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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洞窟编号的基础上，我们于1948年又着手壁画和塑像的编号工作。塑像编号于1957年完成，全莫高窟共有塑像2415尊。1962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将塑像分为七类，以期分别加以保护和研究。第一类包括各时代原作保存完好者，未经后代修补，或仅局部修补过，共计163尊。第二类包括各时代原作残损者，所谓“残损”主要指残头断指，但神韵犹存，虽经后代修补，仍十分珍贵，约计400余尊。第三类包括各时代原作经后代修补或妆绘，其中大部分能看出原作面貌，部分为后代添补头部或肢体，虽原作精神已失，但有相当大的价值，这类作品数量最多，达900余尊，是研究敦煌彩塑的重要资料。分类初步确定后，1962年聘请全国有关专家加以审定确认，给予分别保护。壁画的分类编号工作，仅在每个洞窟中的各类壁画右下方做了初步编号，由于没有进行专门标记登录，所以也没有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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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洞窟编号及全部加固工程后的莫高窟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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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到1948年初，我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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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敦煌、介绍敦煌、保护敦煌，1948年初，在完成了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和临摹工作后，我们选了壁画摹本800多幅准备展览。我打报告给教育部，希望这些作品能在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出国展览。直到1948年7月，才接到通知，让8月在南京展出。我携带了这几年来临摹的各时代壁画500余幅离开敦煌到酒泉，原准备由酒泉乘民航机到南京，但那时，新疆到西安的民航机已停飞，只好转道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南京。到达南京后，我住在中央大学吕斯百那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是朱家骅。见到朱家骅后，我简单谈了一下展览的安排，就开始了近一个月的筹备工作。8月22日，“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之日，外交部与教育部还联合邀请了当时驻华外交使节来参观。有司徒雷登、法国大使戈斯默等。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均来参观。在南京展出后，展览又移至上海展出。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展出的一周，参观的人比南京多了几倍，报刊的宣传介绍也很热烈。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和样式已经在上海新出品的轻工业品中反映了出来。在展出期间，我们也收到一些来信。信中提醒我们说：“现在蒋帮的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敦煌艺术。”我也深深感到蒋介石的灭亡已经即将来临，黑暗也快结束了，在这混乱的时刻，我们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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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的出版情况还不错，我想利用展出机会，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由于教育部没有经费，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愿意私人投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是其中一位。他希望这些摹本能够出版发行，但他只能承担出版黑白版。考虑敦煌摹本的色彩价值，我希望出彩色片，因而当原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提出他愿意出资出版全部彩色版时，我同意了。黄肇兴是董希文的姐夫。在制版期间，有一天，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剡司长突然来到我住处，拿出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亲笔指示，要我从速把全部敦煌摹本运往台湾展出。为了对付这一指示，我借口说正在印刷，制版未完，完了就去。当时国民党已全线溃败，上海金融市场上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这个社会教育司的剡司长无心久留，对我虚张声势地吓唬一番，说什么手令要遵守，如不照办，后果自负云云，当晚便乘飞机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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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国民党教育部取走敦煌全部摹本，我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上海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杭州我大哥常书林帮助隐藏起来。第三天，我通过朋友搞到一张去兰州的飞机票，离开了上海，辗转兰州、酒泉、安西，回到了千佛洞。当时正是1948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塞外的严冬季节已经开始。月光下，高大的白杨树在寒风中摇曳着，落叶飞沙满地。我从驴背上下来时，中寺空寂无人，只有老喇嘛迎面走来。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是我在寺中唯一的邻居。我大声亲热地招呼他。他一见我，急忙拨开围到嘴边的头巾，双手合十，很有礼貌地说：“是所长吧？辛苦了！一个人这么晚回来，可冻坏了吧！”说完这些话，口中念念有词地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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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寺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的工作人员正围着一堆柴火取暖，见我来了，给我端来一条板凳，倒了一满杯热茶。我和他们边烤火边聊起来。因为经费无着，几年来与我患难与共的职工又有很大一部分另谋生路去了，只留下少数人，他们是其中的两个。他们热情地帮我打扫房间、生火、点灯。他们走后，我环顾离开了几个月的四周，还是那样如常。窗外，一轮孤月，几点繁星，白霜满地。面对窗外无垠的瀚海，我感到一阵空虚与寂寞，真是“倦旅归来，万念俱灰”。信手推开窗户，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灯一下子也被吹灭了。这时，从九层楼上远远传来了清晰的风铃声，多么熟悉的铃声！这种既凄凉又悲壮的声音给我以安慰，给我以希望，也使我意识到自己还在敦煌，在我心系的地方！等我关上窗，重新点上油灯时，发现书桌上、书架上早已落下了一层细细的流沙。沙，这个可恶的得寸进尺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已经与它斗了几年，但它还是无孔不入！如果我们退却，它就会把我们连同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坚持下去，与沙斗！我抹去桌上的流沙，振作精神，开始提笔写下了《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1948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在文中我向人们呼吁，支持我们，并提出了与流沙斗争是关系到敦煌洞窟存亡的大问题。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自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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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出后，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好心读者的来信。信中对我们在千佛洞工作的人表示热情慰问和支持。记得其中有一封署名戈扬的来自上海的信中说：“你们的艰苦工作，我们不但知道，而且经常关心着你们，望坚守岗位不屈不挠地继续努力，直到即将来临的全国人民的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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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已到了日暮途穷、全面崩溃的时刻。7月份，酒泉来人告诉我们说，甘肃省政府的官僚们正收拾金银财宝，准备经新疆、印度逃往台湾。这时，到处发生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抢劫财物、残害人命的事件。为了防止国民党匪特与溃败的军队互相勾结，破坏、抢劫千佛洞文物，我们一方面加强莫高窟的戒备，一方面仍未停止对洞窟的保护和临摹、研究工作。