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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汉武帝为抵御匈奴所建的“河西四郡”之一。从兰州到敦煌，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三郡，每郡之间相距约五六百华里。按古代中国长途交通驿站的标准行程（也是人畜皆可以完成的行程），是每日七十华里，这样，约需半月行期。但是，我们乘着现代化的汽车，却一共走了一个来月，主要是因为当时乘的是老式而破旧的“羊毛车”（前苏联支援的一种汽车，因用西北羊毛交换而得名），机器陈旧，又缺少零件，路上经常抛锚，司机还沿途运私货，技术也不高明，加上道路坎坷，因而还赶不上人畜的速度。行速之慢虽然给我们带来不少困苦，却也增加了不少观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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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兰州西行，过永登后使进入了祁连山脉中通向古代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这里地势逐渐升高，气候也更加寒冷，沿途村烟稀少，谷野荒凉。几天之后，越过乌鞘岭，我们来到武威郡，也就是古代的凉州。这里曾是十六国时期西北的佛教中心。前秦沮渠蒙逊占据此地后，自立为王，号北凉。为巩固政权，他利用来自西方的佛教来统治劳动人民，故而佛教事业昌盛。在凉州至今保留不少古寺庙和石窟。天梯山石窟就是著名的沮渠蒙逊时代建造的石窟寺，其内容、结构与艺术风格和新疆赫色尔及敦煌千佛洞的早期艺术作品有极为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素有“银武威”之称的富庶城市，如今在军阀马步芳兄弟马步青的统治下，已变得城乡凋敝，田园荒芜，民不聊生了。马步芳不仅挑起民族矛盾，破坏生产，而且肆意拆毁古建筑和盗窃墓葬文物。我在兰州时就听说，马步芳曾派一连步兵，把敦煌石窟封锁了三天三夜，将所有唐代、元代的佛塔基座挖掉，搜索密藏，还挖走了一座五代时候曹议金家中的银质宝塔和一只天禧二年的宋代白瓷瓶，以及其他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这个土皇帝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却贫穷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我们在汽车站，亲眼目睹了这种悲惨景象：人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特别是车站上的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孩子，竟然在冰天雪地里只穿着破烂不堪的棉上衣，腿、脚都完全裸露着。他们拖着冻成紫红色的肢体，提着装有烧洋芋和熟鸡蛋的破篮子，争着向旅客叫卖。那嘶哑颤抖的声音和那凄惨的饥寒景象，真令人不忍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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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西行的第二郡是历史上较武威更为富有的甘州城，又称“金张掖”，但如今已是到处充满贫穷落后，“银武威”不“银”，“金张掖”不“金”了。沿途所见，满目凄凉，田野中几簇干枯的小灌木在寒风中颤抖，沙土堆像荒冢起伏，偶尔遇到一两个身披羊皮的老农，蜷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我们在孤独、寂寞的伴随下，无言地走向斜阳落日、黑水长流的远方。历史记载，公元400年4月16日至7月15日，高僧法显西行过张掖时曾在这里坐夏。这里也是魏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之一，曾有不少佛塔和寺院的遗迹，早期石窟马蹄寺就在附近。但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古香古色、雕梁画栋的街道建筑和寺院楼阁，正在由于扩建马路而横遭破坏。（这些民族民间建筑遗产，第二年在国民党“开发西北”建筑兰新公路的口号下全部拆毁，荡尽无存。）看着那些千百年来显示着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艺术结晶在刀劈斧砍中倒下，在尘土飞扬中湮没，心中凄楚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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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掖至酒泉的途中，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黄昏时分，我们的汽车正在路上颠簸，忽然有一个农民带着一个乘小毛驴的妇女拦车。他们苦苦哀求，说妇女怀中的小孩得了急病，想搭车赶到城里医治。这时车厢里虽然已挤得水泄不通，但大家还是硬挤出一个空档，让这个妇女坐了上来。汽车在寒冷的夜间行驶，戈壁滩上的风沙夹着冰冷的雪花刀割一样地抽打着车上的人。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就像一袋袋没有生命的货物一样堆在那里。鼻子里呼出的热气马上被冻成冰花，黏结在鼻孔周围，渐渐堵塞，使人的呼吸都感到困难。车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只有风声、破烂羊毛车的马达声和沙粒打在羊皮衣上的声音混杂着在耳边鸣响。在这些声音里，我隐隐约约地开始听到孩子的哭声，在刺骨的狂风中渐渐熄灭了，不久又听到那位妇女的凄酸的哭泣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渐渐地，我在极度寒冷中朦胧地睡着了。清晨，那位妇女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原来，她怀中有病的婴儿已在半夜冻死了。眼前的惨剧使我心情沉重。我不由得联想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几经危难；4世纪时的法显和尚到西域取经，同样沿此路前行，他的同伴惠景和尚在翻越葱岭时，惨死在风雪严寒之中。著名的唐代名僧玄奘，也在这里买了一匹好马，他想西行时安全度过布隆吉尔有名的风口，临走时碰到一个经常由酒泉走哈密的老人，看了玄奘那匹新买的马说：“这匹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倒是好的，但不能走戈壁和风口，它不识路，不识水，到哈密去很危险，不如我这匹老马好。”玄奘听到老人的话很感动地说：“对了！你说中要害，我愿意换你的老马。”果然，玄奘在安西迷失道路，在马上昏迷，还是老马把他带到疏勒河水地边，拯救了他的生命。