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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高兴地说：“我是画画的，干不了秘书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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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相信你，才叫你用我的图章。”他又逼着我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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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气愤地说：“我不是这块料，不干啦！”我从抽屉里取出他的图章来，当场交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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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也生气了，把脸憋得通红，说：“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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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来说去，我这人当不了秘书。”我硬把印章退还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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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办法，只好把印章收走。从此以后，我对张道藩就疏远了，他对我也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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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破釜沉舟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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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也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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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这块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然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这是当地腐败的官吏和奸商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出卖祖国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诸如此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对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应付舆论，装饰门面，重庆政府被迫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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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负责研究所的工作？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僚们只会做官当老爷，决不肯离开“安乐窝”，不肯西出阳关去担当这份喝西北风的无名无利的苦差事。再说，他们中也的确没有“懂行”的人，就只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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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同我谈起去敦煌工作的是当时在监察院当参事的陈凌云。他是我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1934年夏，他到法国考察战后法国救济事业，来巴黎找我做他的翻译。因为那时中国大使馆抽不出人来，我陪他参观并为他翻译了不少资料。他说回国发表时用他和我两人的名义，他回国后出版时却只署上他个人名字。1942年在重庆，有一天我去裱画，恰巧碰上了姓陈的。见面时我没有理睬他。他却对我说以后要来看望我，他现在是监察院参事。事隔两个月之后，他真的来找我了。他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次找你，我有正经的事情。你不是想去敦煌吗？现在机会来了。于右任建议教育部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青新五省检察使高一涵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接着，他还向我赔礼道歉一番，表示他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去敦煌。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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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同梁思成教授、艺术家徐悲鸿大师商谈此事。梁思成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呢！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对我的决心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对我说：“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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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敦煌的工作后，在去敦煌前，曾拜会过于右任先生。他当时任监察院院长。见面时，于右任先生谈起他1940年去西北，专程前往敦煌千佛洞参观考察，发现敦煌作为民族文化艺术宝库，其价值和意义都是伟大和不可估量的。因此，考察结束后，他就打报告建议将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招收人才成立敦煌学院，对敦煌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他对我下决心去荒漠戈壁中的敦煌十分赞赏。他说，他看到千佛洞，发现这是座包括4世纪到14世纪上千年久远的文化艺术宝库，在整个世界上是罕见的，所以不管国家如何穷都要设法保护。但是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生活十分艰苦，如果是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那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要有一个从事艺术，又爱好艺术的人到敦煌去干才可以放心。他说，你在国外很久，走的地方很多，看到的东西也很多，你一定会对这个世界少有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感兴趣而能坚持这一工作。要坚持，因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关系到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等各种复杂的学问，不是一手一足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所以必须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工作。当然，说到研究工作，那里的环境也是困难的。因为自1900年敦煌的宝藏被发现后，英、法、俄、日、美等国家的所谓专家学者都争先恐后地到那里去寻找石室宝藏，然后根据劫得的文物进行研究，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敦煌的佛教艺术和写经的有关历史、文艺、宗教等各方面的著作，而且已有“敦煌学”之称。于右任先生建议，敦煌研究所成立以后的研究工作，必须以它所涉及的文化、历史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但现在敦煌石室的密藏已被外国人拿走了，所以研究其他有关民族文字、交通、地理等专题，必须购置中外有关敦煌的书籍，而这些书籍现在还不易购得，只能待以后再说了。他说，现在敦煌千佛洞除了几百个各时代的石窟外，只有上、中、下三个寺院，目前的工作先从保护开始，同时清除积沙，修理栈道桥梁，保护千佛洞林木。研究工作可以从临摹壁画和塑像开始，然后进行研究。我十分赞成于右任先生的想法。他最后对我说起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定。