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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日本专家以新奇的眼光，在敦煌艺术中发现了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艺术的先驱者。这就使某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从相当于中国唐朝的奈良时代开始的论点站不住脚。使得日本人民由此认识到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更早、更多、更好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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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众写信给报社，感谢主持这个展览会的《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使他们看到了伟大的敦煌艺术。他们也在信中感谢长年在沙漠中坚持临摹工作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位22岁的日本主妇渡边在信中说：“我的心中早已有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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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期间，有位上了年纪的日本老先生，在285窟模型室看了两个小时之后，从人群中挤出来找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握手，热烈赞扬中国人民的宽大和气魄，赞美新中国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说着说着，他情不自禁地举手高呼：“毛泽东先生万岁！”他的眼睛里还含满了激动的泪水。像这位老先生所表达的老一辈日本人民的感情，我们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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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痛定思痛的老一辈正直的日本人民心里，他们还牢牢记着近两千年中国与日本人民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对东方和世界文明曾有过的卓越贡献。从6世纪日本飞鸟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开始流传到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我们在京都、奈良、宇治、大阪、东京等地，看到创建于公元593年的四天王寺和修建于607年的法隆寺中，至今还保存了制作于唐宋时代的乾漆木雕的佛与菩萨造像、壁画，以及造像身上富丽精致的光头、背光、宝冠和璎珞佩带供宝等。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直接由唐代中国高僧鉴真和尚按唐代寺院建筑蓝图建造起来的。这些日本的古代建筑和艺术，不但结构装饰保存了中国的风格，就是匾额碑碣也都刻着挺秀的唐人书法。这些明显的文化渊源，今天日本的老年人都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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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治维新的政策、“西方万能”的政策，使帝国主义者以人为的力量把两个邻近国家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关系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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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把学习的眼光由东方转向西方后，在文化艺术上也沾染了十分浓厚的西方色彩。在绘画上，他们甚至放弃了曾经深深影响法国后期印象派绘画的浮世绘，而从头学习西欧各种时新的艺术作风。他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连续不断地模仿学习，从20年代开始的欧洲新画派，如后期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一直到各种不成形的抽象主义艺术，都是悉心地在模仿着、学习着，像过去学习中国艺术一样。因此，今天在日本就产生了可以与法国后期印象派代表作家塞尚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产生了可以与法国立体派代表作家洛特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也产生了可以与野兽派代表作家罗阿作品乱真的日本画家。因此，日本就有了“日本的达里”、“日本的马蒂斯”、“日本的凡拉明克”等亦步亦趋、模仿得尽善尽美的日本洋画家。在日本，也一样有包揽画家的掮客和他们私有的阔气的画廊。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资本开展览会，出专刊画集，收买艺术评论家，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捧一个画家或贬低一个画家，像炒股票一样来抬高或降低一个作家或一幅画的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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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日本画家在战后苦难的年代中，已尝到了灾难的滋味，在画坛上出现了无精打采的趋势。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一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中，在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影响下，一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中心之一，成为西欧几个国家游历和观光的市场。形式主义的名画家曾经有过一度短暂的活跃，但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近两三年弥漫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同样也涉及日本的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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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权威的现代美术评论家兼镰仓现代美术馆馆长，热心招待我们到他的博物馆去参观。他苦笑着指点一件正在被孩子们爬上爬下玩耍着的不成形的所谓现代雕刻说：“小孩子不听话，要他们不爬他们也不听，反正这些都是用钢筋水泥制造的，践踏一下也无所谓的。”他这番说明，使我啼笑皆非，无言可答。这里提出了一个形式主义艺术往何处去的严重问题。