在《西域记》中，他记述九死一生的危难险恶，也就是指这段沙漠行路的艰辛。在这条千百年来的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多少荣辱盛衰，又掩埋了多少行人尸骨。而现在，偏安重庆的国民党达官显贵们，也许正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上狂欢醉饮，或者正面对着巧取豪夺的金银财宝大喜过望。但此时此刻，在贫穷落后的塞外，又一条幼小可怜的生命，被贫穷困苦湮没在寂寞的荒野，永无声息地消失了。这辽阔的大西北，为什么竟如此充满着荒凉、贫穷、灾难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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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郡是汉代建立的历史名城。汉代名将班超在塞外征战20年后，曾上书武帝说：“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也遗留有汉、魏、十六国、隋、唐等各朝代的大量历史文物。如酒泉西北侧的黑水国，即汉代的沙漠古城。人们曾在那里发掘出大批文物，如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生活情况，也展现了各国之间东西友好往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在酒泉城附近的文殊山上，有一个十六国时期北凉沮渠蒙逊修建的石窟寺，寺中文物富有中国早期壁画和彩塑特点。酒泉城西北的嘉峪关是明代所建的通向西陲的城关，也是封建社会流徙犯人的边卡；一出此关，眼前即是一片茫茫无垠的戈壁瀚海了。当地人们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它反映了当地劳动人民为谋生存而西渡流沙，难卜生死的悲惨命运。酒泉盛产一种夜光杯，用当地一种玉石制作，杯身细薄，斟上酒后，灯光下透过杯壁可清晰地看到杯中酒的颜色，奇巧玲珑，名誉古今中外。盛唐诗人王翰在一首《凉州词》诗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见夜光杯已久享盛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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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嘉峪关，沿途看到一些土砌的墩子残垣，这是有名的汉代传递信息的烽燧。所谓“流沙坠简”，就是在烽燧附近被流沙所埋藏的汉代边疆戍卒留下的简札。这里也是汉代长城的余脉沿丝绸之路通向敦煌郡的会合处，是东西文化、物资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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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是我们乘汽车行程的最后一站，再往前就没有公路可行了。这里又是被称为“一年一场风”的“风城”。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这里。到此，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王昌龄诗句“边日少光辉”，正是此景的逼真写照。在公路的尽头处，我们看到一块用土坯砌成的四五丈高的泥牌子，上面写着“建设大西北”五个大字，衬托着牌子后面被流沙掩埋的残城一角，破败凋零，一派颓废景象。这真是对国民党当局绝妙的讽刺！联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在这到处充满贫穷、饥饿、荒凉、颓败的大西北，这块土牌子可算是国民党建设大西北的唯一“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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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西到敦煌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个巨大的荒坟葬场。这段行程只有靠“沙漠之舟”的骆驼帮忙了。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我们敦煌行的最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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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骆驼，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骆驼很温顺地跪在地上，让人跨上它那毛茸茸的峰背。骆驼起来时先起后腿，当人向前倾时再起前腿，行走时后腿高于前腿。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它摇摇摆摆地向前行走，使人感到安全舒适。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小时候在西子湖上微波泛舟的情景，那一起一伏的感觉大有相似之处。“戈壁之舟”果然得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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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我们走了15公里，午夜后到达自古以盛产甜瓜闻名的瓜州口。但是，这个瓜果之乡，如今却因为井水干涸，连人畜饮水也要用毛驴从10公里以外驮来。“瓜州”已变成了徒有虚名的不毛之地。在惨淡凄凉的月光下，山沟里隐约露出几间土房，我们前去投宿。一个守屋的老汉只能提供半缸水，还不够我们七个人（加上骆驼客，当地对赶驼人的俗称）的饮用。我们和衣挤在土炕上，度过戈壁滩上的第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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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瓜州口后，骆驼客告诉我们，下一站要到甜水井打尖。“甜水井”，这名字在我们心中激起一阵兴奋的涟漪，在枯燥的沙州旅行，谁不产生对水的珍爱和向往呢！当夜，在漆黑中我们来到甜水井。大家都盼望着痛饮一次甜水。好不容易从井里打上半桶，急忙用兽粪煮开，谁知喝到嘴里却是又苦又臭，刚才那种如饮玉液琼浆的憧憬一下子云消雾散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原来井口周围堆满了兽粪。