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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57年12月下旬，我们离开了人民的首都北京，飞机到达广州，那里已是杏花含苞待开的初春景象。祖国的伟大可以用“四季皆春”这四个字来形容，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和她在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正像春天一样，跟广州的气候一样。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的路上，我在车窗边看到一片似锦的山庄与园地在暖和的阳光下更显得青葱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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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我们虽然办理了离境和入境的手续，但是在感情上真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人为的“界线”。当我们看到鲜红的五星国旗那一边，有一面灰蓝色的外国旗帜，就不能不产生一种离别祖国的感情。对那站在分界桥上的卫国战士顿时激起了无限的敬爱，真想上前去和他握手。他那庄严的仪表和体态，使我想到我们在不同岗位上所肩负着的不同使命。再会吧！我们终于慢慢远离卫国的战士，暂别了亲爱的五星国旗，踏上了去日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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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香港，我们在12月20日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海上长途飞行，终于在落日的暮色中，从机舱窗外看到了浮在海中的群岛和带着紫色夕阳的富士山顶。这个埋在苍茫烟霭和海水中看不见山脚的富士山，给我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幻境一般的感觉。这时候，机上的服务员正在向乘客们广播飞机将在半小时内到达东京的预告。这个预告显然给长途飞行的旅客以各种不同的感受。对于我这个初渡来日的旅客来说，我的心情不但振奋，而且有点不安：振奋的是目的地快到了，不安的是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的人们，将怎样来接待和支持我们之间有关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和平合作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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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看手表，正指在北京时间5点钟。暮色加速笼罩了这个岛国，飞机已接近东京，机翼上闪烁着红绿灯光，像一只在找寻安身处的夜归小鸟，一左一右地显出不平常的摇摆。我把眼睛贴在了机舱的窗户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东京的荧光灯广告，和闹市往来如织宛如无数流星一样的汽车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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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终于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空港，平安地降落在羽田机场。旅客们在服务员的“再见”声中一个个下去了。我们从服务员的口中知道：报社记者要摄影。在我们慢慢下去时，就被摄影记者包围住了。来欢迎我们的日中友好协会和《每日新闻》社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还有一大批欢迎的日本朋友和爱国侨胞正在接待室等候我们。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个正式的接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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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许多鲜美的香花，从四五十位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学术界和华侨总会的代表们那儿涌来。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目本朋友的手中看到了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鲜红、那样庄严美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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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画家福田丰四郎致了欢迎词。他代表日本无数爱好和平和中日友好的朋友，对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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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会上，我们会见了曾在敦煌见过的日本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驹井知爱、《每日新闻》社摄影部部长安保久武、学艺部部长彬本要吉。我们紧紧地握手，表达了别后的关怀和在东京重逢的快乐。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年已七十高龄的学士院会员、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博士也来欢迎我们。我们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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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我们一到东京，当晚就与《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文学艺术界的日本朋友们商议如何使敦煌展览会在短期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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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展览会的消息早已由占日本第二、日出300万份的《每日新闻》上不止一次地报道过，所以日本人民对于敦煌艺术是“久闻大名”，经常有读者询问展出日期，要求预购票。敦煌展览会的全部展品是由海路运送的，因为当时海上有台风，船期延误，展品要在12月31日才能到达。原定12月26日展出的计划只能改期在1958年元月才能展出，这就更增加了日本人民对展览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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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会场在东京闹市的高岛屋，那是一个八层的大百货公司的最上层，平常要做买卖，不能预先布置。从准备布置到展出只有6小时的时间，即商场闭馆的18时（下午6时）到24时。时间是相当紧张的。由于我们的展出计划做得比较细致和具体，在国内做好了展品照片和平面布置设计，编好了目录和资料，所以时间虽短，布置还是有把握的。1957年除夕之夜，我们组织了100位日本工人，紧张地工作起来。高岛屋和《每日新闻》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工作人员也自动参加了布置陈列。我们买了许多日本酒，请日本工人喝。大家一面工作，一面相互祝贺新年，彼此亲密无间。我们在紧张快乐的空气中，一夜之间完成了1400平方米面积的展品陈列。等我们离开高岛屋走上东京街头，街上除了我们这些为敦煌艺展工作的人员，就只有那些在酒吧间通宵狂欢的人和无家可归踯躅街头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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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的春节一样，新年是日本最大的节日。所不同的是，各个商店和电视广播，都有用英文组成的荧光灯新年广告，给节日带上了洋化的色彩。据说现在日本农村也很少过春节。日本人民已把传统的旧历新年移前举行。但是用做新年吉祥象征的还是中国的“岁寒三友”。“三友”中，松、竹是随处皆有的，就是梅花还不到开放的季节，只有大百货商店用暖房培养出来的盆栽梅花来点缀。