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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后感动地对张团长说：“谢谢你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材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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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接到刚成立的敦煌县人民政府的邀请，红色信皮上写着“常书鸿所长收”几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荣幸地参加敦煌县庆祝胜利解放的军民联欢庆祝大会。驻敦煌的骑兵师专门派警卫送来一匹白色灰点的大马，警卫员在扶我上马时说：“这是贺老总的好马。”我骑上马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城里了。这个城市，不久前还是商店倒闭、路无行人、死气沉沉的塞外城镇。这时，我想起了前几天进城时的一次遭遇。为了防范坏人，我们骑马进城总要在身上背一根棍子，同时也可以打狼，因为戈壁滩上经常有恶狼出现，狼是怕棍子的。那天我们骑马走到纪家庄，这是到达敦煌县城附近的第一个村落。我们几个人在距村庄远远的地方，就听到村内一阵阵敲锣打鼓声，不一会儿又听到延续不断地敲打铁桶、铁盆等的各种声音，还有人的喊声。这时我们真是进退两难，进村吧，怕遇到麻烦；退后吧，是光秃秃的沙漠戈壁，怎么办呢？我想，事到临头也只有闯进村去。我一扬鞭，打马进了村庄，习惯地走进经常来去歇脚的纪老汉家里。纪老汉见到我们哈哈大笑，说这是一场误会的喜剧呀！原来他们刚才远远看见几个骑马背棒子的人，还以为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又来抢掠了呢！所以大家敲锣敲桶以通信息。他还说：“想不到如今草木皆兵，连你这位菩萨所长也遭了误会，不要见怪。”我说，大家彼此一样，在千佛洞我们也防范于万一，在洞子里构筑了工事，这些土匪不能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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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了的敦煌县城，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商店营业，生意兴隆。街头熙熙攘攘，军民联欢的秧歌队、高跷队披红挂绿，在喧闹的锣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载歌载舞地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人人笑逐颜开，欢呼庆贺。入夜后，敦煌钟楼上按照旧时敦煌古郡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张挂彩画壁灯的传统风俗，悬挂了一幅高三丈宽两丈的绢绘彩色经变画像，绢画后壁架上点燃了近百盏油灯，透过灯光使整个彩画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真是金碧辉煌、普天同庆。彩画前有欢腾的人们在尽情地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边唱一边扭秧歌。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敦煌壁画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幻想天地中。我正沉醉在这美好的场景时，冷不防，一个快乐活泼的小战士，一把将我拖进了军民联欢的秧歌队，笑嘻嘻地说：“常所长，你不认识我吧？我就是那天骑兵师派到千佛洞接你的，那天你还带我看了千佛洞壁画上那些跳舞的伎乐，那跳的真来劲，那是古代舞。我们现在解放了，我们跳的是腰鼓秧歌舞。你也来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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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谢谢你。实在对不起，我不会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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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战士热情地说：“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不会，来，跳一跳秧歌吧！”说话间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进了人流中，随着腰鼓和铜镲的咚咚咚、嚓嚓嚓的声音，这样前进半步，后退二步，再进三步，随着一进一退双手顺势摆动，身体也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在小战士的帮助带动下，我模仿着别人的动作，来来往往地转动身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跳秧歌舞，也是生平第一次与解放军、农民一起联欢。受到热情洋溢的青年们纯朴情感的陶融，我仿佛也变得像年轻的小伙子那样，边唱边跳，不知疲倦地到了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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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国庆节刚过，我们正在接待着一批批连续不断地乘卡车来千佛洞参观的解放军队伍时，又意外地收到郭沫若同志发自首都北京的电报和郑振铎同志热情洋溢地希望我们坚守工作岗位的来信。回忆1945年，当我在敦煌突然接到教育部取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通令的时刻，郑振铎同志安慰我说，以后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努力。后来我们特地派张民权同志带着仅有的一些摹本，在四川重庆七星岩中苏友好会堂举办了一个《敦煌壁画摹本展览会》，以引起朝野对我们工作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周恩来、董必武和郭沫若同志还亲临展览会，给予我们宝贵的支持。现在刚解放，郭老又热情地来电慰问，并鼓励我们要更好地为人民保护好敦煌民族文化宝库的遗产。郑振铎同志是最早支持我去敦煌的好友之一。他还以私人名义投资印刷出版了《域外壁画集》。