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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刘宝瑞先生的艺术人生，他有很多相声艺人不可比肩之处。概括起来，刘宝瑞先生有很多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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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相声演员，多以表演对口相声为主，捧哏，或逗哏，也都能表演单口相声。但仅从表演单口相声的数量来说，超越刘宝瑞先生的尚属鲜见。刘宝瑞生前编演的单口相声就有八十段，辑为《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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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人，跑码头是常事，刘宝瑞自1937年以来，为维持生存，一直不间断地在各地“跑码头”，十几年中，他曾先后在天津、北平、济南、开封、南京、上海及港澳等地演出，算得上是“跑码头”最多的相声艺人。他还是把北方相声艺术介绍给江南及港澳观众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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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刘宝瑞从济南回到北平，入启明茶社演出，其间和郭荣启搭档，互为捧逗，一连在电台演播了四个月的相声节目，以致当时的北平城各阶层，无不知道有个说单口相声的刘宝瑞。他是那个时期相声艺人在电台连续演播时间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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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刘宝瑞与赵月华在南京结婚。没过多久，为生活所迫，刘宝瑞只身前往香港，成为第一个把相声带到香港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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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刘宝瑞于1952年自香港回到北京，先是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曲艺团。后调中央广播说唱团任艺术指导。从这一年起，直至1966年“文革”，他又有了更多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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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节期间，他响应文化部的号召，到工农兵中去，为工农兵服务。刘宝瑞以饱满的热情，到农村、到工厂为京郊农民演出，下厂辅导工人曲艺队伍。他还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曲艺训练班坚持教学12年，培养出大批青年相声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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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组织上安排他到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前沿阵地演出。为了体验部队生活，刘宝瑞还在战士们的辅导下掌握了持枪、卧倒、射击的技能。在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以后，他深深地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挤时间创作，为人民子弟兵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受到了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的欢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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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动员演员们口述笔记，刘宝瑞积极参加，他记录下来的单口相声文字稿及录音在全团数量上占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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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附设相声学习班，招收了十几名学员，由他负责辅导，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各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培养马季掌握传统段子，录制《找堂会》《扒马褂》等段子时，他为马季捧哏，并将许多传统相声传授给马季和唐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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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单口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连升三级》曾被编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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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还是去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最多的相声演员之一，也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最多的相声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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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先生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但就是这样一个演技超群，对于继承和发扬相声表演艺术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刘宝瑞在北京房山路村劳动时突然被现场批斗，当晚逝世，年仅53岁。刘宝瑞死后其尸首被草草掩埋，至今遍寻无果，只留衣冠冢葬于北京朝阳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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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数的相声涉及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内容，还有一些相声矛头直指统治者，因而，历朝历代都对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过遏制。古籍中有记载优人被砍头的事例，清代曾禁演相声，民国时期有的相声艺人因讥讽时弊遭到迫害，抗战时期，相声艺人小蘑菇曾因编演《牙粉袋》《打桥票》等相声来讽刺统治者而遭到逮捕、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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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穷苦的艺人翻身做了主人。但好景不长，伴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许多艺人纷纷受牵连，例如，曲艺界的连阔如、曹宝禄、荣剑尘等，京剧界的奚啸伯、李万春等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自此一蹶不振。如果说，“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曲艺界“落马”的人数不多，而到了“文革”时，同其他文化部门一样，曲艺界也是重灾区，许多有影响的艺术家被无限上纲，遭到批判、劳改或被关押，以至于被迫害致死。刘宝瑞先生即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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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先生被打成“黑帮分子”，自然与他从事的相声编演有关，他是个多产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创编和演出的作品不计其数，各时期都有作品问世，每个阶段的作品，必然与社会现象有紧密的联系。笔者存有刘宝瑞先生生前整理的相声文稿数十份，写本文之时，曾逐篇阅看。有的正是“文革”时被揭批的作品，如1962年春节，刘宝瑞先生参与创演的多人相声《诸葛亮升帐》。这是中宣部为贯彻“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物质生活贫乏，在宣传上应着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充满笑声”的指示，中央电视台（当时名为“北京电视台”）举办以相声为主的《笑的晚会》，“大轴儿”是刘宝瑞等表演的多人相声《诸葛亮升帐》。内容说的是诸葛亮的一盘点心被帐下四员大将吃了，风格滑稽可笑，颇受欢迎。这段相声到“文革”期间被无限上纲，被诬为“恶毒攻击人民饥饿，抢点心吃，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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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宝瑞先生之死，也是说法不一。死讯最先是“专政队”管理的“黑帮分子”传出的，说刘宝瑞是吃安眠药自杀的；原因是刘宝瑞总是心口疼，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那个时候，如果被专政对象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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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刘宝瑞先生离世的第二天下午四点，广播局保卫处的人带来了法医，对刘先生的遗体做了解剖，最后的结论：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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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刘宝瑞先生是怎么死的？直到2001年，当年与刘宝瑞同在路村劳动改造的邵燕祥写的《路村，刘宝瑞之死》的回忆文章发表后，才有了较为确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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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后转向散文、杂感写作。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1960年，为贯彻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精神，在10月的秋风里，邵燕祥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北京，到中央广播说唱团与说唱团部分相声演员、创作人员一起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也是在这个时期，邵燕祥结识了刘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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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路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东南部，元朝以前成村，因姓得名。在“文革”前，北京地区许多村庄都有自家的绝活，或杂耍，或戏曲，都有鲜明的村落特点，大概是村民的祖先落籍此地就有了。路村的人喜欢唱河北梆子，曾有村剧团，已有百年历史。据说为了给新华社和中央广播局提供“劳动锻炼”的场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向8341部队要了房山县的两个农场；在南召村的农场给了新华社，在路村的农场给了广播局，说是为了“劳动锻炼”，后来就成为收容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的地方；据说农场搁不下，又放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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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与刘宝瑞都是广播局的，但因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所以重新编队；原先的“专政队”打乱了，邵燕祥跟科研所的人分到一块儿去了；刘宝瑞则作为“专政对象”来路村参加秋收劳动的。他们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和刘宝瑞头对头睡的是同团的徐衡。徐衡在邵燕祥发表了《路村，刘宝瑞之死》一文后，补充了他所目睹的关于刘宝瑞离世前后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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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衡回忆，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当时广播局来劳动锻炼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围坐在山一样的玉米堆周围。虽然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大声讲话，都在默默地剥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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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猝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也在这里剥棒子。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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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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