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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29日中国文化代表团在访问印度时，在新德里向甘地墓献花。图为常书鸿与郑振铎（右十七）、冯友兰（左十）、钱伟长（右二十）、吴作人（右十八）、刘白羽（右十一）、季羡林（右二）在献花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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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经过两个多月的访问，不但增进了中印友谊，而且增加了很多有关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感性资料，丰富了比较研究敦煌艺术的认识。这对我们今后研究新疆佛教艺术和中亚文化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离开印度之前，印度考古局局长还向我了解我国文物保护组织和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物保护和古为今用的政策，我介绍了我们敦煌研究所的情况。我说，敦煌文物研究所自1951年开始，直属于国家文化部文物局，从此我们经常不断地接到来自文化部文物局的有关学习资料。通过学习，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今后对文化遗产的保管和研究是经常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人民政府文物政策法令的精神所在。这几年来，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教导，才知道研究敦煌文物，应该从批判它的封建性的糟粕着手，然后才能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使古代文物在承前继后、创造新文化的工作中起到积极的建设作用。恰克拉伐蒂局长对此表示说：“纵然我们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印度教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也各有其特点，但对于古代文化艺术的保护和研究，虽然没有像你们那样紧密地结合政治来发展，但我认为一切宗教的信仰，也是寄希望于未来。从人类生活的进步和改善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共同的观点的。作为印度考古局局长，我希望看到您写一篇即将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纪念阿旃陀壁画1500年的纪念文章。”为此我写了一篇《阿旃陀壁画在北京展出的意义》一文，当时刊载在《光明日报》上。我写道：“印度阿旃陀壁画在北京的展出，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10亿人民（此文为1956年所作，当时中国人口6亿，印度4亿，故称10亿人民）。两千年来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传统关系来说，是有极深刻意义的。”“中国和印度两大民族悠久的和平友爱的历史，是发自两大民族本身在无私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由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记录积累而成的。今天当我们中印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重新提一提那些古老的标志着我们祖先在文化经济方面交光互影的历史关系；对于我们友好往来是有重要联系的。阿旃陀石窟艺术在我们人民首都的展出，就是中印文化交流关系的许多友好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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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在印度佛教艺术宝库阿旃陀参观时，那样兴奋地看到和敦煌壁画同样以佛教为题材刻画出的《释生前行传》图画。它们使我仿佛坠入深远的历史底层，仿佛回到敦煌壁画面前，体味着中印两国人民声息相共的情感。那一天，我和郑振铎、冯友兰、吴作人拿着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走到第26窟前按文字记载，在卷十一按文索记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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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境，有大山。叠岭连嶂重峦绝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唐言所行）阿罗汉所达。罗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终，观生何趣。见于此国，受女人身。罗汉遂来至此，将欲导化，随机摄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来施，乳便流汁，亲属既见，以为不祥。罗汉说本因缘。女子便呈圣果。罗汉感生育之恩，怀缘之致，将酬厚德，建此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县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佘。