他对敦煌艺术极为爱好，1948年《敦煌艺术展》在上海展出时，他曾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时他又在信中对我们多年在沙漠戈壁中，为祖国保护敦煌文物艺术表示衷心的慰问，并殷切地希望我们坚守岗位，继续努力，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荒凉的大西北沙漠中，几经风雨，苦度八年岁月的我们，在今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慰问和鼓励关怀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心和爱护，恰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文化工作残酷的摧残破坏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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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前来敦煌处理接管工作的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前右四）、副处长张明垣（前右五）同研究所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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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们又陆续收到来自北京、沈阳、上海等地的不少慰问信件、书籍，及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资料，其中有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的学习文件。这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在我们所里也有少数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文艺文物政策的人。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把挂在上寺的清朝道光十一年“雷音寺”的匾额和九层楼大佛殿有关修建九层楼大佛殿的历史记录的匾额等统统都拉下来了。1949年10月20日，酒泉军分区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于军分区负责同志不了解我们文物工作的性质和目的，对于像我这样在法国留学十年的留学生，聚集在戈壁沙漠中工作很不理解。当时听了我们所某些人的谗言，把研究所的工作定为特务性质，错误地没收了我们的发电机、照相机、收音机、绘画和办公用品，还进行了搜查，到我住宅正式向我宣布“要彻底清点你所有的一切财物，不准转移，听候发落”，并抄收了我的绘画用品、照相机、缝衣机等等。这种错误做法，后来酒泉地委闻讯后，立即加以纠正。1949年12月底，酒泉地委书记贺建三同志和酒泉专署刘文山专员亲自来到研究所，向我们道歉，并做了必要的说明。他们说由于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敦煌艺术研究所业务的性质和常书鸿所长领导下艰苦工作的精神，你们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应该受到党和国家鼓励和保护的。刘专员还带来了大量的小米、棉军服、棉鞋、皮手套等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并退还前些时被错误地没收的所中公物和我私人财产。除了表示慰问，他还传达了地委刘长亮书记的指示：大家要在常书鸿所长领导下，继续为祖国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做出努力。酒泉地区党委对于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们全所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了。大家又开始了临摹和研究工作。但也有少数人，过去虽然在所里从事过临摹等工作，一解放，认为只有跟解放军去搞“土改”才是革命的，而视临摹和研究是与封建迷信打交道，是错误的，于是闹情绪，打报告要求离开。酒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并专门派汽车来接研究所的一些干部到酒泉去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和李承仙等少数几个同志为了照管所中的日常工作仍然留在千佛洞。为了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绘制了新年画。这些工作得到敦煌县委石志刚书记等同志的支持和鼓励。同时，驻敦煌的解放军队伍以及进疆的解放军部队，他们需要大会和会议室礼堂内用的大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我也十分乐意地承担了这项任务。我和李承仙在两三米高的白洋布上，用炭精粉绘制一幅又一幅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敦煌，这个小小的古城，我亲眼看见解放几个月以来的显著变化。我们一面画像，一面从心里认识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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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在酒泉过春节的一些同志回来了，天气也逐渐暖和了，已经到了每年最好的进洞窟临摹、研究的季节，但受“左倾”思潮影响，一些同事坚持不再进行宣传封建迷信的壁画临摹工作，提议搞大生产。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下，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对壁画和彩塑进行分类临摹和研究的计划，而全部投入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在千佛洞围墙内的一片小土地上，我们种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蔬菜和作物。在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少数人还提出每周评选一次所长，每周评定一次各人的劳动报酬等计划，迫使每个人不管身体好坏都得到田间劳动，一直到1950年秋天天气转冷时候。看看这么多研究人员全都放弃了研究工作，而整天看上去在劳动实际上无所事事的情况，我不得不把所中存在的严重情况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郑振铎局长做了汇报。不久我便接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通知，将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派员来所解决问题。9月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张明坦副处长前来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随身携带了不少慰问品，其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急需的收音机、绘画颜料、笔墨纸张、文化用品等等，还给我那出生不久的儿子嘉煌送了一套大红缎绣花衣服。当孩子的妈妈李承仙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时，张明坦副处长说：“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非接受不可哟！这也是延安解放区的老规矩，是军民一家干革命的老传统，这一点礼物务必全部收下！”