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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到茶馆听评书的听众统称为“书座儿”，终日泡在书场里的“书座儿”被称为“书腻子”。书座儿们每天喝过的茶叶，书馆的伙计收集起来，倒在一个竹筐里。有人专来收买这种剩茶叶，把这些茶叶再加炮制，据说是用槐角水浸泡后晒干，用茉莉花一熏，假充好茶叶，到乡镇去卖。小说家张恨水曾是天桥书茶馆的常客。诸明斋在《生涯百咏》中曾记述说书的景况：“一生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记听书观众云：“举业无心贸迁懒，赶到书场怕书晚。经旬风雨未绸缪，要听书中紧关头。”周作人先生在《说书人》中描绘了北京人喜欢听书的场景：“一个冬天的晚上，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十点以后街上已无行人，走到西北城的街上，却见一处灯烛辉煌，似乎还很是热闹，走近看时，乃是一家清茶馆，隔着大玻璃窗望进去，里边坐满了人，虽是那么严冬天气，窗门外边也还站着好些个人，热心地向里边呆看，再看上首有个人，正在指手画脚地说话。我这才明白，此人非别人，乃是本地颇有名气的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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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先生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清末时期的“正三品”、进入民国之后在北京天桥说书的艺人品正三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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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自13岁那年起便跟着品正三先生，虽然没正式拜师，但他聪颖好学，记性好，很快就掌握了说书的基本要领，一招一式很是到位。几年后，品正三先生常说的袍带书，如《九老兴隋》《隋唐演义》《隋唐后传》《龙潭鲍骆》《富贵寿考》《五代残唐》《大宋飞龙传》《杨家将》等，陈荫荣都会说了，而且还有所发挥。1937年秋，陈荫荣19岁，就在他羽翼长成，打算单飞的当口，日军占据了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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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侵华时期，同全国人民一样，天桥的艺人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难。原本观众就寥寥无几，可伪政府却强征娱乐税，一天挣十块钱，就得缴五块钱的娱乐税，剩下那五块，说书的茶馆柜上三七劈账。到说书人手里的那点儿钱，连吃个窝头、喝碗稀粥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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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陈荫荣20岁了，品正三先生正式收他为徒。这时候，陈荫荣已在评书界有了不大不小的名气，可这个时候，他和师傅多年说书的天桥福海居王八茶馆经营不下去了，只好在天桥撂地儿说书。不光是他们爷儿俩，连绰号“净街王”的王杰魁先生也让娱乐税给逼得上天桥撂地儿了。还有那些个常年在茶馆里唱大鼓的艺人，也因茶馆倒闭，或只卖清茶了。无奈之下，陈荫荣远离北平先后到张家口、天津等地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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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陈荫荣再次回到北京的茶馆说书，并加入了北平曲艺公会，生活也有了些保障。在说讲师傅传授的评书过程中，陈荫荣发挥他博学强记、广搜多问的特点，不断丰富各书目内容，使所说讲的评书更加入情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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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陈荫荣自己的说法，他最擅长且无人超越的是评书的传统书目《隋唐演义》。这部书，又名《大隋唐》或《兴唐传》，是根据清朝乾隆年间的话本小说《说唐》编演而成。相传，《隋唐演义》以清末民初“评书大王”双厚坪所说内容最为丰富完整，只可惜话本未能传世。20世纪30年代，陈荫荣在品正三先生家传的《隋唐演义》的基础上，请教双厚坪的“老书座”，觅得双厚坪说演《隋唐演义》的“书道儿”，取长补短，熔为一炉，致使他所说的《隋唐演义》在评书界盛名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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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陈荫荣在说讲《隋唐演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前辈们说讲这部书的艺术精华，系统整理了《隋唐演义》，并取名《兴唐传》，大约一百四十万字，后来出版面世，很受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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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陈荫荣出身贫苦，说书艺术也很高，平日里也不张扬，在评书艺人中口碑不错等原因，在历次的运动中，他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在波及面最大的反右运动中，他安然过关，且在1958年、1959年曲艺界开展的“揭批”“向党交心”“自我改造”“红专计划”等名目繁多的运动中，属于受组织信任的艺人。