闻诸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尊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普修菩萨行诸因地事，澄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应，巨细无遗。备画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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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非常兴奋地来到玄奘到过的此窟，并在南北二大像前摄影留念，同时表示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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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麦积山、炳灵寺和新疆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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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甘肃省委孙作宾副书记与西北人民图书馆冯国瑞先生乘视察临夏分区“土改”工作之便，抽暇到永靖县境内炳灵寺石窟，做了初步了解。后由冯国瑞先生根据当时所见与传闻，并参考了些史籍记载，写了一篇简单的报告，在《甘肃日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全国文化界的重视。1952年8月，正当甘肃省准备庆祝天（天水）兰（兰州）铁路“十一”国庆节举行通车典礼的前夕，我们也正准备去兰州举办《敦煌壁画摹本展览》。我接到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来信说：中央与西北的文物专管机构为了贯彻和实施政务院所颁布的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法令，研究和发扬伟大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经中央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与西北文化部商议，决定组织“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对该石窟做进一步了解。由西北文化部文物处赵望云处长为团长，常书鸿、吴作人为副团长，包括画家张仃、李可染、李瑞年、夏同光和冯国瑞等为团员的13人组成勘察团。随后我调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孙儒、窦占彪等，于9月14日到达永靖炳灵寺先做准备工作。当时刘家峡水电工程正在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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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勘察团于9月15日在兰州成立，我们于9月18日启程赴炳灵寺石窟。早8时从兰州乘汽车出发，经临洮的辛店，这里是闻名中外的距今约四千年的临洮辛店期彩陶的故乡。我们同行的人差不多在这里都上街去购买了彩陶，我也在一店铺购得彩陶一个。之后，我们乘汽车至唐家崖渡洮河。洮河上没有桥梁。我们乘坐的汽车是整个汽车带人开到一艘停靠在趸船旁的大渡船上，由渡船渡到对岸。我们继续行进，渡通远河，越安远坡，渡大夏河，一直到下午7时才到达临夏。临夏，旧时称做河州，在甘肃省境内，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民国初年，河州先改为导河。后来，因为城在大夏河旁，所以又改称临夏。临夏分区共辖临夏、永靖、宁远、和政、夏河、康乐、临潭七县及东乡自治区。在临夏住了一宿，第二天在临夏头道桥水阁吃了早餐，上午我们分别作风景画，并到摆满彩陶的店铺中选购彩陶，我选了六件。下午1时从临夏出发，3时许抵达永靖县。永靖县在黄河边上，旧称莲花堡，县内杂居着汉、藏、回等族人民。我们在莲花堡参观了彩陶烧制的窑址，并参观了店铺中陈设的各种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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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靖住了一宿，第二日早上10时从县城出发。由于没有公路，我们改乘马，把行李工具等均驮于马背。出了永靖县城北门，就进入山口，经过崇王家，沿着旧时通永登县的废公路攀登上山，行走了十余里坎坷不平的道路抵达骆驼岭。我们在这里一家崇姓本地人家中歇息以后，继续至烟墩，向南折行至盘坡。这里山势陡峻，不能再骑马行走，只好弃马步行。山路十分狭窄险峻，沙砾散溜，几乎不能迈步。我们只好手拉手地互相搀扶而过。这样极险的山路约莫走了十余里，即到小积石山。石山突兀起伏、千峰攒涌，心目惊奇。我们在这危崖上，俯视崖下深谷的时候，真有些眩悸不能自持。我们一行战战兢兢地下得山去，再骑马继续前进。这时又进入山谷，仰望群峰参聚、千奇百态，再行约五里至上寺，见到扬法台并观赏了原为唐雕经后代修饰的弥陀像和千佛洞留存的残瓦佛像。我们还是沿着山谷继续步行，翻越过一道山冈才进入大寺沟。我立即站到山上高处，这时渴望已久的炳灵寺大佛及石窟全貌顿现于眼前。我们急急忙忙下了山坡。山坡下有一条小溪，我们涉水而过，出山口，沿着黄河北岸步行约二三里，到达喇嘛下寺。这样，经过三天岖崎惊险的骑马和步行攀登，历尽艰辛才到达炳灵寺山岩脚下。