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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文物的一项手段，也是分析研究古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实践。多年来，我们在进行临摹的同时开展了研究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临摹及对壁画中人物、建筑、山水、花鸟等的描绘、着色、勾勒、渲染、布局等技法、过程的分析和研究，看出这些壁画的无名作者在封建统治者的奴役压迫之下，运用他们的智慧才能，突破宗教和佛经题材的种种清规戒律，在民族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营养，创作出新颖的风格。他们的作品，既富于时代特点，又有现实生活的浓郁气息；既表达了作者对邪恶的批判，又展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无限憧憬。这些作品在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展现着无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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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60年在美术陈列室观摩点评壁画的临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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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陆续为我们研究所输送了一批大专毕业生，充实了我们的业务技术力量。他们与多年工作富有经验的同志们一道，共同对这个浩如烟海的古代艺术宝库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使工作更顺利、快步地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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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早期艺术多出自五胡十六国拓跋族画工之手。他们粗犷放达而又富于汉画传统的生动笔触，和那吸取来自犍陀罗的佛像菩萨、飞天的艺术造型，带有域外袒胸露臂的风尚。发展到隋代，壁画的人物线描已趋向细致圆润，一改早期的粗犷之风。正如中国画史所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人物描法甚细，遂以色浑开，这种甚细的描法在敦煌壁画中得到印证。隋代这个短暂的王朝，在敦煌却开凿了大量石窟，在壁画和彩塑上，不惜采用大量的赤金、白银、石青、石绿、朱砂、朱等贵重颜料。到了唐宋元各代，敦煌壁画的民族绘画传统进一步显示了中原民族绘画传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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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是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美术史，各代只见诸一些零散的文字材料，而作品实物留传较少。敦煌艺术可以说是稀世的伟大艺术遗存，它是宗教艺术，但也是民族、民间艺术。虽然有人至今仍否定它是正统的中国民族传统，但从中国绘画史和近代出土的汉唐墓室壁画作品来看，便不能不承认敦煌艺术是4世纪到14世纪一脉相承的民族艺术传统的杰作。敦煌壁画就其制作技术、制作方法而言，与宫廷的卷轴画有所不同，但其绘画技法还是民族风格的产物。这是一座包含从北魏到元代1000多年的丰富多彩的有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身塑像的492个洞窟的沙漠里的画廊宝库。它系统而完整地填补了4世纪以后14世纪以前这一段时期散失了的历史名画真迹。它本身堪称中国中世纪的美术史。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上接汉代出土墓室的壁画，下连永乐宫、法海寺等地的明代清代绘画，一直和近代衔接起来。这样，通过敦煌这串灿烂的艺术明珠，串连成一部完整的以绘画为主的中国美术史，这对我国今天的艺术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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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工作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不是我们工作的唯一目的。为了使我们所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除临摹外，还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我要求每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十多个同志分别结合自己的临摹范围写出了相应的研究论文，我也集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每一篇研究文章进行修改补充。这些同志是第一次搞研究写文章，通过完成这一阶段的研究任务，得到了锻炼，认识到了研究与临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使大家加深了对所临摹壁画内容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了临摹的水平。1957年，这批研究成果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以《敦煌艺术小丛书》的形式出版。它们是：李承仙的晋魏和五代各一本，霍熙亮隋代一本，李其琼初唐一本，段文杰的盛唐、中唐、榆林窟各一本，关友惠的晚唐一本，冯仲年的宋代一本，万庚育的西夏和元一本，孙纪元的彩塑一本，欧阳琳的图案一本，共完成12本。另有孙儒的建筑一本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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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从此，许多同志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相结合的时期，有的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为更深更全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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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常书鸿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右二）在莫高窟名雷音寺同易昌恕喇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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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不是为研究古代而研究。多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对敦煌石窟历史、存在情况、艺术题材、建筑、石窟档案等全面资料的调查搜集及整理统计工作，是研究所工作的基础。我们要逐步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加以出版，介绍出来成为大家的东西，能使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来研究。1957年，在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的计划安排下，我们开始计划编辑一套全面反映介绍敦煌的大型画册《敦煌图录》，预计达120卷，远远超过日本编辑出版的《云冈石窟》画册。《敦煌图录》将属于敦煌系统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全部窟龛，按时代完整地编辑出版，重要代表性窟或大型窟单编册，一般均以代表窟为中心，照顾窟面关系，成组编辑出版。1958年，组成了《敦煌图录》编委会，编委会成员有夏鼐、翦伯赞、向达、张珩、梁思成，赵万里、吴作人、王朝闻、谢稚柳、史岩、宿白、叶浅予、常书鸿、金维诺、王冶秋、刘敦桢、周一良、夏衍、王天木、赵正之等。经编委会商定，文字部分，拟请郭沫若撰写总的叙论，夏鼐负责撰写历史考古部分，周一良负责撰写佛教历史部分，王朝闻负责撰写美术总评价，常书鸿负责写沿革状况部分。《敦煌图录》拟出六开本，每本约有图版200页。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原先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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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主要是佛教艺术。