当时开展运动时，评书艺人和鼓书艺人在一起开展活动，分了四个大组，陈荫荣担任了评鼓二组的组长。组员有连阔如、李继有、王兴周、胡阔洲、王同乐、刘继云、吕阔云、孟祥义、高豫祝、冯正春、常荫泉、阿阔群、陈荫廷、郝存林、佟信奎，都是评书界的高手，尤其是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连阔如先生。翻阅评鼓书组全体学习讨论记录和评鼓组艺人写的意见书，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陈荫荣是评鼓组的组长和召集人。评鼓组分组讨论时，他是第二组的组长，四个组集中的时候，他来主持会议。不管是小组会还是全体讨论会，陈荫荣总是在会议开始时说一句：今天讨论几个问题，每人都要发言。然后由其他几个组的组长念讨论题目，接着，大家开始发言。在历次会议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他的发言。如1958年9月11日，陈荫荣主持讨论，他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年老的、没文化的能红不能红？”话音一落，连阔如先生第一个发言：“没文化的能红，农民怎么没文化的也能红呢？工人没文化的怎么能红呢？‘右派’大半是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成‘右派’呢？能忠于主席所说的各项政策，就能红。主要是思想问题。年老的也能红，街道上的妇女年纪都不小，认识党，认识政策，文盲老年都能红、专，要打破迷信。”紧跟着艺人们纷纷发言，都表示年老、没文化的能红能专。讨论了一阵子后，陈荫荣说了讨论的第二个题目：有历史问题的能不能红？大家又都抢着发言，当然答案是：能。最后，他说了第三个题目：解放后，评书艺人有没有吃不上饭的？为了什么原因？大概是吸取了1957年“鸣放”时的经验教训，大家发言都说吃得上饭。当有人说，因自己年龄大，不会讲新书，耳朵聋，文化低，家庭生活有些紧张时，陈荫荣插话说：“评鼓书艺人吃不上饭，是自己的艺术不好，不虚心学习。”1958年9月15日，评鼓书组全体学习讨论会，陈荫荣例行公事，说了开场白，由蔡连贵念讨论题：1.评鼓书演员们存在哪些作风，是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2.评鼓书演员们如何改造思想，应怎样去掉个人利益、个人主义？3.评鼓书演员们应当红专到如何程度，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讨论，包括连阔如先生，大家又都是踊跃发了言，陈荫荣还是一句话没说。或许这就是他的处世之道：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少说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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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是名师带出的传统评书艺人，但他不排斥新生事物。1959年，陈荫荣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恰逢政府倡导说讲新书，他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编演新书的活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荫荣先后编演新讲史书《黄巢起义》八回，以及《灵泉洞》《吕梁英雄传》等。特别是他说讲的评书《吕梁英雄传》，与袁阔成说讲的《新儿女英雄传》、李鑫荃说讲的《红岩》《平原枪声》等新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出后，曾轰动全国，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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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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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段兴云：评书《济公传》的北派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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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段兴云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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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云（1902—？），北京人。评书艺人。师承评书艺人刘继业。20世纪30年代，在天桥等地区说演《济公传》，能说前后套《济公传》。曾在电台播讲《济公传》，很受欢迎。1950年代至“文革”前，他仍活跃于京津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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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末年那会儿，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的评书界，段兴云先生还是很有名气的。段先生最为拿手的评书是《济公传》。同时期说《济公传》且名气大的，尚有南方的虞文柏、陈浩然等，可惜的是，这些优秀遗产大都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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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传》是传统评书中颇为精彩的一部。