我们当晚在喇嘛下寺住宿。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一早就去巡视洞窟。这里已由先遣人员窦占彪领导工人搭起了四丈多高的木梯，梯间钉以短木，共40级，两端装有活车，梯的中段有四根长木擎持，左右各有长索，分别拴于大石块上，以免高空攀登时有闪动的危险。这样四丈多高的梯架要二三十人之力方可安置。我和吴作人、夏同光、萧淑芳等同志攀登上第82窟，做了首次高窟巡礼。我与范、孙、窦四人留在窟内工作，发现魏窟附近有唐人题记数则，因距离太远，石质风化太甚，不能辨认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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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分两组进行。我负责窟内勘察组，吴作人负责窟外组。我继续与窦占彪等攀登危险的第82窟、83窟、88窟和80窟，在80窟外摩崖发现北魏延昌二年曹子元造窟题记。这则题记即冯国瑞先生初次勘察时误认为后唐的题记。那时冯国瑞先生在下面用望远镜观察，因此不能准确。我为了证实这则题记，和窦占彪在高梯上再架梯子攀登上去视察。当我确切地记录下这则题记后，回首俯视悬岩，庆幸在这样危险的勘察工作中才能有如此巨大的收获。当我把题记辨认确切后，就由窦占彪再次攀登梯端捶拓。我在这个高空危窟中又发现一个残断佛头，由于吴作人、张仃、李可染等不能攀登上来，因此经大家商议，同意将佛头由窟内吊下，共同研究。经研究，均认为此佛头石刻风格接近汉晋的传统。我又与范一同登上58窟工作。炳灵寺石窟离地面很高，有些高层窟根本无法从下面攀登，只能从悬岩沿石壁攀登第三、第四窟。每进一个高空危窟，都要付出很顽强的努力，往往全身汗水湿透。我对这些刚发现的珍贵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建窟题记，如获至宝。在第93窟的北端，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方唐开元十九年御史大夫崔公德命副使部郎中魏季随文，题名“灵岩寺记”的碑，上有碑文30行，每行43字，由窦占彪当即拓下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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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工作，我在夏同光所绘的窟龛图上进行编号，并与窦占彪将这些编号书写在各窟窟壁上。这是炳灵寺首次编号，有些编号是我在悬梯上悬空书写的。此后我又继续勘察第58窟，在石龛群唐人题记中发现“孝慈”二字，疑为佛龛雕刻人名，这需要在今后继续工作中探查。继而攀登唐代大窟，相传在同治年间事变时，炳灵寺僧人曾藏火药于洞内，后在火灾中炸毁。在灰烬中我们捡得唐刻天王头像及手、足等残石，在附近窟外的《灵岩寺记》也可能是为此窟而写的。我又奇迹般地在第124窟发现明代藏文写经29种，书法端正秀丽，内有《造像度经》一种，尤为珍贵。我们在勘察中把这些铭刻都尽量在夏同光先生的外景图上加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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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炳灵寺石窟的十天勘察工作中，我们始终群情激昂。大家互相配合，尤其在攀登高空危险洞窟时，窦占彪同志挺身在危岩上搭架，帮助我奋力攀登数百年来无人迹的佛窟，发现并搜集到许多重要资料。至今事隔整整30年，但这次难忘的勘察工作我仍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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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勘察工作于9月26日全部结束。我最后在夏同光所绘石窟立面图上对照勘察记录反复核校龛窟编号，并将洞窟编号标志在每个洞窟上。这是有史以来炳灵寺石窟第一次编号，计魏窟10个、魏龛2个、唐窟21个、唐龛85个、明窟5个、明龛1个，共计龛窟编号124号，后来又继续调查增补。炳灵寺石窟现保存有西秦、北魏、北周、隋、唐直到明、清各代窟龛183个（其中窟34个、龛149个）。内有大小石雕佛像679尊、泥塑82尊、壁画900平方米，塑像最高27米，最小的仅20余厘米，另有石雕方塔一座，泥塔四座，其中唐代窟龛约占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二。炳灵寺石窟在全国佛教艺术遗迹中，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一处。目前全国石窟中最早的题记“西秦建弘元年”（420）即在这里。敦煌莫高窟据记载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但洞窟中最早的题记是第285窟西魏大统四至五年（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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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早期魏代造像的纯民族的形式与唐代造像那种刻画入微的高度的写实风格，证明了中国佛教艺术是从伟大祖国的艺术遗产中一脉相传地演变而来的。