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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赶庙进香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千佛洞。这些人先是住进上、中、下三个寺院，后来三个寺也容不下了，南北两边的石洞窟中也住进了人。还有不少老年人住在洞窟前的树林中。一次，我到下寺来，偶然发现两家饭馆正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围墙，作为买卖小店。我心里一震，赶忙过去观看。只见他们用沙土加上水，然后夯实，小墙便筑起来了。我急忙向他们打听，像这种办法，能否在千佛洞打一堵长围墙。老乡告诉我，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夯实了，完全可以做墙。老乡的话使我高兴得差点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修围墙的计划又在我脑海升腾。我仿佛看到一堵围墙已筑起，驯服的流沙被阻在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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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期间，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盛况。但随之而来的是秩序维持和石窟保护问题。虽然县里出了“布告”，也无济于事，结果洞窟搞脏了，树林中不少树皮和枝丫，都被牲口啃得一团糟。我们坚持让这位“县太爷”来此看一看情况，采取措施，并趁此机会，再次提出修筑围墙的问题。县太爷果然也来了。我把老乡修土墙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理应由县里负。”这一来，县太爷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计划。这位“县太爷”还答应由县政府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示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已正式收归国有，并保护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洞窟等。修墙的计划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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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四月八日的庙会过去了，香客们纷纷离去，千佛洞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只有那些被啃过皮的树木裸露着白花花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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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催促下，县里果然派来一个负责工程建设的科长。他打了一下算盘说，一个2米高，2000来米长的土夯墙，要2.7万个工，至少需要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于3万元。以每天300人施工，需3个月竣工。但我们手中只剩下1000余元了，还要维持生活费用，等教育部汇款来，更要一段时间（我们一到敦煌就打电报要求汇款，至今3个多月无回音）。最后，决定缩小规模，只修一个1000米长的墙。我们火速拍电报给教育部，希望立即拨款修墙，回电说同意筑墙，款随后汇，但我们等了一个月，仍无音信。这时已进入夏季，往南山挖金沙的人都要经过千佛洞。他们的驴马牲口，便在夜间放牧，继续糟蹋林木庄稼。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与土豪劣绅、官僚都有密切关系，流氓成性，任意在洞中居住往来，煮饭烧菜，对石窟艺术作品损坏不小。我们只有六个人，顾此失彼，无法照管，因此，修筑围墙是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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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找到县政府，提出先由县里借款动工，汇款一到便还账。那个陈县长，这次竟意料不到地满口答应。他说：“我也认为必须赶快把围墙修起来。款子的问题，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鄙县也很紧张。但部里的款子久汇不至，为了公事，鄙人有个解决办法。你是个书呆子，暂不要管这些人。由县里想办法雇人、备粮、备柴、备车等等。至于经费，等部里款子寄到后，咱们再来算账，不要忘记包括你的‘大作’在内。”他的突然慷慨使我既意外又怀疑，但事情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关头，也只好由他一手包办了。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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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天以后，县里派来一个科长、一个科员和五个警察，还有一百多个民工，随即粮食、柴草等也都运到千佛洞。经过五十多天的施工，民工们起早贪黑，终于即将完工。不料，最后几天，忽然出现民工逃跑的事。我一了解，才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些民工都是县太爷派的公差，没有任何报酬，民工用的粮食、柴草都是各乡民工自备。有些乡村收成不好，被派的穷苦民工带的粮少，吃不饱，活又累，实在饿得难熬，只好逃回去。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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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长的卑鄙行径，使我怒不可遏。我在国外期间，曾一度片面强调过西方文明，重洋轻中。直到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我才发现了灿烂的祖国文化艺术，发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宝藏，从迷途中惊悟过来。我怀着一股强烈的赤子挚情远涉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令我失望。我离开乌烟瘴气的重庆，来到三危山下，把对祖国的热爱寄托在这举世无双的民族事业上。当我刚刚在保护这些千百年艺术匠师劳动成果的工作中迈出微弱的一步时，美好愿望却遭受到这个县长可耻的亵渎，变成他投机自肥的赌场，向劳动人民转嫁灾难。第二天我赶进城去质问姓陈的县长。这家伙一看阴谋已被揭穿，便支支吾吾地搪塞起来，什么“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是个穷县，借不出钱呀”，“老百姓对千佛洞老佛爷很虔诚，给千佛洞修墙是好事呀”等等。我对他说：“你要把每个民工的姓名、住址造一个花名册，钱一汇到，便把报酬送还他们。”但使我内疚的是，这桩心愿始终因这笔钱未汇来而未能实现。不过，当时这堵千米土墙，的确对保护洞窟和林木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劳动人民为千佛洞贡献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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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乐在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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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宜人。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初出茅庐，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情绪还不错。我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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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常书鸿与同事一起在莫高窟进行洞窟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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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清除积沙的工作是一件繁重的劳动。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没有经验，又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劲，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劳动。大家打着赤脚，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还喊着号子，互相比赛。我们把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我们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他们能逐渐安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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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单这些积沙，就有10万立方米之多，再加上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等等，工作看来难望短时间完成。