）所以为甘肃青年计，应当逐县设计，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则无论省城里点缀得天花乱坠，和全省青年还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为了针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我拟了一个实验区的计划。不过这里的实验区和别省的实验区不同，别省选了一县做实验区，这一县实验好了，就可以推广到多少县，甘肃则应当设立许多种的实验区，或注重师范教育，或注重职业教育，或注重边疆教育，或注意社会教育，跟着调查的报告而定其推广的区域。例如，回教徒本来只读《可兰经》，不读汉文，现在感到时代的需要，也有读汉文的了，可是他们的阿訇不能教，又不愿请汉人做老师，于是在回、汉杂居的区域里，双方的儿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阂终没法打开，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急须开办“阿訇训练班”及“回民师范学校”，培养他们自己的师资。又如喇嘛教区域里，人民以为送小孩进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设立的新式学校往往被他们迫害，应当像我上面说的办社会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较开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过沿海诸省，深感不识汉文的不便，主张在寺里设半日学校，让小喇嘛半天读经，半天读汉文，这当然是该采取的办法。又甘肃天然富源极多，只是没有开发。例如陇西县，燃料贵极了，做一次饭，燃料价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许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饼，吃到十天以后已经酸坏，但还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矿，倘使政府能替他们开发，同时创办一个采矿职业学校，培养一班开矿的技术人才，则将来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岂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办制革学校和纺织学校；有满山繁殖的马莲草，就可办造纸学校；有玻璃砂，就可办制造玻璃学校；有当归等药物，就可办药物学校。又甘肃本来木材甚多，因为多少年来只砍不种，以致燃料大成问题，只有蒙、藏区里因为烧牛马粪的缘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县里，应当设林业学校，从事栽培。又甘肃蒙、藏人富而回、汉人穷，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汉人耕田，寒期既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农产物全部打坏，一年收成因此无望；应当在回、汉人区内奖励畜牧，设立畜牧学校，改若干山田为牧场，使得他们可以避免天灾的损害。能够这样，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有了生产的后盾，那就只有繁荣，不会衰落。甘肃如此，推广到绥、宁、青、新，不是整个西北都变变样子吗？这篇报告书寄到庚款会，杭立武复信说我“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没有采用；他仍用了他们几位的计划，在兰州办一个“科学教育馆”，在西宁办一所“湟川中学”。他所以这样对我，就是葛武棨在外边攻击我，而某君在里边攻击我，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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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之行深入了农村，使我对于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传教本来是极困难的，因为那边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断不会信基督教，他们所能拉拢的几个教友只限于汉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国传教士则处处有之，在边地里没有汉人的地方也都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到西北来是当做终生职业的，有的已来了三四十年，说的话完全和当地人一样，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条小辫同番女一样。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搅得非常融合。他们替番民照相，拣鼻子较高，眼睛较深的，取出来给众人看，说：“你们瞧，你们不是和我们同种吗！你们本来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国来的，咱们是一家人！现在中国政府欺侮你们，我们来帮你们抵抗！”于是许多的枪械从印度输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边沿，所以边民家家有枪弹，他们也常常拿来供部落间的打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无线电，向国外通报。我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的龚瑾家看到一张地图，名为The Map of Great Tibet，把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这是他在一个传教士旅行中遗忘了的东西里捡出来的。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因此在离开甘肃之后，常把这些见闻告给人家，以为外国传教士应尽数驱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级人员总觉得这事的关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彻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说：“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有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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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谋划，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后，就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我曾在这刊物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篇文字，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如满族，在没有入关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如蒙族，现在固然还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缘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为藏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处来的，但大部分则是西北各省的汉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该称为回文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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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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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到西北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城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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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适值马鹤天（今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陕西、黄奋生（今在西北大学边政系）在重庆，各不相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说你们三个会性质既同，名又不异，应当合并起来；我们就照办了，以重庆的一个为总会，陕西、四川为分会。会员共有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都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边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现。只是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收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来，直到去年就只得听其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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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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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人讲韩信的故事，说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大可说明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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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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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无如“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国办进德会，办勤工俭学团，办中法大学，蔡先生无不与之合作，他回国后蔡先生又请他到北大来教授生物学，我想蔡先生决不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尔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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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当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自张作霖入关，传说开出的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会上露些头角的人都在内。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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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学校就可发展，生意坏就须紧缩。闽南一带大都做南洋的商业，很少人从事文化工作，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荣的历史，为全国所瞩目，当然出来的人不免趾高气扬一点。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