由济公降世、十度说起，至三探娘舅、九僧擒韩殿、西天朝佛缴法旨止。其中有淫贼华云龙盗走相府珠冠，济公三擒华云龙，金山寺八魔炼济颠，太乙真人、长眉罗汉助济公降魔，小西天盗贼狄之昭杀人移祸，狄小霞、谭宗旺错配夫妻，济公点化狄小霞共破小西天，五云阵斗法等主要回目。说书人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出一个普救世人的济公神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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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演《济公传》的评书艺人传承有序。清末民初擅说此书的有双厚坪及其师弟海文泉和世殿成、李致清等。双厚坪先生艺名双文星，又作双文兴，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八旗子弟，清政府一垮台，为挣嚼裹儿（注：当时流行于北京下层小商贩间的语言。嚼，即吃的；裹，即穿的，合为衣食。），“下海”到了天桥，以说书为生。满族旗籍“下海”作艺的人大多经多见广，知识渊博，会的玩意儿多，评书艺人中在旗的亦如此，会说的书甚多。双厚坪先生几乎没有不会说的书，最为擅长的有《封神榜》《隋唐演义》《水浒》《济公传》，听众誉之为“双家书铺”。他以语言声态刻画人物，尤见细致、真实。尤擅在书中插话，借助细节引申发挥，嘲讽时事，使听者不禁捧腹。散场后，每应听众邀请，说几段笑话，多为现场抓哏，冷嘲热讽，使人尽兴。双先生的口技也极为精彩。时人誉为“评书大王”，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艺坛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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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说演《济公传》的评书艺人中，世殿成以“蔫包袱儿”著称；李致清以模拟济公形象见长，人称“济公李”。20世纪20年代双厚坪的弟子杨云清说《济公传》，口风老道，“包袱”独特，尤以“官人办案”“济公斗蟋蟀”两段书最为拿手，又因有为官经历，说到仵作验尸等情节，细致入微、近情近理，使听众宛如眼见。他长于说书中的武段子，不喜从“十度”开书，多从“威震丹阳刀劈三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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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说《济公传》的艺人开始分出流派，其情节于“八魔炼济颠”后，有说“小西天薰香会”的，有不说的。说者，则从“柳端误入开水锅”起岔，进入短打一类故事。段兴云先生说演《济公传》始于20世纪30年代。据说他的师父刘继业藏有秘本，能说前后套《济公传》，他长于渲染济公法力，语言幽默风趣，形象滑稽，使“包袱”余味无穷，人称“喷饭哏”；段兴云有其师之风，善于模拟人物形象，边说边学，抬手动脚令人发笑，他曾在电台播讲《济公传》，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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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的曲艺界“揪出”以连阔如、曹宝禄先生为首的“右派分子”。虽然连、曹二位在曲艺界门生众多、威望较高，但曲艺界并没有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停止“揪斗”，接踵而来的是思想检查、交心、互相揭发、批判活动，搞得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活动中，自然会出现两种人，一种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另一种是被揭发、批判的靶子。老艺人段兴云即是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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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兴云遭到揭发、批判的主要原因，一是他平日里与连阔如先生走得近，连先生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段兴云依然没有与其划清界限，照样往来，还曾经说曲艺界应请连先生再次出山。二是，大概段兴云先生平日里说话办事比较随意，让人家抓住了尾巴。比如他带的徒弟还没有在曲艺公会和文化局登记，他就指定地点让弟子们开演。还有人揭发说他对说新书有看法。更为紧要的是，他在反右斗争开始时，对反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抱着敌对态度。这些揭发出的材料，足以使段先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好在段先生在江湖上游走了半辈子，见多识广。一方面，段兴云对别人的揭发采取否定态度，比如对别人揭发他在西四德盛轩说过“曲艺界还得人家连先生出山”的话，他就给予了否定。此外他还采取了争取主动、揭发别人的做法。争取主动方面，除了对和连阔如先生一直来往和反对说新书的事情予以坚决否定，其他的一概承认，并痛批自己。在揭发别人方面，他是顺着别人的说，比如有人揭发陈荣启先生见着谁就传教，段兴云也痛批陈氏不仅自己信教，还让自己的老婆、儿子、孙子都信教，甚至子女的婚配都要找教友，天长日久下去，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按辈分论，陈荣启是段的师叔，平日里段兴云是很尊重他的这位师叔的。当然，段兴云从不主动揭发别人，只是跟风而已。最终，随着评书的日益衰落，段兴云和他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也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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