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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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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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敦煌，消息不胫而走，声势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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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后方陆续来了好几位我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首先风尘仆仆赶到了这孤悬塞外的艺术洞窟，这使我大喜过望。希文是我相当看重的门生，他来了，我仿佛添了左膀右臂。我要他带着琳英着重临摹壁画。隔不多久，张民权也来了。再接着，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也来了。这些年轻人各有各的追求。李浴就一直在关心和搜集美术史的资料，对这个宝窟自然很快着了迷。有这些年轻人在身边，我的胆气也壮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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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困难也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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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临摹壁画，这纸、笔、颜料就难以为继。纸，当时最好的要算四川的平江竹浆纸，但由于交通阻塞买不到了。我们只好就地取材，用窗户皮纸自己来裱褙；笔，画秃了，自己来修理，一用再用。颜料的需要量很大，单靠带来买来的一些颜料，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怎么办？我们想来想去，想到古代民间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做试验。把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红色颜料，黄泥做黄色颜料，其他也一一找代用品。这一着棋果然就走活了。这种天然颜料，不仅资源无限丰富，而且还不易褪色。这样，我们一早一晚每人手里一个碗一根小棍，边聊天边碾起颜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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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临摹壁画，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洞壁上的画还好说，可以一块一块分片包围，洞顶上的画就要命了。画上几笔，早已手臂酸麻，描绘无力了。加上洞中幽暗，工作中时常要点一支土蜡烛，烛光摇曳，时明时暗，更容易疲倦。看看古代画工的笔法，是这样错落有致，遒劲奔放，许多地方简直是一气呵成。我心里不禁掀起崇敬之情。历代画坛评论，往往只谈士大夫的画，对画工的画，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很可笑。看看这儿吧，画工中有多少丹青的高手！我自己用土颜料临摹的几幅北魏壁画，论气势的恢弘，论线条的粗犷，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又何尝能超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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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较为简单的调查工作，也自有一番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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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就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我们没有长梯子，只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而制成的“蜈蚣梯”，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登。九层楼高44米，其南侧编号为196窟半悬在30余米高的岩壁上，窟口有前人题字“此洞系从山顶下”，留下了进洞的方法。但我们是从下层架蜈蚣梯上去的。调查结束后，正准备下来时，不慎将梯头移位，梯子倒了。我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还是老窦有经验，他瞧了瞧四周的情况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给你们看看……”他说完，果然弯腰躬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一个艺专学生，自恃年轻，也奋勇往上爬，谁知刚爬到一小半，连声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我也不示弱，试着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蹬会踩出一个窟窿，没想到下面砾岩很硬，弹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惊慌之中，我手中拿的一个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老窦看我们这样狼狈，知道不好，忙高喊：“你们都原地站住，不能再动了，我这就下山去拿绳子。”隔了好一阵，他拿回了绳子，从山顶吊下来，才一个一个把我们都拉到了山顶。他又想法去拣回这个调查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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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四五个月过去了，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为了解决工作中这些棘手的困难，我只好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天亮出发，要摸黑才能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下来。报警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一阵艰苦的修补劳动。因为这些文物的修补工作，本身就是艺术性很强的活，不敢轻易委托民工，只好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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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在这个周围四十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形影相吊的孤独，使职工们常常为等待一个远方熟人的到来，望眼欲穿；为盼望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者接到书信，欢喜若狂，而别人也往往更易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孤寂之感，更显得可怕了。记得有一回，一位姓陈的同事，偶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的牛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病愈以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的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靠这辆老牛车是很难急救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定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记得画家张大千在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呀！”张大千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来敦煌，第一次曾对敦煌洞窟进行了编号，计309号，将唐代洞窟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临摹了不少作品。他的画风，在后期受敦煌壁画的影响。老窦原来是张大千手下的杂工，因熟悉情况，勤恳手巧，便继续留下来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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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话给我一阵苦恼和忧愁，但我的决心已定，笑着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我能够在多种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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