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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们在日本东京、京都会见了不少像水野清一先生一样的考古学者。在京都人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们参加了水野清一、平冈武夫、燕藤菊友郎、藤枝晃、长广敏雄、冈崎敬、樋口隆康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各位专家学者们举行的关于敦煌文物艺术的恳谈会。在东京神田一桥一次晚餐会上，我们会见了以原田淑人、仁井田升为首的考古、文学、美术专家，以及北川桃雄、驹井和爱、三上次男、熊谷岩夫、福山敏男、仓田武四郎、杉本要吉、土介定一、广濑荣一、关野雄、杉村勇造、杉原庄介、藤田亮策、山本达郎、榧本龟次郎、大塚初重、秋山光和、后藤守一、川上泾、高田修、岛山喜一等人。我们边说话边用晚餐，畅谈了日本和中国文物考古界的情况，尤其是敦煌和我1953年在新疆天山南北两地从事石窟艺术调查访问的一些情况。大家还一再强调中日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迫切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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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井和爱、冈崎敬、樋口隆康、安保久武、杉本要吉是1956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中寺（皇庆寺）我家中做客的最早的日本老朋友。1958年在我访日时，驹井和爱先生也回请我们到他家中做客。由杉村勇造先生陪同我们在驹井和爱的书斋中喝日本茶，共叙友情。驹井和爱先生还把他们在北海道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与我们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的1953年新疆在昭苏文物考查所得撒姆大须古石人及遗址进行了互相探讨。这一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遗憾的是驹井和爱和杉村勇造他们都离开了我们！在日本时杉村勇造先生、北川桃雄先生等，他们都离开繁忙的研究工作来陪同我们参观博物馆、寺庙、文物古迹等等。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为我们举行欢迎会后，杉村勇造先生与我们同去一家中国饭店吃晚餐。当时钟正指向9点，杉村勇造先生突然对我和李承仙说：“张大千先生此刻正在东京飞机场，9时正起飞离开日本。大千先生要我带口信给你们，表达他对你们的问候。”我们问：“大千先生来看过我们展览会吗？”杉村勇造先生回答说：“大概已看过了吧！因为我在他住处看见他桌子上放了一本‘敦煌艺术展目录’。”我说：“非常遗憾的是没能见到他，因为我们是已15年不见的老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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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桃雄先生还陪我们访问画家山口逢春。在山口家的日本式庭院厅堂前的大门口，山口逢春夫妇都穿着日本和服，躬身九十度，口中接连地说着日本话欢迎我们。山口夫人真是一位贤淑的夫人。他们请我们吃了一顿纯日本饭。雕塑家桥本先生和夫人还亲自用小型电影放映机为我们放映他和山口先生访问中国时拍摄的电影。山口逢春先生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画室和酒吧间。他的酒吧间不大，但很玲珑，柜中有各种各国名酒。山口先生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调鸡尾酒，可惜我没酒量不能多饮。他又带领我们来到宽敞明亮的大画室。画室中只有一张大案子，方方正正的，房里没柜子，白壁及朴素的木板没有任何装饰，显得有些空旷，四面墙壁都是用木板做成。主人看出我们诧异的神情，就引我们走到墙壁边，顺序拉开一个贴墙壁的门扇，里面的壁柜盛满了各种颜色，一层一层很有条理地摆着；又拉开另一扇壁门，柜子拉开后放下几个格板，刹那间沿着墙壁便搭出一个长条桌子；又拉开一个壁扇门，只见里面一层一层储放着各种纸张。就这样挑拣着拉开几个柜门后，画室四面八方全是壁柜，里面摆放着齐全的笔、墨、纸、砚、颜料、纸张、胶矾、调色碟等，随手可取。我们前不久曾在日本画展览会上看到山口先生一幅富丽堂皇的日本画《牡丹》。他的画色彩绚丽，笔画利爽，反映出他成熟的创作风格。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绘画创作中最精美的一幅。我们称赞他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画出这样得心应手的杰作，确是现代日本画的又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风尚！山口先生说，他作画从来不互相掺杂调色，而是把各种颜色根据需要和选择调上胶水后直接画在画面上。他说他的画一定会像翡翠、辰砂一样永远放射出“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风采”。介绍经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作画用颜色和鹿胶的关系。对于卷轴画来说，不论画在纸上或绢上，只有鹿胶能经受各种气候变化的考验，永不产生龟裂脱落的现象。这是他研究的成果，是画重彩中国画应该注意的，希望敦煌临摹工作中可以选择采用。山口先生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临摹用色用胶确是一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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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访日期间，我们还应日本研究敦煌壁画的博士松本荣一先生之邀到他家中做客。