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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青山先生离世后，琴师吴长宝始为关学曾伴奏。他们在合作中对单琴大鼓的唱腔、板式和表演做了创新；一是完全用北京口音演唱，突出北京的土言土语，汲取翟青山的发声、吐字、行腔的方法和刘宝全的“唱似说，说似唱”的技法，唱词注重口语化，板式既有三眼一板，又有一眼一板，以及慢板、快板、散板，由原来只有垛句，发展为双垛句、大垛句等，有疾有缓，宜于现实题材的叙事，极大地丰富了表演和演唱形式；二是伴奏乐器除扬琴外，又增加了一把四胡，演唱形式与单琴大鼓没有区别，依然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楗击扁鼓。改革了的单琴大鼓，达到以声传情、表演情真意切的艺术境地，深受北京地区老百姓的欢迎。之后经北京市文化局审定，正式定名为北京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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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琴书定名后，关学曾演出的剧目仍以说唱传统长篇大书为主，有《七国演义》《回龙传》等十余部，有时也演短篇唱段，有《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等。后来配合新中国的教育活动，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如《考神婆》《一锅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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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传》原本属于西河大鼓，是关学曾从天桥的一位艺人那里学来的，然后改编成了琴书。《回龙传》源于民间传说“王华买父”。状元之女杨秀英因与父亲口角，被父亲硬配给乞丐王华为妻，此后谨守妇道，生活虽然清苦，夫妻感情却很好。王华受人愚弄，买回一位老人做父亲，谁知此人竟是化装寻子的八贤王赵德芳，而王华正是八贤王失落民间的儿子，经过若干曲折，父子终于相认团圆。因传说中王华后来做了皇帝，故名《回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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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曾先生从艺以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两万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演唱的曲目寓教于乐，充满了正能量。具有代表性的唱段是《鞭打芦花》。故事是说，古时候有个男孩叫闵子骞，自幼丧母，其父后娶一女子，又生下一男孩。子骞的继母对他千般苛刻、万般刁难，做棉衣时给自己生的儿子用上好的棉花，而给子骞用芦花。父亲见子骞穿着厚实的棉衣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勃然大怒，举起鞭子抽了下去。棉衣破了，芦花随着寒风纷纷扬扬，父亲泪流满面。回家后子骞的父亲写下休书要休了这个狠心的女人，子骞跪地求情说，自己没有了亲娘，不想让弟弟再失去亲娘，继母虽不爱他却爱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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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经关学曾先生改编成琴书，唱腔处理细腻，故事生动波折，曲调委婉动听，在扬琴和四胡的伴奏下，极富特色，令人感动；尤其是闵子骞替继母李氏求情一段极为感人，每唱到“爹爹呀您把这休书收回吧，孩儿我替母求情请您要容宽。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乃是儿孝意不周才有今天。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您今天要真是休了我的母，抛下我们三人岂不更可怜”时，必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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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学曾先生常演的曲目中，还有一段富有情趣的琴书作品，名叫《刘二姐拴娃娃》。讲的是刘二姐婚后盼子心切，听信老人指点去庙中拴娃娃，即用红丝线套上一个中意的泥娃娃，抱回家来，用以“招”来孩子。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过去在京津一带是颇为流行的习俗。据说这是翟青山先生最先表演的版本，后经吴长宝先生和关学曾先生共同修订并出演。在吴长宝、关学曾两人的版本中，通过二姐的所见所闻，对庙会盛况的描摹十分精彩，简直就是一幅老北京节日期间的民俗画。进庙之后，二姐在观看、挑选娃娃时，关学曾运用“砸挂”的方式，唱出了“娃娃”的各种形态：“有一个娃娃拉四胡把乐曲奏，有一个娃娃打扬琴不敢抬头……”这时，琴师吴长宝会心地抬头看关学曾一眼，引起观众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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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艺界，关学曾是一位为人谦和、充满正能量的老艺人。他在北京曲艺团干了40年，从来不与组织上讲条件，不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挑剔，打鼓就唱。战场上、工地中、田野间，都留下了他乐观爽朗的琴声。他曾于1951年、1952年，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他冒着枪林弹雨，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文革”中，他受到了冲击，身上落下了病根。“文革”结束后，他依旧活跃在曲艺的舞台上。退休后，他仍然坚持创作、演出。他创作的不少琴书小段，为观众津津乐道，作品《长寿村》还入选了中学课本。1988年，关学曾被选为北京市曲艺家协会主席。1994年，国务院向关学曾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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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7日，关学曾先生以84岁高龄在北京辞世。从此，这位琴书泰斗那绕梁三日、荡气回肠、苍劲悲凉的歌声成为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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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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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鼓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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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影沉沉春昼迟，三弦列坐唱娲羲。