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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河北霸县人，出生于1937年，飞叉。8岁上学，12岁在家种地，于1953年10月参加北京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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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乐师，其中一个名叫丁善斋（又名丁存），北京人，生于1904年，14岁前上学，17岁在外五区音乐队学音乐。1926年参加国光曲艺团，后参加张宝庆领导的马戏团，两年后参加华北音乐队八年。1939年参加沈素魔术团，为期三年。1950年参加青年女子技术社。1952年参加鹏飞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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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乐师石燕昌，北京人，生于1903年。于13岁上学，16岁时，1919年在外五区乐队学习音乐（吹号）。1926年参加田宝发领导的国发马戏团两年，参加湖北音乐队8年，于1939年参加沈素魔术团。1950年参加青年女子技术社。1952年参加鹏飞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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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杂技团自1950年建立，当年10月即由曹鹏飞带团随中华杂技团去苏联及东欧各国访问演出。1956年，曹鹏飞率北京青年杂技团去合肥，组建安徽省杂技团，任团长。演出的节目除《民间单杠》外，还有《爬杆》《皮条》。单杠、爬杆以及飞叉等杂技项目，在本书中都有介绍，现简要介绍一下郏长泰表演的“皮条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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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皮条杠子”，是用三根儿杉篙搭成三角架子，顶端拴两根皮条，艺人表演时双手握紧皮条下端，两臂的力量使身体悬空，练出各种让人惊叹的招数。这种玩意儿盛行于清代末叶，演练者大多为棚匠，这些人根据职业的需要借以锻炼身体并作为业余消遣。后来才渐渐出现了以此为业的艺人。《同治都门纪略》有咏皮条杠子的打油诗：“三条杠木叉来支，中系皮条分手持。鹞子翻身鸭凫水，软中求硬力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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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在天桥练皮条杠子者，以志六及其助手玉子最为突出。这两位臂力过人、身轻如燕，只要双手一抓住两根皮条，就立刻腾空而起，练出一套优美而惊险的玩意儿：如“鹞子翻身”（即前后连续空翻）、“白鹤亮翅”（类似现在吊环运动的转肩十字动作）、“寒鸦凫水”（挺身躯与地面平行，双臂一屈一伸，左右频频倒换）、“铁板桥”（双臂平伸、躯干与腿挺直，如十字架状）等。尽管皮条不时地晃动，但艺人竟能保持身体平衡，可谓是力量与技巧紧密结合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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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曹鹏飞和他的曹家班凭的是技艺立足于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毫发未伤。可惜他们的高超技艺，大部分已经失传，是很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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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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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舞中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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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铎声中金鼓撞，佛场子弟健能扛。彩帆正面凌风稳，一朵云飞如意幢。（佛会中戏。幡如四五丈高，上悬铃铎，健儿数辈舞之，指挥甚如意，佐以金鼓声，观者如堵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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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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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梁益鸣：“天桥马连良”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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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右一）与剧团同仁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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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1915—1970），北京人。京剧马派老生。原习武生后改老生，常演马派剧目，有“天桥马连良”之称，1952年与姨表弟张宝华组建鸣华京剧团，曾在1954年与张宝华先生合作串演《遇皇后·打龙袍》，梁反串李后，张饰演包拯。1959年拜马连良为师，“文革”时被迫退职，回原籍北京通县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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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娱乐界学别人的玩意儿，叫“模仿”；在戏剧界，尤其是京剧界学人家的唱腔技法，叫“传人”或属某“派”。如学梅兰芳先生的，那叫“梅派”；学余叔岩先生的传人称“余派”。本文要说的这位梁益鸣先生，是学马连良先生的，据说他对“马派”艺术的热爱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从台风到扮相，从剧目到服饰，从唱念到表演，甚至顾盼举止，与马连良无一不似。他算得上是马派超级“模仿秀”了，但是最初梁先生并不是马连良先生的弟子，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学艺经历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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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于1915年农历7月16日出生于北京郊区通县小甘棠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四口人，有两间土房和几亩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他5岁那年（1920）京东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为了老婆孩子，父亲到开滦煤矿做煤矿工人。第二年，因矿井塌方，父亲右臂被砸断而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母亲望着失去右臂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只好到京城当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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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学些技术，养活自己，梁益鸣刚满8岁，母亲就把他送到在北京天桥“群益社”科班管事的姨夫张起家，正赶上群益社科班成立不久正在收徒，于是张起为梁写了关书（入科时的文书），梁益鸣从此踏上了京剧艺术之路。他本名叫梁大龙，进科班学戏，沿“益”字排行，改名叫梁益鸣，先学武生后学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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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社共招收了五十多个学生，社里在天坛西坛根租了9间平房，师父们占去3间，其余6间则是五十多名孩子吃饭、睡觉、练功、上课、排戏的场所。孩子们挤在一条大炕上，睡觉时连翻身都困难。这还不算苦，最苦的是学戏时经常挨师父棒打鞭抽。旧社会学戏，俗称“打戏”。记不住词儿，唱跑了调，动作不准确，都要挨揍。有一次，梁益鸣跟师父学《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四句“流水板”：“把头的儿郎要令箭，翻身下了马雕鞍。背后取出金批箭，把关的儿郎你们仔细观。”这四句唱难度并不大，但梁益鸣学了多遍仍然走调，师父见此情形，抡开双臂，左右开弓，扇了他多记耳光。11岁的梁益鸣顿时口吐鲜血，还不敢哭出声来。打完后，师父让他在院里站桩，大冬天冻得他手脚麻木，嘴唇发青，一动也不敢动。这种惩罚在科班里是常事儿。群益社还有个制度叫“打通堂”，即一个孩子学戏不用心或是做错了事，大家都得跟着挨打。为了《四郎探母》四句唱词，全班跟着梁益鸣挨了两次通堂，他自己则被打得晕死过去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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