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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筹委会这一艰巨的任务，靠我这个筹委会副主任一个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组成一个工作班子。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有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合作者。当我把这个要求向主管部门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时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甘肃兰州）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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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在重庆物色我的合作者。结果，我又碰到一个骗子和一个自私的文人。有一个是当时中央通讯社的摄影主任。他对我说，他同头头搞不好关系，正在闹别扭，他愿意跟我去敦煌，并保证三年之内把敦煌壁画全部用摄影反映出来。我问他要买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买。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摄影器材。我在通讯社工作，可以借出一套器材来。”他说得天花乱坠，骗取了我的信任。还有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是搞美术史的，他说也要去。这个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这两个人跟我一起去敦煌，一个把拍摄的照片资料全部带走了（现在这批照片资料在美国某博物馆），一个把自己所考察记录的关于供养人题记的资料也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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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落实和组织人员以外，最关键的仍然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落空。教育部对我们除了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我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发誓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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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1942年为常书鸿画展题字作序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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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重庆前的这次画展，共展出四十余幅油画。有一部分在云南等地画的风景和静物，还有1941年起在重庆创作的作品，如回忆贵阳遭受敌机轰炸的作品《是谁炸毁我们的》、《四川一农民》以及静物、风景和人体习作等等。画展由徐悲鸿写序，称赞我为中国“艺坛一雄”。序文说：“油绘之人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在留学国，目灿艺事之衰微；在祖国，则复兴之期待迫切。于是素有抱负，而生怀异秉之士，莫不挺身而起，共襄大业。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常先生留学巴黎近十年，师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先生，归国之前，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吾友干米叶·莫葛蕾先生曾为文张之。莫葛蕾先生，乃今日世界最大文艺批评家，不轻易以一字许人者也。法京国立外国美术馆亦购藏陈列常先生作品，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常先生工作既勤，作品亦随时随地为人争致，难以集合。兹将有西北之行，故以最新所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物之属，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陪都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耳目也。”画展开幕之日，徐悲鸿抱病前来，并当场挑选了一幅静物，后来他送给我一幅国画《五鸡图》，作为我们互赠的纪念品。这次即将西行的告别画展，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展出的四十余幅油画售出不少，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需的几万元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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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七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等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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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6年为前往敦煌而回国，经过六年的坎坷风雨，而如今就要实现西去敦煌的理想，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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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四章 初寓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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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沿着河西走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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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我只身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飞往西北高原的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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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的西北高原，一派空旷萧条的凄凉景象。