记得过去读过一本法国艺术评论家安得列·沙尔梦所写的批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书，书名叫《节日欢乐后的悲哀》，形式主义艺术的命运，正像过了一夜酒吧间酒肉、女人、阿飞式胡闹生活之后所感到的困乏、空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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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了日本的艺术生活。它以其丰富内容和1000年间生动活泼的演变发展大大震醒了迷失方向的日本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装饰美术家们。他们以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敦煌艺术：现代形式主义画家喜欢奔腾粗犷的敦煌北魏艺术，雕刻家喜欢敦煌的唐代彩塑，建筑家喜欢拿敦煌唐宋建筑与日本法隆寺等唐宋风格的建筑做比较，装饰美术家提出了今后日本图案的方针，将以新古典格调来大量采用敦煌图案主题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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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日本的前夜，一位负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是不能以10万观众、3万份目录单、120篇报纸杂志文章、20次座谈会等有限数字来估计的。如果一定要照上面这样计算的话，那只是原始的种子，这些种子埋在日本土地上之后会发展生长。首先我十分同意你今夜在椿山庄告别会上提出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敦煌艺术有这样一种力量，它打破了存在于日本现代人心理中的‘西方万能’的概念，十分可能使我们的文化艺术重新走上中国的也是日本的东方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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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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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和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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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对地理和历史的概念都是非常糊涂的。对于“日本”的认识，只局限在“东方人、和服、日本话”这几个概念里。后来，第一次与日本人打交道，是1928年在法国巴黎一个艺术家经常喜欢去的蒙巴拿斯咖啡店。我们正在喝咖啡，这时留法的日本名画家藤田嗣治用法语对店老板说：“现在店中所有顾客饮用的账都由我来付，因为我卖了一幅画，我应该为同伴们请客，请大家不要见外。”他的话引起全店顾客的热烈鼓掌，我也鼓掌。这是我一次由衷地鼓掌，表示感谢。这位有名的日本画家异乎寻常的“请客”，使一些多喝了几杯酒的法国朋友举着酒杯到藤田嗣治面前，和他一同干杯。这时候整个咖啡馆的顾客都举杯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着：“藤田万岁！”这时戴着黑边近视眼镜的藤田，笑逐颜开地也喊着：“亲爱的伙伴们万岁！”这次偶然的集会使我透过藤田嗣治，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比之过去“五四”时期（卖国贼签订“21条条约”，那时我才七岁，也曾去学校参加搜查日货、焚烧日货的运动）抵制日货时的看法有所改变。我尤其喜欢他在当时欧洲现代派盛行的巴黎画坛上，仍然保持了东方民族特有墨色线描为主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个令人推崇的近代东方名画家。但我对日本绘画知道得并不多。当我从1942年至1957年十余年从事敦煌佛教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后，确实想了解一下一衣带水的日本精心保护的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等著名佛教艺术遗址的保护研究工作。所以当1957年组织上要我们准备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时，我因得以有一个学习和增进了解的机会而非常兴奋。1956年5月14日，我们在千佛洞曾接待过以驹井和爱为首，包括杉本要吉、冈崎敬、安保久武、樋口隆康等在内的五人代表团。两天的访问，虽然时间不长，但中日之间，莫高窟和法隆寺之间，已结成了友好真挚的友谊。我们很遗憾没有见到我们渴望已久的石窟艺术研究专家水野清一先生。驹井和爱先生告诉我们，水野先生因不慎伤了腿，没能同来是非常遗憾的事。我说：“我们希望他能同你们一同来莫高窟参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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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敦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比较清苦的，但我们和驹井和爱、冈崎敬、安保久武、杉本要吉、樋口隆康五位先生的亲切会见是热情友好的。正如杉本要吉在1956年5月15日在留言簿的题字上所说：“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最大目的是在于参观敦煌。我们一行五人到此逗留两天，亲眼看到千佛洞的伟大艺术：北魏的雄伟，盛唐的荣华。这使我们非常感动，非常满足。我们在此对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所长及以下的先生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并祝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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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后有更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是，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的公开展出。在当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的时代，展览由中日两国几个人民团体负责举办。众所周知，名闻世界的敦煌石窟宝藏，近一个世纪以来，受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破坏和劫夺之后，除大量的石窟密藏，如古代写本、绢画、肖像、木雕像等流散在英、法、苏俄外，至今幸存较多完好壁画的彩塑的石窟492个，有各时代壁画、彩色塑像二千余尊，是现存古代文化艺术珍贵的遗产。当时为了中国和日本的友好与文化交流，满足一衣带水的日本广大人民的热切期望，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进行为期33天的公开展出，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大致过程我在上文中已经写了，下面记述的是在展出期间一些令人难忘的友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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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展览会布展时，帮助我们布展的日本青年工人，认真负责，迅速按期完成工作，令人感到万分兴奋。