我们从炳灵寺石窟的第80、81、82等窟中的佛像与善人及菩萨的绮丽精美的造像中，仿佛看到曹仲达、顾恺之那样坚实挺秀、生动活泼的线条，80窟的文殊像，端坐在两个菩萨中间，庄严活泼，富丽朴厚，是一个气韵生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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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的唐代造像艺术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经过六朝时代的演变，而到达创作高潮的代表。如第58号窟左右的几十个佛龛群，第3、4、114及98号龛的残断的观音半身像，都丰满秀丽、生动活泼，是高度民族艺术传统的杰作。魏、唐壁画遗留甚少，大部分是明代重绘的，已沾染了焚烧的烟熏黑。我们从比较完好的第3、4窟壁画内容看，都以密宗曼荼罗为主。这里的壁画与敦煌宋、元壁画的作风不相同，也与近代藏画不一样。第84窟北壁的轮回故事画，是以粗壮的笔调与热情的颜色绘成的，这是炳灵寺石窟明代壁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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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勘察炳灵寺石窟之后，西北文化部又指示我组织人员勘察天水麦积山石窟。1952年11月1日，我率领麦积山石窟勘察组，经过30天的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工作，于1952年12月1日完成了对麦积山石窟首次勘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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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10月底，初冬时节，天气已开始寒冷，我们从兰州坐火车到达天水北道埠火车站，在这里换乘汽车到天水县，在天水县做了一些去麦积山生活、交通、配备勘察人员等等的准备工作。从天水乘汽车经过马跑泉、甘泉镇，行走了35公里的平坦大道后，就进入麦积山峡口。麦积山在秦岭山脉的西端，我们沿着缘山傍道再走约十公里，就看到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如农家积麦之状的“麦积崖”。正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山寺》诗所云：“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忏毫。”（唐肃宗乾元二年，即759年秋天，48岁的杜甫带着家属住在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从此开始了直到他逝世的流浪生活。这是他在秦州麦积山所作的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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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历代开凿的窟、龛造像是在距山基20～30米和70～80米高度的悬岩峭壁上，佛窟层层相叠，上下错落，密如蜂房。麦积崖的石质是一种容易风化的砾岩，雨水冲渗，容易造成山崖的纵断裂缝而崩坠。这座东西240米，上下50米的幅面，中间部分崩塌极为严重，有些窟龛仅残剩一角留在断崖上，有些连痕迹都不见了，因而形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这种崩塌可追溯到五代以前，因为在五代的时候，已有东阁、西阁之称。可以想象当年窟外依悬崖岩壁所建筑的满山重楼复殿、飞桥栈阁的景象，可惜如今只剩几只烧焦残断的木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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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勘察组上山以后，就住在麦积山下的瑞应寺。这是一个没有山门的寺院。我们夜晚还听到豹子的叫声，使人毛骨悚然。我们对这座石窟做首次勘察时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当时有许多洞窟不能攀登，为了做到全面考察，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对麦积山石窟一百九十多个洞窟做了全面考察，包括测绘、内容考察、重点临摹等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技工窦占彪，是一贯善于登攀悬崖峭壁探宝的开路先锋。在他与天水麦积山当地木工文德全的配合下，在50～60米以上的峭壁上，抽出一个朽烂的木桩，再在桩眼中安装上一个新的木桩，架上木板，就这样，一个木桩一个木桩，一块木板连一块木板，艰难地开辟了飞栈的通路，把我们引上天堂洞等许多高层洞窟，这些洞窟不知已有多少世纪没有人上去过，有的窟内鸟粪存积厚可没胫。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攀登上这些险窟探宝，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加上天气寒冷，但我们还是兴致勃勃，一个洞一个龛地详细勘察。尤其可贵难忘的是，文德全首次接通天堂洞时，他的手拉着我的手，扶着山崖，在摇摇摆摆的飞栈板道上，我们一步一步地移动脚步。这是一个初雪的上午，我上到这个洞窟后，连中午饭也没有下来吃，整整在上面考察了一天。我们全体勘察组同志都表现了无比的工作热情，不避艰险，风雪无阻，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首次对麦积山石窟的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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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麦积山石窟于后秦时开窟造像，创造佛寺。