这些水是牲畜长年累月连吃带拉的结果。骆驼客走过来，看到我们一副望着井摇头叹息的失望表情，便说：“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的戈壁滩上，还只有这一口井哩。别看不好喝，对我们牵骆驼、赶牛马的穷苦人来说，可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他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严寒知火暖，饥渴觉水甜”，在日后敦煌艰苦的岁月中，我常想起这口甜水井和骆驼客的话，便增加了茹苦为乐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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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水井的下一站，是疙瘩井，闻其名便知无水可寻了。这是一个长满骆驼刺的大沙丘。卸下重载的骆驼没精打采地啃着干瘪瘪的骆驼刺。我们的水已用尽，只好坐卧在沙堆上，啃着又冷又硬的干馍和沙枣锅盔。深夜，辗转难寐，仰望寒空如罩，繁星点点，空旷无声，万籁俱寂。正如古诗所云：“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然而，这寂静的沙漠之夜，却使游子心潮烦乱，无法与大自然气氛吻合。我突然浮想联翩，记起唐玄奘在《慈恩传》中记述：“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人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鞘纛之形，易貌易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这种类似的感觉，确是人在孤独的沙漠之夜易产生的幻景。恍惚间，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所见的飞天夜叉、天神菩萨的形象，也仿佛在眼前浮现。的确，再有一天多的时间，这些艺术形象即可真的呈现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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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骆驼客指着那里说：“喏，千佛洞就在太阳的西边，鸣沙山的脚下。”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三危山尽头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沙山。骆驼客看我们焦急的样子，便打趣地说：“千佛洞是仙境，时隐时现，变化无穷，哪能一下子让人看见呢？”我们不满意他的回答，但也无奈。骆驼依然慢悠悠地在沙滩下印刻着它那莲花辦一样的美丽图案，驼铃也伴着它的缓慢的脚步叮当地响着。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时，突然，我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从一个沙丘的夹缝里，不远的峡谷中，隐隐露出一片泛绿的树梢头，犹如绿岛点缀其间，真是别有天地。大家争相指点，喜笑颜开。骆驼这时也加快了脚步小跑起来。骆驼客挥鞭吆喝，也无济于事。它们歪歪斜斜地奔下山坡，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狂饮起来。此时，我们却完全被眼前的壮观景象陶醉了。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一股涌自肺腑的对伟大民族艺术敬仰爱戴之情油然而生。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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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礼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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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敦煌的当天，顾不上休息，我们迫不及待地做了初次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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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对这个伟大的艺术宝库，我过去一点支离破碎的了解，简直太肤浅、太可怜了。仅就千佛洞的名称而言，过去以为是因有1000尊佛像而得名。看了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文之后，才知道这个石窟群名为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东晋十六国的前秦建元二年），到唐代立莫高窟碑时，已累建起大小窟龛一千多个。到那时止，虽已经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及人为的毁损，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有数百个。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这个石窟群，开凿在敦煌东南30公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大宕河左岸的酒泉系砾岩的陡壁上。陡壁高三五十米不等，由南至北，开凿石窟的崖壁共1680米，700余窟，分南北二区。南区长940米，是石窟群艺术精华所在。因为地面平坦，沿着大泉细流的冲刷，自南至北，冲向戈壁，洞窟的修凿，顺水流自南向北分上下三四层，垒垒如蜂房，栉比相连。包括晋、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各代修建的壁画、彩塑洞窟309个（按当时张大千编号），中隔上下的马路坡道是原来经过二层台子往返城乡的通道。北区长720米，有大小洞窟200余个。其中大部分是因开始时莫高窟无树木盖房，凿窟为室，供工匠居住，内有壁画和彩塑洞窟5个。整个石窟群共有492个洞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历年发现洞窟，现总计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2米高的画面展出，这个画廊可达22.5公里长。因此，把敦煌壁画称为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是当之无愧的。