完成布展工作是12月31日午夜11时25分。我们轻松地在午夜的马路上并排步行，到一家通宵服务的日本酒家吃消夜。我们同时高举起满杯啤酒祝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岁。”那时我看到李承仙兴奋得流下了快乐幸福的热泪。她对我说，日本工人那样负责认真的态度和热情令人十分感动，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她曾在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负责主持敦煌展览，就没有如此的高效率和高速度。那天正是除夕之夜，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又和康大川、崔泰山等步行到大街后面小巷的一爿小面馆，每人吃了一碗有上海风味的阳春面，并随便在餐桌上各人抽了一张“新春幸福”的美好祝词。回到旅馆，我们觉得浑身轻松，快乐地过了一个日本的除夕和新年。这是我们到日本后最为快乐的一天一夜。因为做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做的工作，也是难忘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幸福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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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首先接受了杉本要吉赠送的一只黄丝绒做的小狗。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农历狗年。早餐后，我们应华侨蔡振华的邀请去旅游。一路经过富士山，在白雪皑皑的大雪中，到达了日光。蔡振华为我们安排好一个日本庭院式的旅馆。浴池是在日光一个竹林梅花的小院中，真是小庭流水，意趣横生，为我们长了自然主义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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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日光的3天休息后，1958年1月4日，我们在大雪纷飞中返回东京。看街头店堂橱角中布满了俨然如画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等应景风物。《每日新闻》正在大力报道“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将如期于1958年1月5日在日本桥·高岛屋开幕”的消息。《每日新闻》为了宣传，还刊登了将285窟整窟模型大佛自高岛屋大楼底层用大吊车拉上八楼的照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有关敦煌学专家，还撰写了有关介绍敦煌艺术的论文。水野清一教授还在《日本佛教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参观敦煌艺术展览时所作的笔记。水野清一先生是《大同云冈石窟》24大本研究专著的主要执笔人。他对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艺术，有很深厚的研究。他在当时出版的《日本佛教艺术》杂志的文章中，根据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和石窟艺术渊博的知识，对敦煌艺术的排年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见解。但他非常遗憾地表示，那一次日本的中国考古代表团出访时，自己因为足疾而没有能来敦煌访问，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他非常热心地为我们安排了天理教历史博物馆的访问。记得有一次为了使我能见到正在修复的一个法国伯希和从新疆库木吐喇附近苏巴西古墓中发现的隋唐时代漆制的彩绘舍利盒，他冒着大雨带我到京都一个私人家里去参观。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5世纪时的骨灰漆盒。我能如此接近地去鉴赏它，感到无比快乐。我非常感谢水野先生，临别时我用英文向他致谢。他说：“在日本我还是东道主呀！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敦煌和你一道研究敦煌石窟的壁画问题，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希望。”我说，只要我健在，我一定要争取邀请你到敦煌去。这是我们在大阪飞机场上临别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要求我离东京前为平凡社写一篇敦煌壁画的文章作为纪念。我答应了，交出了一篇非常草率的稿子，直到香港时才把初稿和图片寄出。使我感动的是水野先生为我列举的早期照片、图片作了十分精详的解说。1958年冬，我在敦煌收到这册纪念画册。在1962年，还接到水野先生赠送的他在阿富汗发掘时完成的第一部著作。那时我兼职兰州艺术学院院长，曾回复他一封长信，对他在艰苦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表示祝贺！但没有接到他的回信。1963年我还告诉他我们准备于1966年举行敦煌莫高窟建窟1000年纪念活动，要邀请国际石窟艺术专家来敦煌。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那个庆祝建窟1600年的计划没有实现，与水野先生的联系也中断了。1972年我在敦煌莫高窟接待韩素音后，才知道水野先生已于1967年因在阿富汗工作积劳过度，为文化考古发掘而殁。听到这消息，我非常难过。我早已知道他鞠躬尽瘁，在阿富汗沙漠旷野中辛勤工作的情况，但没想到他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欢迎他来到敦煌和我们共同研讨有关佛教艺术的考古研究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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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前右五）1972年参观莫高窟时与常书鸿等人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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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们在日本东京、京都会见了不少像水野清一先生一样的考古学者。在京都人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们参加了水野清一、平冈武夫、燕藤菊友郎、藤枝晃、长广敏雄、冈崎敬、樋口隆康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各位专家学者们举行的关于敦煌文物艺术的恳谈会。在东京神田一桥一次晚餐会上，我们会见了以原田淑人、仁井田升为首的考古、文学、美术专家，以及北川桃雄、驹井和爱、三上次男、熊谷岩夫、福山敏男、仓田武四郎、杉本要吉、土介定一、广濑荣一、关野雄、杉村勇造、杉原庄介、藤田亮策、山本达郎、榧本龟次郎、大塚初重、秋山光和、后藤守一、川上泾、高田修、岛山喜一等人。我们边说话边用晚餐，畅谈了日本和中国文物考古界的情况，尤其是敦煌和我1953年在新疆天山南北两地从事石窟艺术调查访问的一些情况。