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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虽天赋不佳,缺乏灵气,但韧性强,有股执拗劲儿。这韧性和执拗劲儿又恰是一般天赋优越、资质卓异的孩子所不具备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水滴石穿,几年后,他成了戏班的台柱子。出科后曾到天津、河北、上海等地跑码头演出。1937年“七七事变”后,梁益鸣回到北京,与武生演员张宝华(梁益鸣姨夫张起的儿子)组成鸣华京剧团,长期在天桥天乐戏园演出。他对艺术很有悟性,非常认真,善于调整自己。开始上演余派戏《珠帘寨》《洪羊洞》,谭派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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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学习马派艺术纯属偶然。1938年,他在新新戏院(即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看了一次马连良、郝寿臣、张君秋、马富禄、叶盛兰等先生合作演出的京剧《串龙珠》(原名《反徐州》,为晋剧本。1938年丁果仙把剧本赠给了马连良,由吴幼荪执笔,改编成京剧)后,被马派艺术所吸引。自打这以后,只要有马连良先生的演出,他一定去看,买不到坐票,站一晚上也要把戏看完。回家后,他凭记忆把马先生演出的整个过程从头过一遍,一招一式地演练,他还购买不少马连良的唱片,边放边模仿。为了能够较好地把握马派艺术的真谛,他不惜重金聘请对马派艺术研究有素的专家给自己说戏,还向马连良先生的师友如萧长华、姜妙香、于连泉、郝寿臣、侯喜瑞、马富禄、刘连荣、赵荣琛、叶盛兰、迟金声、刘雪涛等人求教,甚至那些年纪比自己小,艺龄比自己短的马派弟子,他也登门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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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苦苦揣摩,梁益鸣从剧目演出到表演风格等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到了马派艺术的精髓。他不仅可以轻松地演出《借东风》《空城计》《春秋笔》《清风亭》《十道本》《将相和》《淮河营》《四进士》《苏武牧羊》《十老安刘》《龙凤呈祥》《打渔杀家》《六出祁山》《胭脂宝褶》等一系列马派常演剧目,即使马连良先生早年演出过的而后来久辍舞台的《南天门》《火牛阵》《骂王朗》《淮安府》《朱砂痣》《武乡侯》《四郎探母》《游龙戏凤》《舍命全交》《二堂教子》等,他也通过各种间接渠道记录了下来,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融合吸收,在天桥实践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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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国共内战结束,马连良先生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状态,直到1951年10月从香港回到北京。在此期间,北京的众多的马派戏迷们看不到马连良先生的演出,而梁益鸣则在天桥大唱特唱马派的剧目,并且模仿得惟妙惟肖,于是乎,戏迷们奔走相告,一股脑地直奔天桥去听梁益鸣唱戏。果然不负众望,“天桥马连良”的声誉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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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马连良先生不为台湾当局高薪邀请所动,毅然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内地。1952年,梁益鸣与张宝华仍以鸣华京剧团申请组团演出。梁益鸣不但在艺术上肯下功夫,对于剧团的经营也有独到之处。那时的剧社、剧团很多,但能够赚到钱的寥寥无几,可鸣华京剧团由于人员少而精,演出多而密,加上勤俭办团,节约开支,因而资金积累甚丰。每年都赢余十多万元用作公益金(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团还积余资金五十余万元),这笔钱是大家劳动的结果,属集体所有。谁也没想过要把这份巨额积余分光吃尽,而是决定把它用来建设剧团,添置设备,购置灯光道具,培养京剧事业接班人。50年代中期,剧团以近六十万元的公共积累资金,定做了全套的苏绣蟒、靠、袍、褶、盔、带、履等男女各色服装近百件,使舞台面貌焕然一新。光男女短打衣裤就有上百套之多。此外还招收了京剧学员五十余名,用“以团养班”的办法,负责学员的吃穿住用全部开支。后来曾一度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小生演员李士明、花脸演员宋宝奎、武净演员顾金水、武生演员黄胜春、武丑王世则、青衣吴小平、老旦林雅文、武丑张少华、花脸侯宪政,以及鼓师和顺保等等,都是该团自力更生培养出来的京剧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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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自从迷上马派艺术后,就多次想拜马连良为师。可惜由于当时旧传统束缚,京剧界有大街南北之分,即以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身份高,街南身份低,街北的演员绝不到街南演戏,街南演员也没有资格到街北去演出。梁益鸣多次托人去说,都遭马连良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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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梁益鸣如愿以偿,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梦庚知道了梁益鸣多年学马派并想成为马连良入室弟子的愿望之后,出面斡旋。他向马先生讲述了梁益鸣私淑马派艺术的经过和夙志,又谈了个人的看法和建议。马连良颇受感动,但转而又想,梁益鸣将近半百之年,艺臻稔精,对于收下这个徒弟该如何施教颇感棘手。