奔腾咆哮的黄河，冰雪初封，显得格外驯服、平静。河边上停放着几架破旧的木轮大水车，挂在车上的竹罐子在呼啸的西北风里发出一阵阵嘶鸣，像是诉说着什么悲凉的遭遇。古城兰州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或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几辆包着青棉布棚的马车，吱吱哑哑地在雪地上碾过；还有几辆马拉的水车，车上一个大木桶，后面有一个出水口，从木塞上滴出的水结成了冰凌，这是从黄河中取水供给居民使用的。在这样的气氛中，我顿生一种凄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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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任五省检察使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的高一涵来我下榻的励志社看我。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带我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西北军的朱绍良、省参议会议长张鸿汀（兼《甘肃省通志》主编）、老历史学家慕少堂以及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等。谷正伦当面指示甘肃省教育厅大力帮助，在原筹备组成员王子云未到时，由郑通和调来天水中学校长李赞亭任秘书，并责成省交通厅和西北公路局负责解决今后敦煌和兰州的交通问题，因当时兰新公路只经过安西，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没有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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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在兰州召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当时有人提议将研究所所址设在兰州。我说：“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我向于右任也反映了这个意见。于右任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他提议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所以不能离开千佛洞。这样一来，一些原来想在这问题上打个人算盘的官员脸上就挂起了冰霜，结果对于我提出的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使许多工作难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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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于长期去那里工作，则更是望而却步，无人问津了。一天，一个偶然机会，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他一见如故，欣然应允随我前往敦煌，并且又由他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我们一块儿去。有了两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多啦。我内心感到很欣慰。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由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名叫刘荣曾。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我只有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半个钟点以后，才有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他愿意去敦煌。他说他原在武威工作，因为受到马家迫害才来兰州的。这一下总算解决了班子问题！班子虽然不大，但也“五脏俱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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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离开兰州的前三天，龚祥礼兴高采烈地跑来，让我看一份已购置的物品清单，有纸、墨、笔、颜料、尺子、图钉、圆规等，虽然少得可怜，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了。有了队伍，又有了这份家当，可以干一番事业了。记得我当时很感慨地说，能搞到这些物品，真是不错了。不要忘记，这是在抗战的大西北后方，靠这点物品，只要艰苦奋斗，照样可以搞出好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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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20日清晨，我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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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汉武帝为抵御匈奴所建的“河西四郡”之一。从兰州到敦煌，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三郡，每郡之间相距约五六百华里。按古代中国长途交通驿站的标准行程（也是人畜皆可以完成的行程），是每日七十华里，这样，约需半月行期。但是，我们乘着现代化的汽车，却一共走了一个来月，主要是因为当时乘的是老式而破旧的“羊毛车”（前苏联支援的一种汽车，因用西北羊毛交换而得名），机器陈旧，又缺少零件，路上经常抛锚，司机还沿途运私货，技术也不高明，加上道路坎坷，因而还赶不上人畜的速度。行速之慢虽然给我们带来不少困苦，却也增加了不少观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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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兰州西行，过永登后使进入了祁连山脉中通向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这里地势逐渐升高，气候也更加寒冷，沿途村烟稀少，谷野荒凉。几天之后，越过乌鞘岭，我们来到武威郡，也就是古代的凉州。这里曾是十六国时期西北的佛教中心。前秦沮渠蒙逊占据此地后，自立为王，号北凉。为巩固政权，他利用来自西方的佛教来统治劳动人民，故而佛教事业昌盛。在凉州至今保留不少古寺庙和石窟。