大家还一再强调中日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迫切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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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井和爱、冈崎敬、樋口隆康、安保久武、杉本要吉是1956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中寺（皇庆寺）我家中做客的最早的日本老朋友。1958年在我访日时，驹井和爱先生也回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由杉村勇造先生陪同我们在驹井和爱的书斋中喝日本茶，共叙友情。驹井和爱先生还把他们在北海道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与我们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的1953年新疆在昭苏文物考查所得撒姆大须古石人及遗址进行了互相探讨。这一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遗憾的是驹井和爱和杉村勇造他们都离开了我们！在日本时杉村勇造先生、北川桃雄先生等，他们都离开繁忙的研究工作来陪同我们参观博物馆、寺庙、文物古迹等等。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为我们举行欢迎会后，杉村勇造先生与我们同去一家中国饭店吃晚餐。当时钟正指向9点，杉村勇造先生突然对我和李承仙说：“张大千先生此刻正在东京飞机场，9时正起飞离开日本。大千先生要我带口信给你们，表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我们问：“大千先生来看过我们展览会吗？”杉村勇造先生回答说：“大概已看过了吧！因为我在他住处看见他桌子上放了一本‘敦煌艺术展目录’。”我说：“非常遗憾的是没能见到他，因为我们是已15年不见的老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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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桃雄先生还陪我们访问画家山口逢春。在山口家的日本式庭院厅堂前的大门口，山口逢春夫妇都穿着日本和服，躬身九十度，口中接连地说着日本话欢迎我们。山口夫人真是一位贤淑的夫人。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纯日本饭。雕塑家桥本先生和夫人还亲自用小型电影放映机为我们放映他和山口先生访问中国时拍摄的电影。山口逢春先生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画室和酒吧间。他的酒吧间不大，但很玲珑，柜中有各种各国名酒。山口先生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调鸡尾酒，可惜我没酒量不能多饮。他又带领我们来到宽敞明亮的大画室。画室中只有一张大案子，方方正正的，房里没柜子，白壁及朴素的木板没有任何装饰，显得有些空旷，四面墙壁都是用木板做成。主人看出我们诧异的神情，就引我们走到墙壁边，顺序拉开一个贴墙壁的门扇，里面的壁柜盛满了各种颜色，一层一层很有条理地摆着；又拉开另一扇壁门，柜子拉开后放下几个格板，刹那间沿着墙壁便搭出一个长条桌子；又拉开一个壁扇门，只见里面一层一层储放着各种纸张。就这样挑拣着拉开几个柜门后，画室四面八方全是壁柜，里面摆放着齐全的笔、墨、纸、砚、颜料、纸张、胶矾、调色碟等，随手可取。我们前不久曾在日本画展览会上看到山口先生一幅富丽堂皇的日本画《牡丹》。他的画色彩绚丽，笔画利爽，反映出他成熟的创作风格。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绘画创作中最精美的一幅。我们称赞他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画出这样得心应手的杰作，确是现代日本画的又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风尚！山口先生说，他作画从来不互相掺杂调色，而是把各种颜色根据需要和选择调上胶水后直接画在画面上。他说他的画一定会像翡翠、辰砂一样永远放射出“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风采”。介绍经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作画用颜色和鹿胶的关系。对于卷轴画来说，不论画在纸上或绢上，只有鹿胶能经受各种气候变化的考验，永不产生龟裂脱落的现象。这是他研究的成果，是画重彩中国画应该注意的，希望敦煌临摹工作中可以选择采用。山口先生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临摹用色用胶确是一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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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访日期间，我们还应日本研究敦煌壁画的博士松本荣一先生之邀到他家中做客。在他古色古香的庭院中，松本荣一先生和夫人在门口躬身欢迎我们。松本夫人亲自用茶道的古风教我们如何泡制清茶和如何双手捧着茶碗品茶，以及一面转动茶碗的方法。松本先生很谦逊地对我们说：“‘敦煌艺术展览’的彩色原大摹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古代中国壁画敷彩的资料。这些重要资料在伯希和编辑用黑白照片印刷的《敦煌图录》上是看不到的。因此，看了展览后，我认为我应该再研究一下敦煌画呢！”记得那是新春细雨霏霏的时刻，很像四川重庆迷雾一样的气候，在寂静园林中的这间客厅中，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接待。过了几天，松本荣一先生和另外几位专家们与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真是永远难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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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塚本善隆先生。我们1958年初访日本时，有幸遇到了他。塚本先生是一位忠厚的长老，有高深的学识，尤其精通佛学。他特地在他所在的清凉寺寺院中请我们吃素食，并让我们参观了清凉寺和寺中收藏的一身北宋时代檀香木雕刻的释迦牟尼立像，及佛像腹中发现的用丝绸做的内脏等珍贵文物。塚本先生表示：日本清凉寺与中国五台山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敦煌艺术展览”中展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全图》上面有“大清凉之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五台山全图》壁画长13.3米，高5米，系李承仙1948年至1949年临摹的）。塚本善隆先生提出希望邀请《五台山全图》临摹者李承仙在日本清凉寺同样临摹绘制一幅。我们表示为了中日友好、中日文化交流，我们愿尽微薄之力为后世留下纪念。1958年访日回国后，这件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晃已24年。1979年，我和李承仙、女儿沙娜再次访问日本时，我们本拟看望塚本善隆先生，因塚本先生病危，我们没能在塚本先生病榻前握手告别，真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在塚本先生已归道山，在1985年元旦的时候，秋冈家荣先生来中国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正与有关方面磋商，在我古稀之年设法完成这一位年高望重大德者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