他们含有真挚感情的话，使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感到温暖，不禁流下热泪来。就这样不到半天，张明坦同志及我们原来早已熟悉的画家赵望云同志就同大家打成一片了。四五天过去后，适逢传统的中秋节，根据赵望云和张明坦同志的提议，举行一个象征全所团结的月光晚会。月光晚会在中寺前院两棵大榆树间露天举行。这天晚上，戈壁滩月光如洗，桌桌摆满刚摘下的大红枣、桃、梨、哈密瓜、白兰瓜、西瓜和大如面盆、上面雕刻着敦煌藻井图案的胡饼，显示出敦煌地区特有的秋色。画家又是书法家的赵望云同志嘴中含着香烟低着头，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尽管晚会开得不错，但我总感觉到有些人思想还在作怪。我对张明坦同志表示了我的担心。张明坦同志劝我说：“思想工作要慢慢来，不能求之过急。”并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要在本月晚些时候在西安召开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你是文化部早已决定了的代表，现在这里的初步工作已告一段落，你就和我们一道去西安开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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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筹备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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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和张明坦副处长，在离所之前对我们过去的研究保护和临摹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许，并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做出了七八年来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决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及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等等。从此，我们敦煌艺术研究所就直接受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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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接管工作完毕后，我接到西北文代会的邀请，要我随赵望云、张明坦两同志同去西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所中工作安排以后，我与赵、张两位处长离开了千佛洞，到敦煌县城准备搭车东去。就在即将离开敦煌县城的前夕，赵望云处长和所中一些干部在县城秦腔剧院看戏，我和张明坦副处长在招待所聊天的时候，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给我的急电，内称：“经中央研究决定，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即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我拆看之后，随即将电报交给张明坦同志。张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摹本是否在敦煌？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因为绝大部分摹本曾经于1948年携去在南京和上海公开展出。我汇报说，那时国民党已在崩溃前夕，物价飞涨，金圆券暴跌，人心惶惶，虽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但上海展出后，仍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建议应该彩色出版图录。上海《大公报》曾建议政府投资印行。我曾经去信教育部要求拨款在沪印刷出版，但那时南京政府已决定迁移广州，回信说是目前无法考虑出版。上海热爱敦煌艺术的有心人见国民党不肯投资，有些私人向我表示愿资助出版。郑振铎先生第一个表示愿意个人投资出版，并邀我到他寓所面商出版事宜。那时他正在用珂罗版精印《域外壁画精华集》，堆满了一大间房子。郑先生还亲自签名送给我一部刚印好的《域外壁画精华集》。后来因战乱和国民党教育部要索取全部壁画摹本去台湾，我设法将摹本隐藏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我对张明坦同志说，那次展览的摹本现在还在上海和杭州，可以很快取到；另外还有1949年所临的壁画摹本仍在所里。为了开完会不再返回敦煌取其他的文物资料，必须这次就随身带走。但当时距第二天出发的时间上午9时整只有12个小时。敦煌县城又没有至千佛洞的汽车，走便道也得七八十里路，要经过二层台大沙梁，怎么办？张明坦同志焦急地看着我。我立即决定自己骑马连夜返回千佛洞，取进京参展的文物。在中秋明月下，我独自策马奔向戈壁滩。骑在马上奔驰，使我想起1945年不分昼夜骑马奔向玉门的往事，两种不同的心境，苦乐悬殊。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再次使我体会到策马戈壁的特殊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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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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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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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马赶到千佛洞，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留守在研究所的李承仙、黄文馥、欧阳琳三位女同志。她们听说敦煌艺术要到人民的首都去展出，一个个都忘记了半夜的疲倦，赶紧与我共同检点六朝写经、唐代绢画，以及1948年、1949年临摹的各种壁画代表作品、专题小品，一直到三危山显露出黎明曙光、时钟已指到4点的时候。装了一个皮箱和一个长卷，捆在马背上，我又快马加鞭地一口气赶回敦煌。经过佛爷庙时，太阳从三危山上慢慢升起来，起早贪黑的沙边上勤苦的农民早已套上牲口开始在地上耕作了。等我跑进城时，已是上午9点钟，一辆大卡车已装得满满的。张明坦坐在车顶上对我招手说：“就等你上来开车了！”我下了马，把从马背上取下来的皮箱和长画卷交给张明坦，爬上卡车，汽车随即发动。我擦擦脸上的汗水，对张明坦同志说：“总算赶上了。”车子加了油正在发动时，忽然从“财神巷”我所驻城办事处跑出三个所里的青年人，拦住车子向我喊道：“不能走！”“把你的展品放下来，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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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为什么不能走？