深闺不作鸡窗课，偏解先儿八板词。（瞽者唱稗史，以三弦弹曲名，八板以按之，闺人恒乐听焉，呼之为“先儿”。其词北方最盛，又名“说北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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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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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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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连阔如：“净街净巷、家家户户听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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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连阔如任北京戏曲界讲习班主任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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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阔如（1903—1971），北京人，满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原名毕连寿，曾用名连仲三，笔名云海客。幼家贫。1924年在北京天桥摆摊算卦。1927年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开始说书生涯。1933年至1937年间，在报刊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平、津撂地儿说书。曾任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主任、全国文联理事等职，是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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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可供娱乐的不多，在家长的带领下偶尔看场电影、听出戏，一年中也不会有几次。那时候，小男孩喜欢玩打仗和听年长的人讲故事。我有个本家大伯，从我记事起，就已经双目失明，小孩儿都管他叫“瞎大爷”。瞎大爷肚子里的玩意儿特别多，会唱戏，会唱鼓曲儿，最拿手的是会说全套的评书《三国演义》《封神榜》和《聊斋》。每当吃完晚饭，我和几个小伙伴到瞎大爷家里听他讲说评书。据瞎大爷自个儿说，他眼睛不瞎的时候，经常到天桥听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先生说的评书。他记性好，模仿能力强，又识字，于是就在旧书摊儿买了些他听过的评书本子。我在他家里的窗台上见到过，都是石印本。瞎大爷的宅子是前后两个院子，前院的房子只剩下西侧的两间，后院是他们全家的居室，瞎大爷和大妈住在正房的东屋，两个儿子一个住在正房的西屋，一个住在东厢房。那个时候，胡同里没有路灯，他们家的院子里也没有安灯。每回听完评书，特别是听了聊斋里边闹鬼的故事，从瞎大爷家里出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很害怕。后来，住在东厢房里的麻子大哥去世了，我们也就不去他家听故事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听评书。后来我读中学的大哥攒了两个矿石耳机子给我，我就准点戴上耳机子听连阔如等评书艺人的评书。再回味瞎大爷讲说的评书，还真有点儿连先生说书的味儿。再后来，父亲给我的祖父买了个话匣子，我已经上小学了，仍然按点趴在话匣子前边听评书。《西汉演义》《东汉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精忠传》都是那时候听过的。我最喜欢的是连先生的评书《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连先生运用口技学说的马跑、马嘶、马打响鼻儿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不能忘怀。连阔如除了说讲传统评书曲目，我记得他还说讲过新书《飞夺泸定桥》《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收音机已经普及了。中午、晚上总能听见各家都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等。只是连阔如先生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原因是他被划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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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因为什么连先生被划成“右派”，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北京市文化局《1958年反右时期的右派分子》卷宗里才找到了答案。在这份卷宗里，连阔如的材料是最少的，他被划为“右派”的时间，也是最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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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中，有关连阔如的材料共三份，还有一份简历。从这份简历得知，连阔如，原名毕连寿，曾用名连仲三。1903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人家庭，出生前一个月父亲病故，由外祖母和母亲把他抚养成人。13岁前只读过三年小学。13岁到天津，先在杂货铺，后到药店当学徒。1924年，连阔如回到北平，一度在天桥摆摊算卦以维持生计。1927年，他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并取艺名连阔如。后又拜张诚斌学说《东汉演义》。1933年至1937年间，在报刊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英烈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平、津撂地儿说书。20世纪30年代末期，连阔如在北京东交民巷“波力威”电台播讲《东汉演义》。1949年以后，连阔如长年在电台讲评书，曾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委员会筹备会副主任及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等职。1951年曾任“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大队长，率队到前线慰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