对此,张梦庚先生耐心地给马先生做工作,梁益鸣因年岁大固有因袭守旧的缺点,但也有点石成金使之迅速提高的可能,最后,马先生慨然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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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鸣从张梦庚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在其陪同下谒拜了马连良,并商讨了有关拜师事宜。6月初,由梁益鸣的师兄弟们和鸣华京剧团的同仁操持,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文艺界在京的专家名流数百人出席祝贺。梅兰芳、萧长华等艺术大师还讲了话。59岁的老师收了个45岁的门徒,一时被传为佳话。从此,马连良先生倾心尽力向梁益鸣传授马派艺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梁益鸣演出的马派剧目基本上都经过了师傅的认真点拨和调教,梁益鸣在马派艺术的继承上益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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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天,梁益鸣紧步马连良后尘演出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随后,“文革”开始了,马连良因演出了《海瑞罢官》被打入“冷宫”,梁益鸣也因演出该戏被挂上了“黑帮”牌子,剃了阴阳头,接连受批斗,并被遣去劳动改造。从1966年8月起,梁益鸣的工资由150元降为60元,后来干脆被勒令退出京剧团。他忧郁愤懑,于1970年10月离开人间,年仅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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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李桂云:使河北梆子独树一帜于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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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李桂云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时的照片,时年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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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云(1910—?),出生于河北省宁晋县。河北梆子青衣、花旦演员。幼年学艺,11岁登台演出。1927年加入奎德社,是京梆子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北京河北梆子剧团,任团长。1952年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出《蝴蝶杯》,获演员一等奖。此剧于1957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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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梆子腔艺术底蕴深厚,它的观众面很广。梆子是我国360多个戏曲剧种中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大剧种之一。梆子本名乱弹,发源于山西、陕西交界,其声腔有山、陕地区民歌的高亢、激越,以枣木梆叩击,发出“咣咣”声响。后来人们把这种说唱形式称为梆子。明代中叶以来,山、陕梆子随着陕西商帮所开辟的商路向外传播,就产生了秦腔。陕、甘一带古为秦地,人们因而称这种戏曲声腔为秦腔。明末,中原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影响遍及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十余省的范围。值此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时代,高亢激越、节奏爽朗明快、唱词通俗易懂的山、陕梆子很能反映当时的风貌,因而颇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加上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原是陕西米脂人,他酷爱秦腔,义军中又多为西北人,因此,山、陕梆子又随起义军的流动而传播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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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陕西梆子传播各地后,当地的艺人结合地方方言,吸收本地区民间艺术的营养,衍变形成各具特色的梆子声腔系统的各个剧种。到了山西就有了蒲州梆子(南路)、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陕西有同州梆子(东路秦腔),中路、西路和南路秦腔;河南有豫东调、豫西调、南阳梆子,现在人们熟知的豫剧即由河南的梆子衍变而来。河北有直隶梆子、卫梆子、老梆子、蔚州梆子;山东有高调梆子、莱芜梆子;安徽有沙河调、淮北梆子;川北有盖板子(又称弹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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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梆子叫做京梆子,也是明末那时候传到北京来的,在京立足近400年,比徽班进京还要早。京梆子表演大气、脱俗,数百出剧目的底蕴使其唱腔音乐集高亢激昂与细腻委婉于一体,表现力非常强。其保留剧目对其他剧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京剧、评剧等都曾在此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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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三地毗邻,但梆子在不同地区的唱腔又各具特色,如河北的淳厚质朴,北京的清秀委婉,天津的刚健流丽等。