这是昨夜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打急电要我带去北京开展览会的，请示了张明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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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电报也不能走！”有人叫喊着，“决定了也不能走！因为这是错误的决定！我们不能拿牛鬼蛇神、封建迷信的东西到庄严的人民首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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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是郑振铎局长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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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接着说：“郑振铎的指示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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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这种一贯以幼稚的、“左”的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的做法，非常气愤。于是我只能看着张明坦处长，要他做出决定：“您看怎么办？”他看着我手中拿着的一卷壁画摹本说：“你把手中那卷画留下来吧！”我闷着一肚子的气，将手中一卷壁画摹本交给了他们。汽车开动了，离开敦煌时已10点半了。我对张明坦和坐在司机台上的赵处长说：“这帮蛮不讲理的人行为实在幼稚可笑，如果我们没有寄存在南方的大量摹本，敦煌文物在首都的展出将成为不可能的了！”“那也决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坐在司机台中的赵望云同志愤怒地表示，“刚才发生的事是无理取闹的捣乱！”汽车冲过甜水井沙窝子，很快地在敦煌至安西的公路上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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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赶路，汽车经过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在河西走廊上日行夜宿地赶了三天三夜。在兰州住了一宿，继续乘汽车东行，越过华家岭、天水、宝鸡，到达丝绸之路的故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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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这座历史古城，新中国成立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是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的中心。我们到达后就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柯仲平部长等领导的热诚接待。通过赵望云、张明坦同志的介绍，第一次会见了延安的老诗人柯仲平同志。他用慰问的口气，表示热烈欢迎来自敦煌宝窟的同志参加西北文代会。张明坦同志还介绍我会见了习仲勋主任，以及王元方、石鲁等同志。他们都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西北革命文艺老干部。通过我和他们的会见，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解，初步认识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以及如何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和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辩证关系。这次能来西安参加西北文代会是我一生文艺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时期。第一次西北文代会是由彭德怀将军讲话开始的。他主要说明文艺和工农兵相结合，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都来当兵，现在全国解放，国家建设时期，需要文化艺术的发展。彭总的讲话，使我明白了我们所存在的放弃敦煌研究和保护工作的思潮是“左倾”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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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文代会期间，地方剧团分别演出了西北各地的地方剧种。除观摩演出外，会议还组织安排我们参观了长安古都周秦汉隋唐等11个朝代的文物古迹。通过参观访问，使我知道最早的西周奴隶制社会是在西安附近建立的。由于关中的自然条件优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灞河南岸公主岭上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揭开了五六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历史篇章。在渭、沣、灞、河两岸阶地上，又是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如半坡遗址，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村落。周人初期生活在关中西部，经过几次迁徙，后来定居在岐山、扶风之间的周原。在周文王、武王时期，已把王城移到今西安城西沣河西岸，建立了丰、镐二京。在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兴兵灭商后，丰、镐就成为西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大的京都。在这里，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1个朝代建都，历时1100多年，是我国建都较早、为时最长的都城。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不少气宇万千、金碧辉煌的建筑，以及名胜古迹、艺术珍品。但因年代久远、几经沧桑，秦时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唐代的大明宫，这些壮丽的伟大建筑都随着兵灾战乱的破坏，至今只是一堆残砖颓垣，供人们凭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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