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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常书鸿到重庆沙坪坝凤凰山安家后，长子常嘉陵出生。这是他们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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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那个在祖国西北角的敦煌，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地从国外投奔祖国的敦煌。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即。要登上石窟所在的三危山，我的面前还横亘着一条多么漫长的难以攀登的嶙峋险阻的山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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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由美术教育委员会支薪的委员大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从事一些创作活动，一年多来也画了不少的画。1941年夏季，在四川成都任国民党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来看我，想请我去筹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我虽没有答应，但还是同意了他要我去成都写生和开画展的要求。我在成都及灌县、郫县青城山等地画了三四十幅油画风景写生和水彩画。这次成都画展，郭不仅操办，也撰文介绍，获得极大成功。画展真可谓是享誉蓉城，但却引起了张道藩的妒忌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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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所属的美术教育委员会里任职期间，张道藩叫我在文化会堂上画一张孙中山的像，我答应了，后来他又叫我画国民党党史，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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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对国民党党史不了解，怎么能画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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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说：“那你就加入国民党吧，不解决组织问题，怎么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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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加入国民党。如果要加入的话，在巴黎早就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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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不乐意了，说：“你回国以后，要不是我关照，你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国民党，能有你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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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听他的话。我说：“我是画画的，不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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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着急了，他拿出一大沓入党表格来，搁在我的办公桌上。他说：“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以身作则，除去你自己要入党外，还要通过你发展一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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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理睬他，照样画我的画。因为我不肯按照张道藩的意思去办，不久，张就同我发生了冲突。有一天晚上，张道藩故意找茬问我：“你用我的图章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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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领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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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的图章很重要，不能乱用；以后用他的图章，要有记录，要向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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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高兴地说：“我是画画的，干不了秘书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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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相信你，才叫你用我的图章。”他又逼着我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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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气愤地说：“我不是这块料，不干啦！”我从抽屉里取出他的图章来，当场交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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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也生气了，把脸憋得通红，说：“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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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来说去，我这人当不了秘书。”我硬把印章退还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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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印章收走。从此以后，我对张道藩就疏远了，他对我也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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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破釜沉舟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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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也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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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这块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这是当地腐败的官吏和奸商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出卖祖国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诸如此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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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负责研究所的工作？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做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不肯西出阳关去担当这份喝西北风的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