他说，在报告中他写道：“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在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提议通过后，交由教育部办理。是时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而改设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并不是我原来的意图。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西北又是全中国很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的意见是西北必须有一个研究民族文化历史，培养民族干部的机构……当然，你是一个艺术家，也许对西北边疆的民族文化的问题现在还了解不多，但只要你到了兰州以西的青海、新疆等地方，你与这些边疆的少数民族相处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希望我在去敦煌之后，不仅在敦煌保护研究上，在关于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设立上能考虑一个意见，打一个草稿。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谈话后，于右任先生还招待我吃饭。以后我曾两次见到于右任先生。一次是我到敦煌后，为保护莫高窟元代六字箴言碑不致因捶拓过多，而请人制了一个缩印铜版，用于大量印刷，以应酬前来索取六字箴言碑碑文拓片的人，为此，请于右任先生在缩印的碑上写了一个题记，一起制版。第二次是1948年在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时，他来参观展览，并在纪念册上题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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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在这里提一下的是，关于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事。在我去敦煌后的1944年冬，遵于右任先生的嘱托，我抽空开始考虑边疆民族文化学院的设计草案。这一设想，我在兰州筹备敦煌研究所时曾和高一涵交谈过。高一涵也了解于右任先生的这一设想。认为这是于老一向的意见，也曾对他谈起过，但一直没有时间办。高一涵知道国民党在做民族工作方面那种贪污腐败的工作作风，但他的方法也没有脱离大汉族主义的“以夷制夷”的思想范畴。我起草的这个方案是边调查边写的，断断续续直到1946年才完成。因为自己是搞艺术工作的，整个地看，这个方案还是偏重或强调了民族艺术的部分，尤其强调了敦煌艺术对民族艺术的重要意义，提议选拔在全国美术院校学习中国画的学生来敦煌学习研究，以繁荣我们的人物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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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要到敦煌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长途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中，经受了各种难以名状的人间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验，以自己的忠贞和毅力，创建了千古传颂的业绩。我当然是不能和他们相比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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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筹委会这一艰巨的任务，靠我这个筹委会副主任一个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组成一个工作班子。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有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合作者。当我把这个要求向主管部门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时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甘肃兰州）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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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重庆物色我的合作者。结果，我又碰到一个骗子和一个自私的文人。有一个是当时中央通讯社的摄影主任。他对我说，他同头头搞不好关系，正在闹别扭，他愿意跟我去敦煌，并保证三年之内把敦煌壁画全部用摄影反映出来。我问他要买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买。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摄影器材。我在通讯社工作，可以借出一套器材来。”他说得天花乱坠，骗取了我的信任。还有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是搞美术史的，他说也要去。这个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这两个人跟我一起去敦煌，一个把拍摄的照片资料全部带走了（现在这批照片资料在美国某博物馆），一个把自己所考察记录的关于供养人题记的资料也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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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落实和组织人员以外，最关键的仍然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落空。教育部对我们除了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我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发誓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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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1942年为常书鸿画展题字作序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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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重庆前的这次画展，共展出四十余幅油画。有一部分在云南等地画的风景和静物，还有1941年起在重庆创作的作品，如回忆贵阳遭受敌机轰炸的作品《是谁炸毁我们的》、《四川一农民》以及静物、风景和人体习作等等。画展由徐悲鸿写序，称赞我为中国“艺坛一雄”。序文说：“油绘之人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在留学国，目灿艺事之衰微；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常先生留学巴黎近十年，师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先生，归国之前，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吾友干米叶·莫葛蕾先生曾为文张之。莫葛蕾先生，乃今日世界最大文艺批评家，不轻易以一字许人者也。法京国立外国美术馆亦购藏陈列常先生作品，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常先生工作既勤，作品亦随时随地为人争致，难以集合。兹将有西北之行，故以最新所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物之属，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陪都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耳目也。”画展开幕之日，徐悲鸿抱病前来，并当场挑选了一幅静物，后来他送给我一幅国画《五鸡图》，作为我们互赠的纪念品。这次即将西行的告别画展，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展出的四十余幅油画售出不少，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需的几万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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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七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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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6年为前往敦煌而回国，经过六年的坎坷风雨，而如今就要实现西去敦煌的理想，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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