（阿富汗的巴米扬是佛教艺术的中心，现经日本考古学者水野清一、樋口隆康十余年的发掘，据称原有洞窟七百余个，但屡经战乱至今仅存不到十余个洞窟。到我写此文时，这些洞窟仍在遭受最近掀起的战乱的破坏。）而更为宝贵的是整个石窟的艺术价值。这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结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看，是自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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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六字箴言碑，上面为于右任1947年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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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这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在这里，我看到了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所看不到的各时代壁画绚丽灿烂的色彩。而敦煌早期壁画中那种描写人物所用的粗犷遒劲的线条，如敦煌第275窟东晋十六国时期壁画毗楞竭梨伽本生的故事等，是河西当地民族匠师们的一种特有风格。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比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乔托早一千多年，具有高度现实主义风格的唐代人物的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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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乔托画的《小鸟说法图》，把人物穿插在简单的树木风景中，小鸟有的在地面走动，有的正展翅飞翔，能给人生动现实的感觉。这幅画是乔托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重要成就。但是与敦煌第217窟《幻城喻品》绘画比较，乔托的作品在艺术造诣上就相形见绌了。在这幅盛唐的画面上，青绿明快的初春景色，展示着现实主义的人物山水布局。画中山峦重叠，行人在弯曲的乡村夹道上鱼贯而行，人物和所处的山水景物随着透视的演变愈远愈小。画中还出色地运用了中国民族传统绘画的一种高瞻远瞩的散点透视法。画面上表现的山山水水、建筑、人物，引导我们的视线从下到上、由近而远、由大至小，经过“落花流水”、“浮云幻城”及近水远山，最后远远地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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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使我注目的是，在三十多个北魏、西魏石窟中，保留着完好的数千平方米的绚丽多彩、豪放旷达的壁画和朴质纯厚的彩塑及装饰图案。它们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一丝一缕地保留着汉代的艺术传统，如《狩猎图》、《山川树石》和《行云流水》等。早期石窟壁画中加进佛教内容的飞天、夜叉、天神、梵女等，再加上壁画中笔力遒劲的榜书题记，及整个石窟建筑的结构布局，构成了一种“风驰电掣”、“遒劲超息”、“气韵生动”的民族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从4世纪至14世纪历经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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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面前，我感到深深内疚的是，自己在漂洋过海、旅居欧洲时期，只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而对祖国伟大灿烂的古代艺术却一无所知。今天，面对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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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愤慨的是，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曾遭到一场帝国主义疯狂的劫掠。如第17窟，在公元1035年时（宋仁宗景祐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文物封藏在这个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用土基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近千年内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为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幡画等，最后只有八千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如今，第17窟室已空无所有，只剩下被遗弃在外的洪和尚塑像、北壁唐人画的供养仕女像二身。这两个色彩文雅、栩栩如生的画像，成了历史变迁的目睹者，是帝国主义分子盗窃中华民族宝藏的可耻罪行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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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央的洪造像坐坛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眼前，这空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她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忽的，怦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三层上面的第444窟五代的危檐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艰巨沉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