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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常书鸿路经武汉时，与参军的儿子常嘉陵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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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这一年，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离开了我们，人们痛不欲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了，人们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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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初霁，又是一个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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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诗，表达我的心情：“十年冰霜花事尽，春风喜度玉门关。”中国古诗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用来形容大西北戈壁瀚海的荒凉。但我今天深深感到，吹遍中国大地的春风，同样激荡着玉门关外这神话般的沙海中的绿洲孤岛——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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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兰州军区肖华政委和韩先楚司令乘直升机访问莫高窟。这给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鼓舞。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肖华同志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们参观石窟后，肖华同志挥笔写下了即兴诗句：“银鹰降临沙州城，飞天新装挥舞迎。莫高艺术扬中外，阳关春暖观光人。”1979年，方毅副总理、宋平书记、黄镇部长都相继来敦煌指导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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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我所长职务后，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保护研究工作。首先，为五卷本《敦煌莫高窟》选拍画面、彩塑，在文物出版社的协助下，拍摄了1500幅照片。这是我和全体研究人员从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中精心选拍的，基本上代表了敦煌艺术的精华部分。拍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分工，组织所里的所有业务人员参与编辑和撰写工作。按照编辑计划，全书按时代分为五卷，第一卷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部分，由我、李承仙、蒋毅明、李振甫负责；第二卷隋代由霍熙亮、孙纪元负责；第三、四卷初唐、中唐、晚唐由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欧阳琳、关友惠负责；第五卷五代、宋、西夏、元由万庚育、孙儒、李贞伯、刘玉权负责。专题论文由樊锦诗、施萍婷、潘玉闪、李永宁、贺世哲、孙修身等负责插入五卷本中。这种分工和研究工作，我专门写报告到文化局，为五卷本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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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副总理来敦煌视察时，曾提出敦煌的开放和宣传介绍的问题。于是1962年在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何钟幸同志合写的电影剧本《敦煌曲》的基础上，与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联合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敦煌》，全面介绍敦煌的历史和现存遗迹，长达两小时。徐肖冰同志来所，我们共同研究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选择有代表性的壁画、塑像、花砖皆完整的洞窟拍摄纪录片。原计划一个一个洞拍，但拍了第45洞一个就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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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资料和广为介绍，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陈滋德处长、新华社石少华同志和我所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我们和新华社携手，采用自然光反射的方式于1979年夏又拍摄了数千张照片。以往的拍摄大都采用电光源。这次我们用玻璃镜从洞外反射阳光到洞内的锡箔纸板上，再反射到画面上，所拍照片，色相还原好，十分精美。这套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新华社国家照片资料档案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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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清扫洞窟。这样整天来往于各个洞窟担任清扫工作，对于仔细观察石窟壁画塑像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这期间，发现有些在我记忆中特别的洞窟，壁画正在变色，如159、220、217、112等窟。那些精美的壁画，颜色上好像蒙上薄纱甚至褪色，尤其是159窟西壁文殊、普贤，我初到敦煌看到的那精美颜色褪淡了，线条隐没了。220窟的1945年刚从字画下剥离出来的那光彩的硃红、石碌、石青等都似蒙上一层淡雾。另外还有许多洞窟也有类似情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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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方毅副总理汇报了洞窟壁画变色的情况。我认为，在莫高窟1600年的岁月中，我这40年是非常短暂的。而在这40年中，我眼见莫高窟壁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因此，保护壁画不再继续变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应了解壁画原来所用的颜色，再研究壁画变色的过程，进一步经过科学的论证，使壁画能复原到当年绘制时的光辉面目。方毅副总理认为，现今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涂料研究所有条件开展此项研究。后来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此项研究，到我写这个回忆录的今天，涂料研究所已经过化验鉴定，莫高窟壁画用色有21种。这一可喜的开端为今后加强对壁画的保护，以及对壁画的复原研究工作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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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5年曾将莫高窟全部洞窟分为代表窟、一般窟、次等窟三种。经过“文革”后期我对洞窟的进一步观察，为了加强保护与研究工作，认为对莫高窟492个洞窟应进一步分级别。我带领李承仙、蒋一明等同志，又把492个洞窟按照现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分为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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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部长视察敦煌工作时，我向他汇报了40年来莫高窟洞窟壁画变化情况。我认为莫高窟洞内壁画的变化有自然的，但更大的是人为的原因。由于人流的增加，频繁进出的人造成了污染，因此，建议在第一类洞窟中，第3、220、258窟等7个洞窟急需特别加强保护，经过国家特许后，一般不对外开放。有的级别的洞窟仅对研究人员、专业人员开放。这种分级参观开放的方法，有利于莫高窟的保护，也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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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佛经中称为“香音神”。她们在天国晴空中自由飞翔，奏乐散花，是敦煌石窟庄严的佛教壁画中一个轻快美丽的形象。她本来是中国传统的佛教画中，用来刻画“极乐世界”中的一种象征和平幸福景象的，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色彩。她犹如西洋宗教画中的美丽天使，但没有翅膀，全凭衣带的飞扬、裙裾的曳动和身段的飘浮，显得如此逼真而动人。她使整个石窟产生“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博得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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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神州大地，到处都焕发着盎然春意。经过十年灾难的中国人民，此时对“飞天”更感到亲切。对“飞天”碧空轻舞、百花飘香、乐律萦绕的幸福美好生活又该是多么向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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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即将来临，美丽的“飞天”正向我们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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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流逝，莫高窟的檐角铁马叮当声永远在我的心头鸣响。它给我一种紧迫感，仿佛在启示我：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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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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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八章 飞天传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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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艺术展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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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日本拥护宪法国民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曾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签订了有关两国文化交流的协议。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的展出，就是这个协议中的文化交流工作之一。我们——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的成员，包括康大川、李承仙、崔太山和我一行四人，受到日本主办单位《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经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筹备，随带敦煌文物研究所历年在敦煌莫高窟所作的壁画和彩塑摹本及摄影等300多件，其中包括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修建的第285窟整窟原大模型一个赴日展出。这是敦煌艺术历次出国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我们到达日本后，随即与日本主办单位合作，经过紧张的筹备阶段，中国敦煌艺术展览自1958年1月5日到2月16日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展出33天，共有购票参观的群众10万多人次。配合展出工作，还分别举行了有关敦煌艺术的广播、电视、电影、讲演、座谈、讨论会，接见报刊记者访问等不下30多次，直接晤谈的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和工人、学生等约600余人。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远远出乎日本主办单位意料。如展览目录一次印了5000份，不到3天就卖完了，后来添印到3万多份，还不够供应。展览会闭幕时，还用登记预购的办法，才满足了日本观众的需要。据有些日本朋友说，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艺术展览会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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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人民是有着悠久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的，但这种传统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近百年来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人为的阻碍和破坏，这种情况，战后的日本人是十分明白的。尤其是当新中国成立，6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英明的领导下坚强地站起来之后，日本人民不但对我国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恢复中日邦交与友好合作有了十分强烈的要求和愿望。正像中国人民对待日本人民一样，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新中国文化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向往的。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和这几年来许多中国赴日代表团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一样，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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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在日本做客两个多月，除了展出工作外，还访问了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奈良、宇治、日光等地，参观了上述各地的文化研究机关、博物馆、画廊、工厂、学校，以及手工艺作坊、寺院、神庙和文物古迹，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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