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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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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衡与刘宝瑞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剥棒子,夜里睡觉在一个房间的地铺上头顶头。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遭到折磨和羞辱的刘宝瑞回到住处,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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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他那顽固的胃溃疡,折磨得他寝食难安,常常以小苏打之类的药物维持,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刘宝瑞病魔缠身,大家都知道的。造反派当然也知道。像刘宝瑞这样的病号,在正常情况下,在劳动时,本应受到照顾,但是专政队管理“黑帮”的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已丧失人性的魔鬼,他们不但不照顾刘先生,还常常找他的毛病。刘宝瑞劳动时,因胃病发作,休息不好,吃不进东西,浑身无力,与强壮的人相比,动作要慢,拎的东西也少,结果那些无良之人就把刘宝瑞单独拉了出来,说别人都扛一大包稻草,你就拎这么点。于是现场批斗罚站,一站就是溜溜一天。等其他人都下工了,因没接到看管“黑帮”的人的命令,刘宝瑞还在那儿站着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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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出身穷苦、走南闯北吃过大苦的艺人,刘宝瑞虽然病魔缠身,有时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但他平常并不麻烦别人。“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曾听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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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同室的人们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心里都清楚,刘宝瑞这次受到的伤害不轻,但在非常时期,没有人敢去安慰他,照料他。劳累了一整天,大家都疲惫不堪,很快就在刘宝瑞痛苦的呻吟中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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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虽然夜里刘宝瑞因病痛难以入眠,但只要起床哨一响,他就会按时起床,做上工的准备。可这天的早晨,起床哨响了,同室的人都麻利地穿好衣服去洗漱,但刘宝瑞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有人报告了专政队的人,来人连骂带踢,可刘宝瑞还是一动不动,再仔细一看,早已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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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死了,也算是脱离了苦海,摆脱了病痛和“不良之人”的羞辱。中国相声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单口相声表演艺术大师,就这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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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孙宝才:以口净闻名于天桥的“双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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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孙宝才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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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1901—1992),北京人。双簧表演艺术家,艺名大狗熊。曾做过童工。15岁拜赵霭如为师学相声。1920年后,以双簧表演为主业,在京津两地演出,其幽默、诙谐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扬。1949年后,曾参加过曲艺革新小组。1951年、1952年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并担任慰问团曲艺大队队长。回国后任曲艺三团团长。1965年退休后,仍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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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相继在老天桥卖艺的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多达五六百位。