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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先生要我亲自打开画卷清点画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摊开了五十多幅油画。我说：“公使先生和王秘书，我太感激你们了。你们喜欢哪几幅，请留下做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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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先生恳切地说：“您的好意我领受了。我认为画就是画家的生命，我不能要。我很快慰，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给一个孤儿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第二件好事，就是使您找到了失而复得的这些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画。因为这两件事都是通过我而成人之美的，这是我非常欣慰的。”真的，公使先生这种助人为乐的善举使我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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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北平艺专向后方迁移。9月，我在杭州接到赵太侔来电，要我立即到江西庐山牯岭办学。我把妻女安顿在上海以后，只身赶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逃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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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女儿沙娜给我一块马蹄铁。这是我去长城的路上拾到的，她要我随身带着。因为在欧洲，马蹄铁是幸福的象征。但是，在中国，这块象征幸福的马蹄铁，却差点要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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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一到南昌火车站，警察见我西装革履，就涌上来检查我的皮包，他们发现一张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学生证。在学生证上，我的名字写得很草，像“常青川”似的。据说这个常青川，是当时江西地下党的一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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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问我：“你叫常青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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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避免麻烦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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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我不但怀疑，而且当共产党来处理，翻箱倒箧，又把我的皮包翻了一遍，发现女儿沙娜给我的那块马蹄铁。他们说：“你带马蹄铁干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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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在欧洲这是幸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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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信，硬说马蹄铁是特务用的联络记号，是什么信号之类的东西。他们不让我走，把我押到警察厅看守所拘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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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南昌很热，夜里睡不着觉。我想这一回不得了啦！他们把我认做“常青川”，又把马蹄铁视为信号，看样子凶多吉少了。怎么办呢？我掏出几块大洋给一个小警察，叫他替我给武汉的国民党教育部打电报。第二天清早，我的行李到了，教育部部长的电报也来了，警察们检查了我的聘书，才把我释放。我立即赶路前去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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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牯岭后，与赵太侔和江西籍的讲师谭旦均等经过短期筹备，10月在江西牯岭开学。开学不到两个月，由于战乱，牯岭也不能待了，大家商量去湖南，因此又迁至湖南沅陵。这年11月到达沅陵老鸦溪复课不久，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从杭州迁来。1938年初，教育部决定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两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我任委员。从原来的情况看，杭州艺专的人马多，北平艺专的画具多。因为各种关系和矛盾，两校的人合不来。我是杭州人，又在北平艺专执教，所以有关人士想让我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但是，由于派别及许多十分复杂的原因，我左右为难，而且吃力不讨好。国立艺专在沅陵办学的七八个月中，吵闹的事接连不断。我一方面要应付各种烦人的人事纠纷，又要处理大量的办学事务。林风眠和赵太侔因为原来都是校长，有一套原先的人马，除开校务委员会议外，大都住在家中。我成了一个驻校的常务负责人，艰难地处理着办学、生活等多种事务。特别是学校地处沅陵，生活和教学设施缺乏的问题很难解决，合并的两方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坚持分校的立场。是年秋，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八名教授联名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的书面要求。林风眠接到书面要求后当夜独自出走，随即杭州艺专的师生就罢教、罢课，以致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械斗和围殴进步师生的事件。1938年冬，校务委员会撤销，实行校长制，由滕固任校长，赵太侔被聘为实用艺术部主任，我被聘为造型艺术部主任兼西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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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国立艺专迁校至湖南沅陵时，常书鸿夫妇及女儿与师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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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学校开始撤离沅陵。这次近千名师生员工的大搬迁，因教具多和交通工具缺乏，走走停停，整个过程用了几个月，直到1939年春，才搬到云南昆明。在搬校过程中，因滕固生病住院，委托我负责搬迁时期的全校工作。其问搬至贵阳时，2月4日遭遇了日本飞机的空袭。我们住的旅馆被炸毁，旅客炸死几个，幸好，我们师生无人伤亡，但一些校产设备和师生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我的全部书画、藏书也化为灰烬。空袭时，我正在医院探望滕固校长。轰炸后，在一片灰烬中，我仅找回了在巴黎学习和参展时得到的金、银两枚奖牌，另三块也一同被毁了。敌机轰炸时，陈芝秀和沙娜均在旅馆。她母女二人从废墟中死里逃生，作为难民，被贵阳天主教堂收容。女儿沙娜进了天主教会创办的小学上学。天主教堂传教的嬷嬷为法国人，她们母女两个因在法国生活了多年，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因而能够与他们互相沟通。频繁的战乱和生活的颠沛流离，使刚从法国回来的陈芝秀，难以看到生活中的出路，心理上也难以找到需要的平衡。在天主教会稍稍安定的生活照顾和布教活动中，她开始信仰天主教义，不久便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似乎为苦难找到了一种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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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常书鸿全家在昆明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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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常书鸿重振精神，与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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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经过几个月筹备，先暂借昆华小学校址开学，后迁往昆明附近的安江村。在昆明期间，我曾去越南河内为学校采购了一部分昆明买不到的油画颜料、画布、画笔等，以使师生能开展一些学习和创作。我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分作品。在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王逊、颜良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欣赏及促成下，1940年秋在昆明举办了一次《常书鸿个人油画展览会》，展出了来云南后作的油画、水粉画共三十余幅，主要有人物画《家庭像》、《沙娜像》、《梳妆》和风景画及静物《平地一声雷》、《丁香花》、《云南腊肝菌》、《仙人掌》、《葡萄》、《安江村溪》等，获得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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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艺专的第二次风潮后，滕固校长辞职，由吕凤子任校长，并于后来迁校于四川重庆。重庆，这个被国民党定为“陪都”的山城，权贵如云，白天虽然频繁地有空袭警报，晚上仍然通宵达旦地过着灯红酒绿的无耻生活。目睹这种情况，不由得使我忆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题临安邸》的诗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国家的危难，权贵们并没有系于心头。而我却忧心忡忡，一颗艺术家的心得不到一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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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后方的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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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在任命吕凤子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吕凤子曾提出对滕固所聘教授职位全部无效的条件，我和秦宣夫、王临乙、李瑞年等未被继续聘任而被解职。到重庆后，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我和其他被解聘的艺术教授都成为其委员，由张道藩任主任，并让我担任秘书。张道藩把他的印章也交给了我。这是一个闲差事，有时间我就和几个朋友从事油画创作。这是我回国以后比较安定的一段生活，得以从事一两年油画创作。我很喜欢嘉陵江边那种熙熙攘攘、杂乱无章的市容，有时在码头上散步，看江水翻滚着愤怒的波浪，咆哮着向东流去。山城重庆的江岸很高，码头工人沿着“天梯”般的石阶，肩负着沉重的货物；轿夫们抬着大腹便便的财主，他们嘴里哼着号子，遍身淌着油汗，踏着艰难的缓慢的脚步，一步一步地登上走不完的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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