我们曾组织了几个人的保卫小组，除日夜值班外，并在山口岩边设置岗哨，还在石窟群最高的130窟、156窟、158窟、159窟内储藏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几支破旧的步枪，以及石块、沙袋等，准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坚守石窟，保护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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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各种谣言不断从敦煌城中传来，使一些职工有些惊慌。我们都担心，就我们几个人，万一有一批国民党溃败军队来抢劫石窟文物，真是很难抵抗啊！我们都焦急地期待着解放军早日到来，保卫敦煌，把千年的灿烂艺术珍宝从黑暗的社会中拯救出来，让它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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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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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六章 国宝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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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欢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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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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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8日，塞外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继酒泉、玉门、安西解放之后，敦煌沙州古城也宣告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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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这个戈壁滩上的孤岛绿洲，玉门关内“华戎所支”、汉代始建的古城，留下了4世纪至14世纪前后千余年来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的珍贵财富，铭刻着古代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友好往来友谊的篇章。自20世纪初敦煌石室密藏发现以来，这里又留下了帝国主义分子劫夺盗窃敦煌文物文献的痕迹。如今，沧桑巨变，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从此，敦煌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莫高窟开始了美好的新生时期。这一天，我们在古老的千佛洞雷音寺前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因为一时弄不到鞭炮，我们便到九层楼上敲响了那口声音洪亮的大铜钟，连续敲了二十一下，浑厚的钟声伴随着我们的欢呼，在沉睡千年而初醒的峡谷中回荡着，欢庆着敦煌新时代的到来。这是自庆贺抗日战争胜利击钟以来，我们第二次击钟庆贺。当天下午，从敦煌县城里回来的老工人窦占彪告诉我：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共同签署的安民布告已张贴在大街小巷。我们大家动手，连夜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幅红标语张挂在白杨、果树的枝干上，迎接解放军来到千佛洞。第二天一清早，一支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乘坐三辆大卡车来到莫高窟。他们在下寺——三清宫门外下了车，排着整齐的队伍，服装整洁，精神饱满，队伍前面红旗招展，迎着莫高窟大门口列队而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亲人解放军的到来。走在前面的是几位年纪稍长的军官，但服装与士兵无异。我猜想，这大概就是驰骋南北战场的将军们吧！迎着阳光，我向他们走去。这时一位年轻力强的战士向我走过来。他和蔼地问我：“你就是这里的领导常所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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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正是。”我接着问：“你们的首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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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面带笑容，目光炯炯有神的解放军向我走来。年轻军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张献奎团长和戚成德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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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张团长一个快步走到我面前。我握着张团长的双手，久久没有松开。我把他们一行领进早已布置好的接待室。这里就是中寺皇庆寺前院我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在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我们研究所的十多位同事和解放军战士挤满了一屋。因为会议室地方小，那些坐不下的战士们就在院内大榆树下摆设的凳子上休息。在接待室里，我向张团长一行一一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张团长风趣地说：“看我们像不像是国民党宣传的那种青面獠牙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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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们才不相信那些鬼话呢。其实他们自己才正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呢！他们在临解放的前两天，还在阳关所在的南湖进行了野蛮的抢劫，他们还扬言要来千佛洞。为此，我们还做了一些保护莫高窟石窟文物的工事呢！”说着我们就分做几个小队引导着子弟兵参观石窟。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边导游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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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领张团长等一行参观。他们很仔细地听我介绍敦煌石窟艺术，面对五彩缤纷的壁画和彩塑，惊叹我们祖国有这么美好的文化艺术遗产，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保护。当我们经过石窟群南端第130窟，从底层小洞门沿着傍岩的狭窄暗梯道鱼贯而行攀登第156窟、158窟、159窟这一组最高层洞窟后，就看到了我们在暗道口用麻布做的沙袋和装满大量鹅卵石的口袋堆筑的工事。张团长很认真地看了我们的工事及洞窟内备藏的干粮、水缸和铺盖等等。我笑着对张团长说：“这是我们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书生们的幻想，一定没有实用价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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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张团长却用赞叹的口气说：“很好！很好！别看你们表面上文质彬彬，到了紧要关头还真的有两手呢！现在，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你们专心做保护和研究工作吧！有我们在，你们再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过去，你们在沙漠中长期工作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你们今后会更好地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专心致志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给我。这是一个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北平文化界向全国文化界发表的宣言。宣言中强调指出：“文化工作者只有在政治上坚决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才有光明的出路。”并号召人们在新形势下努力学习，加强思想改造。这个小册子里还登载了郭沫若同志到达初解放的北平时，在火车站上即席向新闻记者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多少人民血，换得此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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