这些形色各异、各有师承和特色的民间艺人,大多身怀绝技、艺术高超。表演双簧的孙宝才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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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双簧这种曲艺形式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北京艺人八角鼓票友黄辅臣先生所创造。黄氏最初为评书艺人,善于模仿各种人物的语言、举止和鸟兽声以及各种市声,以连学带做而著名。后来,他嗓音失调,遂由别人在背后专门说唱,而他自己面对观众表演,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曲艺形式,被称为“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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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簧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清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专权,除了爱看戏,她也爱听曲艺说唱。她听太监说有个叫黄辅臣的艺人说唱技艺高超,而且善于模拟鸟兽,很是好奇,便差人传黄辅臣进宫演出。果然名不虚传,黄辅臣的表演的确有趣,深得慈禧太后喜欢。几年过去了,因宫廷事务繁多,慈禧也就没再请黄辅臣进宫演出,此时黄老先生已七十多岁了,因嗓音失调,不再演出了。谁知慈禧心血来潮,又传他进宫演唱。老先生知道,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想来想去,最终想出了个办法。黄老先生的儿子受父亲的调教,说唱表演能弹能唱,样样精通,于是黄老先生决定冒险带着儿子进宫。因与太监们也是很熟的,爷俩竟然顺利进了宫。候着的时候,他预先让儿子蹲在他的袍子下面,等到慈禧太后到了,开演时,他自己坐着弹弦子,身后的儿子开唱,他则依唱的内容对口型。表演结束,慈禧很高兴,说:“你瞧瞧,人老了老了,嗓子反而更脆亮了,真是返老还童呀!”黄辅臣赶紧谢恩下跪,慈禧此时发现他的嗓音很是嘶哑,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儿子。慈禧追问情由,听黄老先生的一番陈述,慈禧转怒为喜,说:“你们这是双黄呀!”“双黄”本是两个姓黄的意思。黄氏父子出宫后,他们的“双黄”故事在艺人的圈子传开了,于是有好事者就专请这父子俩演“双黄”,居然从此成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后来为与京剧中的“二黄”加以区别,黄氏父子把“黄”字加个“竹”字头,此后“双簧”之名便流传开来。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而已。黄辅臣胆子再大,也不敢把儿子带进宫;而那些太监没有慈禧太后的御旨,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放他们爷俩进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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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多少代的双簧艺人的革新改造,原先的一人在前表演,一人蹲在其后说唱的单调形式已然大有改观。双簧的道具很多,不仅有场面桌和椅子,说相声用的醒木、手绢、折扇,还有一个演双簧专用的头饰——套在头上的小辫,一般都用绳圈拴一个小圆托,上连一根冲天杵独辫,也有其他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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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艺人,在前面表演的叫“前脸”,北京人读儿化音,“前脸儿”;后面说唱的那位叫“后背”,儿化音读“后背儿”。双簧开始,“前脸儿”坐在桌后椅子上,先向观众咧嘴眯缝眼不发声音地大笑,然后紧急收敛笑容,面目严肃,拍醒木给信号;“后背儿”说唱,“前脸儿”学其动作口型,术语称为“发托卖像”。再演一小段,“前脸儿”故意露出破绽找笑料抓包袱,站起离桌露出“后背儿”。二人对口说几句,接着再学双簧。现今艺人表演的传统双簧,大都从双簧演员化妆开始。甲(表演者)化装时,先坐在桌后椅子上,由演员乙(说唱者)将其大褂领子窝进去,露出脖颈,然后自己用大白块将两眼和嘴部抹上三大块白,为了看清头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语言口型。甲边化装边说,在窝领子时甲把乙当成理发师傅,说:“就一个人呀?我刮刮脸!”开始抹大白时说:“人是衣,马是鞍;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起来您再瞧——”乙:“好看啦!”甲:“更寒碜!”抹完大白,戴上小辫就开始表演。到了民国时期,天桥艺人中最为著名的双簧艺人有徐狗子、锡阔亭、巩成利和孙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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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是北京人,出生于1901年,卒于1992年,在老艺人中他算得上是高寿了。因他长得身高体重、膀大腰圆,而且憨态可掬,艺名大狗熊。他从艺很晚,先是做童工。15岁拜赵霭如为师学相声。赵霭如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相声艺人、双簧艺人。1899年,他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家庭,原名赵吉瑞。13岁时,正逢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为了生计,赵霭如拜师相声老前辈卢德俊先生,开始在京津一带卖艺。赵霭如成为相声界威望极高的艺人,他擅说单口相声,说对口相声捧逗皆佳;还兼演双簧,擅演双簧中的“前脸儿”。他长得眉眼清秀,透着一股干练,一口北京的土言土语,表演时憨态百出,很是吸引观众。