在研究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宗教和艺术，都离不开对佛教艺术的研究。因此，1958年5月，我致函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先生，倡议创刊《中国佛教艺术》杂志。6月收到赵朴初先生复函。1958年12月26日赵朴初先生又在复函中写道：“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教所云，我们非常同意。由于我国佛教界在解放之前，局限在宗教活动范围以内，对于佛教艺术很少注意……解放以来，佛教艺术宝库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保护，又得到先生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亲自参加保护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我国佛教艺术从来不曾有过的幸运，我们非常敬佩与感谢。关于出版《中国佛教艺术》刊物的问题，我们接受先生的建议，拟于明年起试办。”为此，我拟撰了发刊计划草案。发刊的目的是要向国外介绍中国各地丰富而优美的佛教艺术遗产，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经商定，拟请赵朴初、常书鸿、周叔迦、巨赞、郭朋、吴作人、金维诺、常任侠、赵万里、曾毅公、阎文儒、王去非、温庭宽、石鸣珂等14人组成编辑委员会，杂志暂不定期出刊，16开本，图文相半，文章内容约计5万字左右。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计划搁浅了，杂志也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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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初，我们经过20多年搜集、整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的编辑任务。1966年5月，正当《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清样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来，准备开机投人大量印刷时，适逢“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致使这一部考查敦煌历史的重要资料未能出版。此外，我们编辑完成并与出版社约定的书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和《敦煌莫高窟全集（试行本）北魏第248窟》大型图录一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壁画艺术》（综合性代表作品选集）大型图录一本，它的姐妹本《敦煌彩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准备拍摄一部旨在介绍敦煌艺术的大型彩色纪录片，由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何钟幸同志和我合作编写了剧本《敦煌曲》。除此之外，我们还集中了所中业务人员撰写了20多篇论文。我们期望在建国17周年，也就是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时候，对我们的保护、研究等工作来一个大检阅，并以此来更进一步地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我们为此制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准备于1966年9月25日至30日的一周时间，召开纪念会和开展各项学术研讨。专题研讨座谈的主题确定了10个方面：（1）石窟加固工程；（2）壁画加固试验；（3）塑像修复；（4）石窟档案工作；（5）临摹工作；（6）窟前遗址发掘工作；（7）石窟测绘工作；（8）关于推陈出新工作的介绍；（9）题记内容整理工作；（10）其他。除学术研讨会外，还计划举办展览，以及编辑出版介绍敦煌的一系列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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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常书鸿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事教学的女儿常沙娜写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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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理应成为培养全国民族艺术人才的圣地。特别是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等专业学生的培养与教育，敦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最好的大课堂。因此，我非常希望全国艺术院校师生前来学习和研究。1955年，叶浅予、邓白、金浪等先生带着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的一批学生，有刘勃舒、方增先、宋忠元、李振坚等前来临摹学习。先由我们研究所长期从事临摹的同志带他们一起临摹，然后他们自己独立临摹。两个月时间虽短，但同学们反映收获极大。我也看到了同学们在民族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如承受雨露般的学习新东西。从而看到了中国艺术家成长的希望。1959年，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师生前来临摹学习，并完成庆祝建国10周年在历史博物馆展示敦煌壁画的临摹任务，我们给予了很好的支持和配合。用敦煌千佛洞这个大课堂培养学生是我一贯的心愿。1978年恢复我所长职务后，1979年我们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签订了毕业班来敦煌临摹两个月，第一个月由我们指导，第二个月放手让他们自己临摹的协议。为了支持学生的学习，我们还承担了他们来敦煌的一半路费。当时广州美院也希望能仿效这个办法组织学生前来学习，可惜这个工作在我离开后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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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博物馆和石窟保护、研究人员，1960年，我们还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创办了专业人员的训练班。时间半年，为甘肃省各县、市培养了一批文物专业人员。现任甘肃省武威市文物局长党寿山就是该训练班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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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摹、研究的同时，我们所的美术工作者从1955年开始，遵照毛主席关于“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边从事临摹边开始创作，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在这基础上，1959年顺利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壁画的创作任务。壁画共两幅，一幅是李承仙为主创作的《姑娘追》，一幅是霍熙亮为主创作的《猎归》，均受到好评。1961年，李承仙还发表了《挤奶图》等作品，孙纪元创作的《瑞雪》雕塑，展出后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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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夜以继日、勤奋努力，希望早日对石窟全面抢修加固工程、敦煌塑像病害的修复试验等进行检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冲击了我们所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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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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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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