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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煌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建所后已半年多时间，教育部却一直没有汇钱来。维持所里的开支，仅靠我在离别重庆开画展时卖画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得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这也引起一些敦煌县政府人员的怀疑，怀疑我们是不是政府派来的。这种怀疑逐渐已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接二连三地向教育部打报告，均石沉大海。后来，我给当时支持我来敦煌的梁思成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请他帮助询问教育部，落实经费问题。第三天，我接到梁思成的回电，说他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教育部推到财政部，财政部查后回答说并无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并说此事纯属荒唐，现已查明，款即汇出，望继续努力。接到复电后不久寄来的经费，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起到了暂时的稳定作用，经费除还债外，还有一部分结余。于是我们又托在成都的朋友帮助购买了一点临摹用的绘画颜料、纸张，以及裱画用的绫绢，还买了有关敦煌历史、美术包括国外发表的有关敦煌的报告、文章等资料。同时还扩大了编制，招收了几个新的有专业知识的职工。为了专心工作，我还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沙娜叫来，跟我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失去母亲的幼小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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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张民权带一批临摹作品，在重庆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画展。通过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向社会广泛介绍我国自北魏以来，各朝各代连续不断地发展创造的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视和爱护，同时希望内地艺术学校毕业生和画家，能到敦煌来学习和研究祖国的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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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憧憬着事业的美好前景时，1945年7月，我们接到国民党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我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真是忍无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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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忽而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我写信给于右任等人，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如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正在濒于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地受到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观展览后还于《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读完这激动人心的来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戈壁沙海的危难困苦之中，任何一点支持都是十分宝贵和鼓舞人心的，何况我们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它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把国民党教育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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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就陆续收到各处热情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和一个民办艺术机关联系，这个机关已向教育部表示，如部里取消这个“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他们就接管。这些信暂时稳定了职工们的情绪，但与教育部的关系已中断一两个月，经费也停发了。我们只好靠那点余款度日，并尽力节约开支，每人每月只发生活费50元。维修工作也只得停下来，但临摹、调查、研究，及引导游客参观等工作仍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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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经费紧张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定做了第428窟的木门，木工材料费就要两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恰好这时城里的一个商人要我画一幅画像。我就借机要求他捐款。他为了要画，拿出了这笔款子，不过还要求将他和他儿孙的名字刻在木门上。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勉强度日，但职工们情绪受了很大影响，心绪不宁。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我立即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二十一下，并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这天，为了欢庆抗战胜利，我们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收到了，并汇来了一笔钱。但是，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已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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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找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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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带着难以启齿的神态说：“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现在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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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英又腼腆地加了句：“将来老师如果还办这个所，要我们回来，我们也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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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这夫妇俩来得最早，可以说为敦煌局面的打开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董希文临摹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等壁画，对原画精髓的理解，对艺术创作上的精益求精，都是相当突出的。张琳英怀孕临产时，由于这儿条件太差，我们是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送到县城里去的。30公里的大漠风沙，30公里的行旅颠簸，她都没有说一句半句的埋怨话。据护送的人说，她肚子痛得厉害时，也只是咬牙忍受着……如今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们想回去探探亲，也是人之常情，我还有什么好非议的呢？这样，我就问了句：“你们打算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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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文说：“计划先去北平，看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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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吟了好一会儿，终于松了口：“那么好，你们走吧，到北平给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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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松口，希文发自内心地说：“我们也是不得已，我和琳英虽然离开了，可心还是和敦煌连在一起的，还是和老师您紧贴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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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几句话，我也感到宽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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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和张琳英两人一走，我的阵脚就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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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三人也向我提出要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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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常沙娜与常嘉陵在莫高窟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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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这一两年来在美术史上的钻研是有成绩的。他多次对我说，我国历来写画史，都是只写几个著名的士大夫画家，例如唐代提来提去是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曹霸、韩干、李思训、王维等人，绝口不谈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地扯上几句民间的艺术创作，这是不对的。他说他将来要是写画史，就一定要扭转这种倾向，要把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描述。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敦煌培养了他，下一步就让他自己去闯荡也好！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俩早就说过，他们是离不开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的。抗战八年，好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他们想回家乡去看看，也都是情理中的事，我更没有理由反对，只得也松了口：“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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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几乎同声说：“老师，这哪能忘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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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李浴还颤声说：“不，我们要把敦煌的花朵，开到各自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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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走后，又隔了一段时间，留下的潘洁兹也来找我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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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尽管未说完，可我早已心照了。洁兹原来是张自忠部队上的，下来以后，他为了筹钱上敦煌，一路卖画。到了兰州，他安顿下妻子，就孤身一人风尘仆仆地踏上了河西走廊这块长达两千多里的荒漠之地。他到达敦煌那天，正好国民党教育部不要敦煌研究所了。所里的同事，个个愁上眉头，我更是滚油煎心。当他拿出五省检察使高一涵的介绍信给我看时，我真是有难言之隐：原来的人尚且糊不住嘴，怎么能再添丁进口？但我感到这个青年壮志可嘉，最后还是说了句：“你那么远的路跑来了，那就留下吧，苦日子一块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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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洁兹来了以后，也真是一把好手，临摹壁画，自有一种风格，刚健清新。他对历代的服饰感兴趣，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写起文章来概括性、条理性都较强。当然，我很快了解到，他也有和我类似的处境，妻子是十分反对他来敦煌的。洁兹到这儿后，接连去了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妻子的回复。我将心比心，十分理解他现在的处境，但愿不要再蹈我的覆辙才好。这样，我不等他说完，也就松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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