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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揭批材料中,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隐瞒了在南苑的土地数;二是阶级界限不清,与他的“右派”分子叔叔,也就是保定市曲艺会会长蔡宝光和当过国民党军官太太的婶子以及朋友、大“右派”李国春依然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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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蔡金波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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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复:我在交心时,我说我有七十五亩地,卖了三十八亩,还剩三十余亩。余下这地我们自动上交了。我谈的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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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受地主压迫,就是因当地乡长压迫过我们,他盖房子挖我们地里的土,我们不敢对抗他,所以我说受他们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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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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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多,回答了王同乐揭批的问题。如果蔡金波讲的是事实,完全是可以过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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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揭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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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王同乐)与刘田利、蔡连贵、蔡金波、王艳茹一同到朝阳门外凤记茶社演出《铁道(游击队)》,是第一次试演,有王尊三,还有一位我不认得。我一个人弹了四场弦。王艳茹唱了一个小段,(然后)又唱的《铁道(游击队)》。刘田利、蔡连贵都唱的新的《铁道(游击队)》。蔡金波唱《白蛇传》。(为了这次演出)我牺牲了我的早场(演出),又牺牲了我的中场,(为他们)弹弦自己赔车钱,结果我一文没得(演出费),可是为刘田利弹琴的吕素坤,刘田利给了二十元钱,吕素坤没有演出,为嘛他得二十元。刘田利这思想要交代,他看政府的钱太意(太容易)啦。我找刘田利、蔡连贵问他们,他们说,你不指着,别要啦。可是蔡、刘他们全家都分了钱,我从(来)与他们说过,不给我钱没关系,把我应当的钱交给政府,我买公债要救济难民。可是他们没有,全为了自肥,他们得了这些钱,给国家给人民办了哪些有利的事情,叫他们答复。有没有贪污行为,叫他们好好交代。这是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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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利的徒弟也得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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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连贵在南苑有一百多亩土地,他是地主,他这问题怎么交代的,不知道?花针胡同有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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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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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材料揭批的问题,一是刘田利和他的琴师吕素坤及徒弟刘小宝、蔡连贵、蔡金波等改编的新书《铁道游击队》试演时,作为评书演员的王同乐,本来是为他的妹妹伴奏来的,但是刘田利的琴师因故没来,结果伴奏任务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王同乐为了这场演出,牺牲了自己的正常演出。演出成功后,大概是编演费,刘田利分给了参与编演人员,而仅为此次试演临时作为伴奏员的王同乐和参与本场演出的妹妹王艳茹却一分钱也没有。王同乐认为,既然参加了演出,就应该得到报酬。这一点显然是刘田利、蔡连贵他们有缺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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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王同乐再次揭发了蔡家在南苑有一百多亩地和花针胡同有房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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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同乐对于蔡连贵在工会(公会)负责时,凡是有外出晚会等演出就派蔡金波去的做法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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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界艺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同行是冤家”的问题在曲艺界更加突出。实际上,王同乐的两个妹妹王艳芬、王艳茹与蔡连贵、蔡金波以及刘田利、吕素坤都是唱西河大鼓的,且都在天桥三角市场演出,后来宣武说唱团成立,仍然在一起,时常同台演出,而且他们这几位在当时来说,都是很有名气的。但到了运动时期,就互相揭发起来。好在最终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揭批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在运动中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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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李雪芳:承前启后的河南坠子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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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李雪芳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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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芳(1905—?),山东人。河南坠子和西河大鼓艺人。10岁学艺,15岁出师。15岁后,她曾先后在天津和溪口演唱。20岁时,来京演唱,在天桥各游艺场演出。从此,主要在天桥地区演出。1952年,47岁的李雪芳创办雅轩社,主要演出河南坠子和西河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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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源于河南,是由流行在河南和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现在称“坠胡”),且用河南语音演唱,故称为河南坠子。大多为一人表演,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的,一人打简板,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伴奏者拉坠琴,有的并踩打脚梆子。大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起初,河南坠子的艺人均为男性,辛亥革命后,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河南坠子的表演开始出现了女性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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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桥最早出现撂地儿演唱河南坠子的艺人,大概是在1923年前后。这个艺人姓车,因脸上有麻子,人称“车大麻子”。他演唱用的是纯正的河南话,北京人听不懂,觉得有点土,但他有滋有味地自拉自唱,还是吸引了不少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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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坠子融于北京曲坛,唱坠子的男女班纷纷来京,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事。缘由就是那位车大麻子。当车大麻子在天桥站住了脚,挣到钱的消息传到唱坠子的艺人耳朵里后,许多坠子艺人按捺不住了——大麻脸都能在天桥立足挣钱,咱小白脸,那年轻漂亮的坤角到了天桥岂不更受欢迎。于是唱坠子的男女班纷纷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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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出预料,坠子班到京后,天桥的爽心园、天华园等杂耍园子,孙家、贾家等茶馆和露天棚场都相继约了坠子班。据连阔如先生的《江湖杂谈》所述,在天桥最早出名的是鸳鸯档(夫妻二人搭档表演),卢永爱、大老黑夫妻俩尤受欢迎。“卢永爱唱做俱佳,身段好看,表情细腻。大老黑(他名叫任永泰)专会抓哏,形容态度,使人解颐。”随之成名的是姚俊英。姚长得“眉目如画,长辫委地”,她的演唱被称为“是地道的河南滋味,唱一句弦儿跟一句的音韵,令人听了真有绕耳三日不断的妙趣”。她拿手的段子有《小黑牛》《刘二姐拴娃娃》《许仙游湖》《黛玉悲秋》《剑阁闻铃》等。姚俊英的成功还有赖于她在装扮方面的改革。她紧随时尚,身上穿的是雅致的旗袍,头上梳条大辫子,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1934年北京《箴报》举办过一次鼓选,姚俊英与当时最火的梅花大鼓、铁片大鼓女演员郭小霞,京韵大鼓女演员方红宝一起被选为“华北三艳”。要知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都是北方的地方曲种,在北京的长期流传使它们拥有众多“粉丝”,姚俊英能成为“三艳”之一,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也是河南坠子在北京取得的成功。男女拼档的赵勤堂、赵金兰(后易名李玉芳)生意同样很火,也能叫满堂座。1933年前后,河南坠子女演员董桂芝、宗玉兰姑嫂,程玉兰、周玉花及擅唱“武坠子”的男演员王永安等进入北京,除天桥外,也于城内各处杂耍园子演出,以各自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北京观众。程玉兰以曲调朴实明朗、音色圆润柔美见长,人称“大口”坠子;董桂芝以唱腔含蓄深沉、板眼规整有致见长,人称“老口”坠子。她二人与当时往返于京津,被称为“小口”坠子的乔清秀成鼎足之势,分别创立河南坠子三大唱腔流派。程玉兰的代表曲目有《王二姐思夫》《小黑驴儿》《小寡妇上坟》等;董桂芝的代表性曲目有《宝玉探病》《游西湖》《俞伯牙摔琴》《徐母骂曹》《九字图》《哭祖庙》等;程、董二人对唱的段子有《蓝桥会》《相府借银》《玉堂春》等。1936年到1938年间,“坠子皇后”乔清秀两度进京,在西单游艺社短期演出,同样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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