可惜他英年早逝,1948年离世时不到50岁。赵霭如的亲传弟子在后来的曲艺界也都很有影响,相声方面有王长友、罗荣寿等,双簧方面则是孙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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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是个诚恳好学的艺人。1920年,双簧演员徐狗子在北京城南游艺园演出,孙宝才多次前去观摩,认真揣摩其技艺。在综合了师傅赵霭如先生和徐狗子的双簧表演特点的基础上,孙宝才终于摸索出一套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技艺,在京津两地演出时,声誉颇著。孙宝才既演双簧,又说相声;他的双簧表演特点是表情逼真而细腻,幽默而不粗俗,举手投足间富有浓厚的喜剧趣味,颇可解颐,很受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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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的搭档名叫王文禄。王文禄演“后背儿”,蹲在椅子后边,用扇子挡住嘴说唱,因离前台远,要用很洪亮的嗓子演唱,这是相声双簧的基本形式。演“后背儿”相当吃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好嗓子是演不了的。孙宝才与王文禄配合默契,他们两个几句话就会有一个“包袱”。如在表演《小老妈》时,王文禄在后背说:“双簧一上台,脸上抹点白,头上戴朵花,好像天津卫的小老妈,走一走,扭一扭,扑通!一个大跟头!”孙宝才在前边都要充分表现出来,伴随着“扑通!一个大跟头”,这位憨态可掬的“大狗熊”真的摔倒在地,在观众大笑声中,继续往下演。在他们的表演中,每一小段词的后边,都会有个“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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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与王文禄经常演出的双簧段子有《罗爷》《照花台》《买鸡买鸭》《老妈妈赴会》《八大改行》《莲花闹》《杜十娘》《扭秧歌》等。在这些段子中,最显其艺术功底的是《照花台》。孙宝才在这个段子中刻画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通过梳头、搽粉、描眉、画眼、簪花、更衣、掸土、照镜等一系列细腻入微的动作,将小家碧玉春意萌动、渴望爱情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其高超的表演才能,堪与出色的戏剧演员媲美。另外,孙宝才表演的《罗爷》也极其出色。《罗爷》这个双簧段子取材于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全传》,表演的是唐初秦王李世民部将罗成作战的故事。这一曲目是典型的文武双簧,从始至终离不开顶盔、掼甲、罩袍、束带、扳鞍、上马、瞭望、冲杀等动作,手眼身法步并用,将一位武将的鹰扬之貌模拟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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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与搭档合作,更多的是表演相声,而最能体现孙宝才技艺的段子是《八大改行》。在这个段子中,孙宝才是以“货声儿”作为垫话儿的。孙先生的“货声儿”在同行中首屈一指。正月初二祭财神的活鱼,二月的带汤儿豌豆,三月蟠桃宫的豌豆黄儿,四月的芍药,五月的杏儿,六月的沙瓤西瓜,七月的各种青菜,八月的葡萄和鲜枣儿,九月至腊月依次出现于市面儿的香菜、辣青椒、腌雪里蕻、腌芥菜、草编狗窝、菱角米、供花儿、糖瓜儿、年画儿、芝麻尖儿、松木枝儿、门前挂钱儿等,甚至倒土的,凡北京一切叫卖声,无论词句简单还是复杂,也无论腔调低沉还是高亢,他都能学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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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还以口净闻名于天桥。北京是古都,远的不说,就从元、明、清至民国,北京人始终保持着说话文明不带脏字儿的传统。说话不带脏字儿,就是现在说的不爆粗口,不骂人。老北京人与家人邻里间打招呼啊,聊天啊,都非常注意说话时不带脏字儿,甚至与脏字儿沾边儿的也不用。如“蛋”字,本意是卵的俗称,因其在日常用语中与不少骂人的话相联系,于是老北京人不但在说话时尽量回避这个字儿,而且凡是与“蛋”沾边儿的东西,也换了说法,如鸡蛋叫“鸡子儿”,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叫“摊黄菜”,煮鸡蛋叫“窝果儿”,鸡蛋汤叫“木樨汤”,肉炒鸡蛋叫“木樨肉”——木樨为桂花的学名,因烧熟的鸡蛋颜色像桂花,才这样叫。北京人管鸡蛋糕叫“槽子糕”或“油糕”也是忌那个“蛋”字儿。民国那时候,相声在天桥表演是不卖女票的,原因就是那里的艺人大多不忌口,所以那时天桥的曲艺杂耍场子一出现女观众,艺人就会客气地说:“请您到别处玩艺场逛逛,我们嘴不干净,请您退场,谢谢!”而我们本文谈到的这位孙宝才先生演出时,从来就不带一个脏字儿,没有一句脏口,也因此唯有他的场地,妇女们才敢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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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与王文禄合作前的搭档是王长友先生。王长友(1912—1984)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北京。幼年曾学裱糊手艺,后来结识相声名家刘德智,向刘学习相声表演。19岁在北京正式拜赵霭如为师。出师后,无论单口、对口、群口,逗、捧等都很精通,还擅唱太平歌词,兼演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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