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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8窟——后梁开平元年（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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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窟——后梁贞明五年（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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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1窟——后梁龙德二年（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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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7窟——后唐清泰元年（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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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2窟——后晋天福年间（93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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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124、125三窟——后周广顺三年（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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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56年带领业务人员考察莫高窟第98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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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从第469窟题记和壁画内容等排比推测出来的结果。以此作为尺度进行类推，从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等各时代洞窟近似的内在联系来确定莫高窟492个洞窟的年代。因此一个有绝对年代题记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石窟纪年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旁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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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新铁路开通后，铁道部经常有人来莫高窟参观。借此机会，我向有关专家和领导提出帮助我们进一步勘察地质情况，以利加固洞窟和进一步弄清地下埋藏情况的要求。1958年，铁道部设计院勘测队无偿对莫高窟从南到北进行了底层的电测和地形测量。莫高窟的测绘工作是在1944年至1945年由测绘师陈延儒作的，绘制了洞窟外貌全图以及全部洞窟的平面剖面测绘图。在1958年，铁道部设计院帮助我们做了石窟立面平面详细的测量图，探查了这个密如蜂房、久经沧桑的古老石窟及岩层情况，以及风化沉降而产生的水平和垂直裂缝的险象的观测，找出了石窟群存在的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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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推进保护工作，我在1962年初向中央文化部写了一个关于如何加强保护石窟群的报告，提出进一步保护壁画、彩塑，防止石窟岩层上鸣沙山向前移动危及石窟的问题，并对石窟岩壁坍塌、在密布如蜂房般的岩壁上存在纵向裂缝、横向裂缝以及平面裂缝等危及石窟寿命的问题，做了详细报告。这个报告受到中央重视，是年8月间，中央文化部派了由徐平羽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包括治沙、地质、古代建筑、考古、美术以及出版社、电影制片厂、铁道部设计院等各方面专家十余人组成的敦煌工作组来莫高窟进行现场考察。工作组于8月29日到所后即开始工作，在进行洞窟考察的同时，听取汇报和分组讨论研究。现场工作进行了15天，解决了机械固沙的问题；对残破塑像、壁画修补复原进行了试验研究，对第130窟修补壁画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提出了关于抢修石窟群地质危险部分的处理和出版有关莫高窟全集及研究资料的建议，拟出了大型彩色纪录片的编写提纲。专家们在莫高窟工作期间，研究所组织了研讨活动，请专家们做了《石窟艺术的特点和价值》、《壁画和彩塑的保护问题》、《关于莫高窟治沙问题》、《敦煌莫高窟地质情况及全面抢修工程》等专题报告。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不但解决了石窟艺术保护和抢修加固工程的实际问题，也推动了石窟艺术的理论研究，对莫高窟的工作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修复破损洞窟需要大量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只能先抢修最危险的部分，然后一步步推进。原计划第一期工程用款为5万元，但实际上完成需要15万元，因此我们打报告报了15万元，对这么一笔巨款的申报，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在国务会议上汇报以后，立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并批准拨专款进行全面维修。莫高窟工程不是一般民建工程，有隧道、有支撑，还有地基、墙体等复杂结构，因此，中央决定由铁道部承担莫高窟全面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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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开春起，铁道部为了搞好这一工作，在他们系统内从全国各地调请了一百多位富有实践经验的桥梁、隧道工程的工人和专家、工程师等，就如何对这一古代艺术宝库进行全面的抢修，从而达到加固岩壁、保证石窟安全，同时还要照顾建筑艺术的形式与石窟的和谐问题共同商讨。这一问题早在1952年，中央文化部就曾制订全面加固莫高窟石窟群工程的计划。当时古建专家们认为这一民族艺术宝库经过魏、隋、唐、五代、宋、元千数年不断地修建，各具不同时代的风格，应当保持各种不同的风格。也有人主张全部做唐代窟檐，也有人主张用一个巨型大建筑将莫高窟整个笼罩。当时专家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全面维修石窟的工作还是被搁置下来了。现在既属全面抢修工程，以加固为主，经过再三反复讨论，决定莫高窟加固工程的艺术形式的原则，既排除单纯强调复古的建筑形式，又纠正了片面要求工程质量而忽略了艺术形式和文物保护宗旨的做法，要求“在保证石窟的安全条件下，适当照顾艺术形式，尽可能保存洞窟原来面貌，最好能做到尽量隐蔽，使之达到‘有若无’的程度”。由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勘察设计提出施工方案，铁道部第一工程局进行施工，用钢筋混凝土、预制大梁，浇铸悬臂梁和花岗岩石块大面积砌体，用支顶和推挡的办法。工程自1963年开始采用分段分期施工，至1966年，工程共计进行三期，范围包括石窟群的南北两区，侧重在南区，总共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做了彻底的加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莫高窟全面加固工程，耗资99万元。其作用不但对洞窟本身结构起到经久的加固作用，同时，按照需要在有些地方加长甬道，更新风化了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的问题，并安全牢固地解决了400多个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往来通道。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砌体，扎扎实实地代替了唐代文献上记载着的“虚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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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在巍峨雄壮的虚栏栈道上巡视观览时，不由得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初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时，因没有通道可上，只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地面三十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后来我们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子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想到这些，不由得热泪盈眶，深切地感到：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有敦煌的新生，才能有我们幸福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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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规模的临摹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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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直属机构以后，研究所的工作，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同时在工作和学习上也能及时得到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引。