天梯山石窟就是著名的沮渠蒙逊时代建造的石窟寺，其内容、结构与艺术风格和新疆赫色尔及敦煌千佛洞的早期艺术作品有极为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素有“银武威”之称的富庶城市，如今在军阀马步芳兄弟马步青的统治下，已变得城乡凋敝，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了。马步芳不仅挑起民族矛盾，破坏生产，而且肆意拆毁古建筑和盗窃墓葬文物。我在兰州时就听说，马步芳曾派一连步兵，把敦煌石窟封锁了三天三夜，将所有唐代、元代的佛塔基座挖掉，搜索密藏，还挖走了一座五代时候曹议金家中的银质宝塔和一只天禧二年的宋代白瓷瓶，以及其他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这个土皇帝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却贫穷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我们在汽车站，亲眼目睹了这种悲惨景象：人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特别是车站上的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孩子，竟然在冰天雪地里只穿着破烂不堪的棉上衣，腿、脚都完全裸露着。他们拖着冻成紫红色的肢体，提着装有烧洋芋和熟鸡蛋的破篮子，争着向旅客叫卖。那嘶哑颤抖的声音和那凄惨的饥寒景象，真令人不忍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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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西行的第二郡是历史上较武威更为富有的甘州城，又称“金张掖”，但如今已是到处充满贫穷落后，“银武威”不“银”，“金张掖”不“金”了。沿途所见，满目凄凉，田野中几簇干枯的小灌木在寒风中颤抖，沙土堆像荒冢起伏，偶尔遇到一两个身披羊皮的老农，蜷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我们在孤独、寂寞的伴随下，无言地走向斜阳落日、黑水长流的远方。历史记载，公元400年4月16日至7月15日，高僧法显西行过张掖时曾在这里坐夏。这里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之一，曾有不少佛塔和寺院的遗迹，早期石窟马蹄寺就在附近。但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古香古色、雕梁画栋的街道建筑和寺院楼阁，正在由于扩建马路而横遭破坏。（这些民族民间建筑遗产，第二年在国民党“开发西北”建筑兰新公路的口号下全部拆毁，荡尽无存。）看着那些千百年来显示着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艺术结晶在刀劈斧砍中倒下，在尘土飞扬中湮没，心中凄楚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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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掖至酒泉的途中，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黄昏时分，我们的汽车正在路上颠簸，忽然有一个农民带着一个乘小毛驴的妇女拦车。他们苦苦哀求，说妇女怀中的小孩得了急病，想搭车赶到城里医治。这时车厢里虽然已挤得水泄不通，但大家还是硬挤出一个空档，让这个妇女坐了上来。汽车在寒冷的夜间行驶，戈壁滩上的风沙夹着冰冷的雪花刀割一样地抽打着车上的人。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就像一袋袋没有生命的货物一样堆在那里。鼻子里呼出的热气马上被冻成冰花，黏结在鼻孔周围，渐渐堵塞，使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车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只有风声、破烂羊毛车的马达声和沙粒打在羊皮衣上的声音混杂着在耳边鸣响。在这些声音里，我隐隐约约地开始听到孩子的哭声，在刺骨的狂风中渐渐熄灭了，不久又听到那位妇女的凄酸的哭泣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渐渐地，我在极度寒冷中朦胧地睡着了。清晨，那位妇女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原来，她怀中有病的婴儿已在半夜冻死了。眼前的惨剧使我心情沉重。我不由得联想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几经危难；4世纪时的法显和尚到西域取经，同样沿此路前行，他的同伴惠景和尚在翻越葱岭时，惨死在风雪严寒之中。著名的唐代名僧玄奘，也在这里买了一匹好马，他想西行时安全度过布隆吉尔有名的风口，临走时碰到一个经常由酒泉走哈密的老人，看了玄奘那匹新买的马说：“这匹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倒是好的，但不能走戈壁和风口，它不识路，不识水，到哈密去很危险，不如我这匹老马好。”玄奘听到老人的话很感动地说：“对了！你说中要害，我愿意换你的老马。”果然，玄奘在安西迷失道路，在马上昏迷，还是老马把他带到疏勒河水地边，拯救了他的生命。在《西域记》中，他记述九死一生的危难险恶，也就是指这段沙漠行路的艰辛。在这条千百年来的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多少荣辱盛衰，又掩埋了多少行人尸骨。而现在，偏安重庆的国民党达官显贵们，也许正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上狂欢醉饮，或者正面对着巧取豪夺的金银财宝大喜过望。但此时此刻，在贫穷落后的塞外，又一条幼小可怜的生命，被贫穷困苦湮没在寂寞的荒野，永无声息地消失了。这辽阔的大西北，为什么竟如此充满着荒凉、贫穷、灾难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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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郡是汉代建立的历史名城。汉代名将班超在塞外征战20年后，曾上书武帝说：“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也遗留有汉、魏、十六国、隋、唐等各朝代的大量历史文物。如酒泉西北侧的黑水国，即汉代的沙漠古城。人们曾在那里发掘出大批文物，如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生活情况，也展现了各国之间东西友好往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在酒泉城附近的文殊山上，有一个十六国时期北凉沮渠蒙逊修建的石窟寺，寺中文物富有中国早期壁画和彩塑特点。酒泉城西北的嘉峪关是明代所建的通向西陲的城关，也是封建社会流徙犯人的边卡；一出此关，眼前即是一片茫茫无垠的戈壁瀚海了。当地人们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它反映了当地劳动人民为谋生存而西渡流沙，难卜生死的悲惨命运。酒泉盛产一种夜光杯，用当地一种玉石制作，杯身细薄，斟上酒后，灯光下透过杯壁可清晰地看到杯中酒的颜色，奇巧玲珑，名誉古今中外。盛唐诗人王翰在一首《凉州词》诗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见夜光杯已久享盛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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