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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与刘宝瑞都是广播局的，但因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所以重新编队；原先的“专政队”打乱了，邵燕祥跟科研所的人分到一块儿去了；刘宝瑞则作为“专政对象”来路村参加秋收劳动的。他们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和刘宝瑞头对头睡的是同团的徐衡。徐衡在邵燕祥发表了《路村，刘宝瑞之死》一文后，补充了他所目睹的关于刘宝瑞离世前后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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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衡回忆，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当时广播局来劳动锻炼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围坐在山一样的玉米堆周围。虽然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大声讲话，都在默默地剥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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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猝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也在这里剥棒子。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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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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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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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衡与刘宝瑞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剥棒子，夜里睡觉在一个房间的地铺上头顶头。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遭到折磨和羞辱的刘宝瑞回到住处，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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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他那顽固的胃溃疡，折磨得他寝食难安，常常以小苏打之类的药物维持，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刘宝瑞病魔缠身，大家都知道的。造反派当然也知道。像刘宝瑞这样的病号，在正常情况下，在劳动时，本应受到照顾，但是专政队管理“黑帮”的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已丧失人性的魔鬼，他们不但不照顾刘先生，还常常找他的毛病。刘宝瑞劳动时，因胃病发作，休息不好，吃不进东西，浑身无力，与强壮的人相比，动作要慢，拎的东西也少，结果那些无良之人就把刘宝瑞单独拉了出来，说别人都扛一大包稻草，你就拎这么点。于是现场批斗罚站，一站就是溜溜一天。等其他人都下工了，因没接到看管“黑帮”的人的命令，刘宝瑞还在那儿站着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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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出身穷苦、走南闯北吃过大苦的艺人，刘宝瑞虽然病魔缠身，有时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但他平常并不麻烦别人。“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曾听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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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同室的人们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心里都清楚，刘宝瑞这次受到的伤害不轻，但在非常时期，没有人敢去安慰他，照料他。劳累了一整天，大家都疲惫不堪，很快就在刘宝瑞痛苦的呻吟中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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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虽然夜里刘宝瑞因病痛难以入眠，但只要起床哨一响，他就会按时起床，做上工的准备。可这天的早晨，起床哨响了，同室的人都麻利地穿好衣服去洗漱，但刘宝瑞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有人报告了专政队的人，来人连骂带踢，可刘宝瑞还是一动不动，再仔细一看，早已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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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死了，也算是脱离了苦海，摆脱了病痛和“不良之人”的羞辱。中国相声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单口相声表演艺术大师，就这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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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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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孙宝才：以口净闻名于天桥的“双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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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孙宝才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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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1901—1992），北京人。双簧表演艺术家，艺名大狗熊。曾做过童工。15岁拜赵霭如为师学相声。1920年后，以双簧表演为主业，在京津两地演出，其幽默、诙谐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扬。1949年后，曾参加过曲艺革新小组。1951年、1952年两次参加赴朝慰问团，并担任慰问团曲艺大队队长。回国后任曲艺三团团长。1965年退休后，仍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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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相继在老天桥卖艺的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多达五六百位。