西魏文帝时（535—550），再修崖阁，重兴寺宇，魏文帝皇后乙弗氏毙，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间（561～571），秦川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阁，距地面70米高处，俗称“散花阁”，居高临下，在阁前扬手散花，花随着上旋气流越飘越高。五代《玉堂闲话》云：“其青云之中，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虽自人力，疑是神功。”民间传说中有“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积木成山，折木成功”的记载。麦积山石窟的形制完全按照我国民族建筑形式开凿，方形、平顶、前壁开门、两侧开龛，房屋建筑为崖阁式。麦积山是秦岭山脉西端的奇峰，冬暖夏凉，秋季细雨霏霏，云雾缭绕，《广兴记》誉为“秦地林泉之冠”。“麦积烟雨”为天水“八景”之首。我们在勘察时适逢大雪，满山遍岭的皑皑白雪另是一番奇异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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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积山保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洞窟194个（东崖54个窟、西崖140个窟），泥塑像、石雕像7000余尊，壁画1300平方米。泥塑有高浮雕塑、圆塑、粘贴塑、壁塑四种，有高16米的阿弥陀佛，也有小到10厘米的小影塑，有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塑像。不论是佛还是天王脚下的“金角银蹄”的牛犊儿，均精巧细腻，栩栩如生，极富生活情趣，令人感到亲切而不畏惧。泥塑虽上彩，但不重彩。这里堪称塑像馆，是与敦煌莫高窟同等重要的祖国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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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积山的考察结束之后，我又参加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工作。1953年6月12日，我接到西北文化局电报：“接中央文化部电话，嘱你所常书鸿所长参加新疆文物调查组工作，盼于6月17日赶到酒泉，候同出发。”接到来电后，我即匆促安排安置所中工作并积极准备行装，于6月14日离开莫高窟本所，骑着我们那匹老红棕马到敦煌县城。15日清晨，我乘坐运输公司拉货物的大卡车，行走了两天，于16日到达酒泉。到酒泉后才知调查组其他成员尚未到达。一直等至6月21日，王子云（西北艺专教员）、范文藻（西北历史博物馆）、刘士茂（西北大学学生）三位到达酒泉，询知此次调查组成员为武伯纶（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子云、范文藻、刘士茂和我五人。西北文化局指定武伯纶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武伯纶因病不能坐汽车，已另乘飞机飞往乌鲁木齐。我与王、范、刘一行四人于6月29日抵达乌鲁木齐，住在新疆文化处。武伯纶也已到乌鲁木齐，我们即开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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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乌鲁木齐后，我们在新疆分局宣传部赵守攻部长及文化处牙生、王元方正副处长的协助下，争取民族干部参与工作。经过三个星期的准备，通过赛福鼎副主席，最后确定了新疆文物调查组的工作任务、调查组的工作计划、调查路线与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组由新疆文化处处长牙生为指导，武伯纶为组长，常书鸿、阿力哈木、于素甫拜克三人为副组长，组员有李遇春、哈力克、王子云、傅仁麟、范文藻、梁涛蕴、哈特尔、伊克利、柳景文、阿不都拉，共计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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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疆地区辽阔，当时决定分南疆与北疆两个重点分头进行工作。北疆原为北方民族发源地，是历史上所载匈奴、乌孙活动的主要地区。由于过去考古工作尚未涉及这方面内容，因此，文物存在情况缺乏具体记载。为了初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选定以伊犁地区为主要调查区，同时面向西北的霍城和南面的昭苏一带进行工作。南疆各区以库车为中心，展开了东西两方面的调查工作。西面以和阗、洛浦为终点，东面以吐鲁番为起点。重点工作放在千佛洞的调查，同时要做古城和遗址的调查。拟定了调查路线以后，调查的地点主要是北疆的孚远、惠远、霍城、伊犁、特克斯、昭苏，一直到沿哈雷克套山的撒姆哈什、哈萨克、培孜儿、下台，南疆的吐鲁番、焉耆、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巴楚、阿图什、喀什、莫吉沙、莎车、皮山、桑株、墨玉、和阗、洛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