新年有三天假期，人们换了新衣出外拜年，孩子们与大人们一起玩踢毽子和放风筝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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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我们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他是日本前首相）先生家里去拜年，还接受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由华侨蔡君陪同去东京附近的海边温泉度过节日，沿途看到了日本的乡村和农田。虽然是新年，日本贫苦的农民有的还是用简单的铁铲在耕作。听说日本政府在战后曾经进行过一番土地的调整，从公产和大地主方面分出了很小一部分土地，卖给没有耕地的雇农。但是土地面积太少，出产物品养不活农民的家庭，逼迫农民还是不得不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土地贱价卖给官府和地主，离井别乡到城市去另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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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我们还经过高速公路。汽车在这些公路上行驶要付给费用，这使得我们非常诧异。我们到达热海附近一个小镇汤河源后，下榻在向岛园温泉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旅馆服务员也全都是妇女。听说这是战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开设旅馆的女主人大都是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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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河源刚落过雪，虽然是温泉，但是气候比东京还要冷。向岛园旅馆的房屋轻巧雅致而干净。房里虽然有火盆，可是脱了鞋在光滑冷硬的地板上走真有点吃不消。日本朋友亲切地招待我们，让我们充分休息。但是因为我们急着要回东京准备展出，在汤河源只住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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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5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东京开幕，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李德全团长剪彩揭幕。二百多位日本文化学术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幕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片山哲先生和《每日新闻》社总编辑山本先生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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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日本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览》。这是当时展览会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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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会的开幕，正如片山哲先生所说：“从文化上，从艺术历史上看日中两国人民在过去近两千年的长日寸期中，一直有着兄弟般密切的友好关系。通过敦煌艺术展览，使日本人民确信上述日中友好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加强和发展日中友谊与文化交流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1958年新年开幕，正象征了这个年头将是日本中国两国和平友好恢复邦交的年头。”片山哲先生的话，说出了无数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他们的政府早日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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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受到了日本的专家学者和热爱新中国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与赞美。日本考古学界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参观展览会后说：“敦煌艺术是日本美术的原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贝塚茂树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民族不如日本的说法，是使近代日本人民走向悲剧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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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原定12时开放，到了11点半，会场外排队购票的观众已有近千人，这是难得的盛况。以后，观众天天增加，最多的一天达到9300多人。据高岛屋的负责人说，这是日本所有购票参观的艺术展览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在日本展出的盛况，连日本朋友也出乎意料。欣赏敦煌艺术成了当时东京、京都等大都市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日文和英文报纸杂志，都连篇著文介绍。日本著名的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全部被动员起来为敦煌艺术撰写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刊介绍敦煌艺术的文章就有120篇，这在日本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照日本通常的情况，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展览会，其他报纸照例是不写一字的，但是敦煌艺术破了例。因此《每日新闻》社的负责人也为此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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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排队购票参观的观众非常拥挤。观众中有学者、专家，也有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一般都要等候两三个小时才能轮到买票入场。有些大学生为了照顾年老的学者专家，都主动地把自己所占的前列位置让给他们，免得他们久等。虽然会场很挤，但是还是有许多观众争取时间做笔记、画速写，在每幅壁画前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尽管观众这样拥挤，但是会场井然有序，非常安静。这种情况使得高岛屋的负责人惊喜不已。正如这个百货公司的宣传部长永井先生所说：“敦煌艺术展览的成功，使我这个在商业上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受到很大的教育。最使我感动的是，从学生到学士院院士，都抱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好像观众都在上一堂东方美术史的大课。大家在这个展览会上得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伟大的敦煌艺术的强烈感染。因此，观众的感情是严肃的、纯正的、健康的，会场上始终十分安静，井然有序。不久前这里办过一个摄影展览会，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但是会场秩序之乱、人声之嘈杂，都不能与敦煌艺术展览相比。这是展览会的内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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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58年在日本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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