但都以北京方言为主,念有韵白、京白之分,但不用“上口字”;唱腔属板腔体,主体板式有大慢板、小慢板、上六板、二六板、留板、锁板等。河北梆子音乐具有高亢激昂、慷慨悲壮的特点。男女唱腔基本相同,青衣、老生唱腔比较丰富,净角唱腔比较简单。主要伴奏乐器有板胡、笛子、笙、梆子等,生腔苍劲悲壮,旦腔高昂激越,净腔粗犷豪放。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地方戏的卫梆子、直隶梆子、京梆子统称为河北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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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擅演悲剧,其剧目和声腔、演唱与表演技艺对众多戏曲剧种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据考,京梆子花旦兼小生田际云(1864—1925)在北京创办小玉成班,开创了梆子、二黄“两下锅”的先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筱翠花、芙蓉草、李桂春等都是在清末民初从梆子演员改习皮黄的。足见梆子、京剧长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之一斑。同京剧一样,早先河北梆子班社中是没有女演员的,出现第一批女演员,大概是在清末民初。女演员的出现使得河北梆子的唱腔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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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新派演员最初集中于天津,因而又称“卫梆子”。这一时期的著名演员有小元元红(魏联升)、小达子(李桂春)、小香水(赵佩云)、金刚钻(王莹仙)、刘喜奎、秦凤云等。20世纪30年代以后,京剧日盛,河北梆子日渐衰微,众多河北梆子名家纷纷到天桥献艺。那时天桥市场先后建有戏园子20余家,如歌舞台、乐舞台、燕舞台、吉祥、升平、魁华、万盛轩、丹桂、天乐、德盛轩、荣华、华安等。歌舞台是天桥第一家戏园子,是郭慎斋、刘春甫等4人于1910年集资购地筹建的,其后又相继建了乐舞台和燕舞台。这三家戏园子都以演出河北梆子为主。歌舞台拥有河北梆子“三大灵芝”之一的名旦崔灵芝和盖陕西、一千红、粉菊花、小吕布、十二旦、老天门亮、小元元红、余德芳等名家,他们各怀绝技,唱作皆佳。其中崔灵芝的《玉堂春》《春秋配》,小元元红的《辕门斩子》《调寇》,一千红的《灯棚换子》《坐楼杀惜》,小张黑的《盗银壶》等等,均有令人叫绝的效果。而乐舞台、吉祥、振仙、升平、魁华等几家拥有李桂云、千盏灯、小马五、贾桂兰(小金刚钻)、小兰舫、张秀琴(张君秋之母)、程永龙、金香翠、刘桂红、黄咏霓(后改唱京剧,更名为雪艳琴)、月明珠(著名京剧演员新艳秋)等。董翠铃、桂灵芝、王宝红、珍珠钻及小兰舫、刘桂红等长期演于丹桂戏院,同样场场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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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京津的河北梆子著名演员有银达子(王庆林)、李桂云、韩俊卿、贾桂兰(小金刚钻)、王玉磬、金宝环、刘香玉等。代表性剧目有《秦香莲》《蝴蝶杯》《王宝钏》《杜十娘》《战北原》《江东计》《辕门斩子》《喜荣归》等。而最有影响的京梆子演员是李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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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云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腔高亢,噪音圆润,深得观众的喜爱。1949年后,李桂云牵头组建丹声社,1951年在丹声社的基础上,她以新中华秦剧团为名建团,1952年更名为新中华河北梆子剧团。因为那会儿河北省的省会在天津,它们的名称就叫作河北梆子。1960年才正式定名北京市河北梆子的剧团,隶属北京市文化局,李桂云为首任团长。这是河北梆子的重要流派“京梆子”的专业团体,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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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前,李桂云率领的河北梆子剧团和北京的戏剧界各剧团相比,无论规模、阵容、影响力,都名列前茅。演员32人,学员5人,乐队10人,舞工人员10人,行政4人,共61人。演员中,20人为女演员,几乎收罗了在京及华北、东北等地有一定知名度的所有演员。在北京市文化局专业剧团备案资料档案里,保存有自1955年至1958年李桂云担纲主演并任团长的“河北梆子”剧团的演职员简历表。以下照录李桂云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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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云,女,团长,45岁(青衣、花旦),没读过书。原籍河北宁晋,时居北京市东城区墙角胡同5号。她13岁习艺,18岁入奎德社,23岁脱离该社,自组班出演数月,复回奎德社;一年后又脱离,赴京沪等地演出,29岁结婚辍演。后因夫妻感情不和而离异。北京解放后,组织丹声社,再度出演。1951年丹声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的辅导下,改组为新中华秦剧工作团,任团长兼团委会主委等职。1952年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获演员一等奖。1953年赴朝向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1954年向解放军作慰问演出。同年参加北京市第一届戏曲会演,亦复得演员一等奖。她是河北梆子演员中唯一的一个北京市文化局评定的一级演员,曾被选为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大会代表;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大会代表;北京市文联理事会理事;并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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