通过学习中央政策，我们明确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我国今后经常性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消除了一些人那种认为保护敦煌文物是维护封建迷信的顾虑和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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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部曾指示我们：“保护工作，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艺术不使其受到任何损坏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研究工作，必须从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同时必须与研究所的具体任务，特别是临摹工作密切结合进行。要重点临摹，全面拍照。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所的基本工作，艺术的发展不能离开传统，临摹就是通过艺术实践，深刻地学习和体会艺术的传统。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因此，有计划有重点的临摹必须坚持下去……今后应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临摹，临摹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足以代表各时代的、具有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内容的作品。”这样，临摹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临摹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已做了一些，那时注重全面临摹。由于那时研究所处于无人过问的困境，物资、器材、经费都很缺乏，临摹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除少数代表性作品外，一般都采取缩小比例的方法。有的缩小到原作品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临摹，有的则只临摹立体部分，有的专题临摹仅从整幅壁画中裁取部分，如飞天、交通运输舟车、动物、山水、服饰、人物、供养人、藻井图案、莲座图案、边饰图案、头光图案等等。在1951年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有不少观众和专业人员经常提出疑问，这些优美的飞天和图案究竟在壁画的什么地方，占多少位置，在飞天旁边还有什么等等。有些专家学者还需要知道全面情况以供研究，并希望看到原大原色的临摹作品。现在万事俱备，更来东风。党和国家不但为我们提供物质条件，又给我们下达具体要求，要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而且还要做记录性的全面摄影。我们都为此而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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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临摹工作质量，我们美术工作者不仅要研究掌握这些壁画艺术的技法，如壁画创作程序、用笔、用色、人物的描绘、建筑、树木和山水的布局，而且还要研究熟悉作品的主要内容、时代背景等。这就需要学习、研究有关的美术史、佛教史、图像学、哲学、社会学、历史等专业知识。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很短时期内从国内外购置了一大批图书资料，成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资料室。以后通过不断和国外进行资料交换，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已拥有两万多册有关敦煌研究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摄影资料。中国科学院已故的竺可祯院长，还把散失在国外的敦煌遗书和文物复制成显微胶卷送给我们，丰富了我们的图书和资料。这些图片资料、遗书资料和书籍资料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工作和完成临摹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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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65年拜会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院长时，与他们夫妇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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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中国成立前的临摹，由于种种困难，在无财力、缺器材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那些劣质颜料，有的甚至是用红土、泥土经过自己的漂洗沉淀来代替的。有一个时期买不到矿物色的石青、石绿，只好用调和漆的颜料、染料来代替，因而这些临摹品放了许多年之后，不少已出现严重变色甚至褪色的现象。上级指示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敦煌壁画至今颜色不褪不变的科学研究，同时，为了保证临摹品的质量，必要时应采用石青、石绿、朱砂、宋、贝粉、赤金等新中国成立前所不敢奢望的名贵材料。故宫博物院还支援了我们一批他们旧藏的矿物质颜料。地质队在探矿时，为我们找到了朱砂等贵重颜料。使我们难忘的是在西藏工作的周仁山同志，还特别组织人力开采了大箱大箱的原矿石供我们自己来研制颜色。为此，我们还添置了一套手工和电动两用的球磨机，以磨制矿物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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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以后，我们集中所里有多年临摹经验的李承仙、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等，开展整窟原大原色的临摹工作。从哪一个洞子开始呢？经过反复认真地讨论研究，大家认为285窟比较好。这个洞窟就是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第二次“光临”敦煌莫高窟，一心想把整窟壁画剥离去的那个洞窟。华尔纳在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得到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的资助，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在莫高窟五天工夫就黏去壁画二十多幅，毁坏了我国古代美术珍品。当地人民知道了华尔纳的无耻行径后，便一群一群地去责问地方官陆县长。是年莫高窟庙会时，又一群一群地去诘责王道士。陆县长卸了任，走到新店台子村，就被群众抓住，非要他取回被华尔纳剥去的壁画不可。陆县长派人赶到敦煌县城邀请来几位绅士调解，才勉强放他走。华尔纳第二次来敦煌的野心更大了。他的大喽啰翟荫率领人马到敦煌时，对当地长官说：“此来是要剥离一部壁画……”当时北京大学派去监视华尔纳的陈万里先生在《西行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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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成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二十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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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20号N洞发现大魏大统四年及至五年画像题铭，翟荫君告我：在京时所计划剥离者，即系此洞！（伯希和120N洞即今285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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