这些形色各异、各有师承和特色的民间艺人，大多身怀绝技、艺术高超。表演双簧的孙宝才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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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双簧这种曲艺形式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北京艺人八角鼓票友黄辅臣先生所创造。黄氏最初为评书艺人，善于模仿各种人物的语言、举止和鸟兽声以及各种市声，以连学带做而著名。后来，他嗓音失调，遂由别人在背后专门说唱，而他自己面对观众表演，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曲艺形式，被称为“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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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簧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清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专权，除了爱看戏，她也爱听曲艺说唱。她听太监说有个叫黄辅臣的艺人说唱技艺高超，而且善于模拟鸟兽，很是好奇，便差人传黄辅臣进宫演出。果然名不虚传，黄辅臣的表演的确有趣，深得慈禧太后喜欢。几年过去了，因宫廷事务繁多，慈禧也就没再请黄辅臣进宫演出，此时黄老先生已七十多岁了，因嗓音失调，不再演出了。谁知慈禧心血来潮，又传他进宫演唱。老先生知道，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想来想去，最终想出了个办法。黄老先生的儿子受父亲的调教，说唱表演能弹能唱，样样精通，于是黄老先生决定冒险带着儿子进宫。因与太监们也是很熟的，爷俩竟然顺利进了宫。候着的时候，他预先让儿子蹲在他的袍子下面，等到慈禧太后到了，开演时，他自己坐着弹弦子，身后的儿子开唱，他则依唱的内容对口型。表演结束，慈禧很高兴，说：“你瞧瞧，人老了老了，嗓子反而更脆亮了，真是返老还童呀！”黄辅臣赶紧谢恩下跪，慈禧此时发现他的嗓音很是嘶哑，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儿子。慈禧追问情由，听黄老先生的一番陈述，慈禧转怒为喜，说：“你们这是双黄呀！”“双黄”本是两个姓黄的意思。黄氏父子出宫后，他们的“双黄”故事在艺人的圈子传开了，于是有好事者就专请这父子俩演“双黄”，居然从此成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后来为与京剧中的“二黄”加以区别，黄氏父子把“黄”字加个“竹”字头，此后“双簧”之名便流传开来。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而已。黄辅臣胆子再大，也不敢把儿子带进宫；而那些太监没有慈禧太后的御旨，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放他们爷俩进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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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多少代的双簧艺人的革新改造，原先的一人在前表演，一人蹲在其后说唱的单调形式已然大有改观。双簧的道具很多，不仅有场面桌和椅子，说相声用的醒木、手绢、折扇，还有一个演双簧专用的头饰——套在头上的小辫，一般都用绳圈拴一个小圆托，上连一根冲天杵独辫，也有其他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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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艺人，在前面表演的叫“前脸”，北京人读儿化音，“前脸儿”；后面说唱的那位叫“后背”，儿化音读“后背儿”。双簧开始，“前脸儿”坐在桌后椅子上，先向观众咧嘴眯缝眼不发声音地大笑，然后紧急收敛笑容，面目严肃，拍醒木给信号；“后背儿”说唱，“前脸儿”学其动作口型，术语称为“发托卖像”。再演一小段，“前脸儿”故意露出破绽找笑料抓包袱，站起离桌露出“后背儿”。二人对口说几句，接着再学双簧。现今艺人表演的传统双簧，大都从双簧演员化妆开始。甲（表演者）化装时，先坐在桌后椅子上，由演员乙（说唱者）将其大褂领子窝进去，露出脖颈，然后自己用大白块将两眼和嘴部抹上三大块白，为了看清头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语言口型。甲边化装边说，在窝领子时甲把乙当成理发师傅，说：“就一个人呀？我刮刮脸！”开始抹大白时说：“人是衣，马是鞍；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起来您再瞧——”乙：“好看啦！”甲：“更寒碜！”抹完大白，戴上小辫就开始表演。到了民国时期，天桥艺人中最为著名的双簧艺人有徐狗子、锡阔亭、巩成利和孙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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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是北京人，出生于1901年，卒于1992年，在老艺人中他算得上是高寿了。因他长得身高体重、膀大腰圆，而且憨态可掬，艺名大狗熊。他从艺很晚，先是做童工。15岁拜赵霭如为师学相声。赵霭如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相声艺人、双簧艺人。1899年，他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家庭，原名赵吉瑞。13岁时，正逢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为了生计，赵霭如拜师相声老前辈卢德俊先生，开始在京津一带卖艺。赵霭如成为相声界威望极高的艺人，他擅说单口相声，说对口相声捧逗皆佳；还兼演双簧，擅演双簧中的“前脸儿”。他长得眉眼清秀，透着一股干练，一口北京的土言土语，表演时憨态百出，很是吸引观众。可惜他英年早逝，1948年离世时不到50岁。赵霭如的亲传弟子在后来的曲艺界也都很有影响，相声方面有王长友、罗荣寿等，双簧方面则是孙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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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是个诚恳好学的艺人。1920年，双簧演员徐狗子在北京城南游艺园演出，孙宝才多次前去观摩，认真揣摩其技艺。在综合了师傅赵霭如先生和徐狗子的双簧表演特点的基础上，孙宝才终于摸索出一套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技艺，在京津两地演出时，声誉颇著。孙宝才既演双簧，又说相声；他的双簧表演特点是表情逼真而细腻，幽默而不粗俗，举手投足间富有浓厚的喜剧趣味，颇可解颐，很受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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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才的搭档名叫王文禄。王文禄演“后背儿”，蹲在椅子后边，用扇子挡住嘴说唱，因离前台远，要用很洪亮的嗓子演唱，这是相声双簧的基本形式。演“后背儿”相当吃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没有好嗓子是演不了的。孙宝才与王文禄配合默契，他们两个几句话就会有一个“包袱”。如在表演《小老妈》时，王文禄在后背说：“双簧一上台，脸上抹点白，头上戴朵花，好像天津卫的小老妈，走一走，扭一扭，扑通！一个大跟头！”孙宝才在前边都要充分表现出来，伴随着“扑通！一个大跟头”，这位憨态可掬的“大狗熊”真的摔倒在地，在观众大笑声中，继续往下演。在他们的表演中，每一小段词的后边，都会有个“响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