在他古色古香的庭院中，松本荣一先生和夫人在门口躬身欢迎我们。松本夫人亲自用茶道的古风教我们如何泡制清茶和如何双手捧着茶碗品茶，以及一面转动茶碗的方法。松本先生很谦逊地对我们说：“‘敦煌艺术展览’的彩色原大摹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古代中国壁画敷彩的资料。这些重要资料在伯希和编辑用黑白照片印刷的《敦煌图录》上是看不到的。因此，看了展览后，我认为我应该再研究一下敦煌画呢！”记得那是新春细雨霏霏的时刻，很像四川重庆迷雾一样的气候，在寂静园林中的这间客厅中，我们受到了热忱的接待。过了几天，松本荣一先生和另外几位专家们与我们开了一次座谈会，真是永远难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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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塚本善隆先生。我们1958年初访日本时，有幸遇到了他。塚本先生是一位忠厚的长老，有高深的学识，尤其精通佛学。他特地在他所在的清凉寺寺院中请我们吃素食，并让我们参观了清凉寺和寺中收藏的一身北宋时代檀香木雕刻的释迦牟尼立像，及佛像腹中发现的用丝绸做的内脏等珍贵文物。塚本先生表示：日本清凉寺与中国五台山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敦煌艺术展览”中展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全图》上面有“大清凉之寺”（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代《五台山全图》壁画长13.3米，高5米，系李承仙1948年至1949年临摹的）。塚本善隆先生提出希望邀请《五台山全图》临摹者李承仙在日本清凉寺同样临摹绘制一幅。我们表示为了中日友好、中日文化交流，我们愿尽微薄之力为后世留下纪念。1958年访日回国后，这件事就搁置起来了，一晃已24年。1979年，我和李承仙、女儿沙娜再次访问日本时，我们本拟看望塚本善隆先生，因塚本先生病危，我们没能在塚本先生病榻前握手告别，真是非常遗憾的事。现在塚本先生已归道山，在1985年元旦的时候，秋冈家荣先生来中国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正与有关方面磋商，在我古稀之年设法完成这一位年高望重大德者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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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怀念的故人中，还有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他是我们1958年在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日方的主办人。他和夫人片山菊枝为了主持东京和京都敦煌展览会的开幕仪式，陪同我们往来于东京、京都道上，一直到最后参加日本朋友为我们举行的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名为“椿树叶”的盛大告别宴会。在日本期间，片山哲先生还特地邀请我们到他的江之岛的寓所访问。那天，他使用刚买的崭新汽车接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女儿片山光照还把她幼时在江之岛海滨拾到的海贝、海螺钉在一个小盒中赠送给李承仙。片山菊枝夫人还陪同我们瞻仰了聂耳墓。我们在聂耳墓上献了一束鲜花，耳边似乎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我们在江之岛的聂耳墓上带回了一把泥土，回国后交给了中央音乐学院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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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日期间，中岛健藏先生也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始终背着照相机，默默地做着各种接待工作。我们离开东京时，他送我一套日本美术史的幻灯片。日本印刷出版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也令人称赞。由日本美术出版社承印出版的《敦煌彩塑》，从决定出版到印出，仅用了20天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离开日本时就收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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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87年在莫高窟古汉桥前与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美、日、印等国学者在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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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两个多月的访问中，我们结识了日本考古界、美术界的许多朋友和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参观了35个寺院，参观了日展、大阪国宝展以及许多博物馆、民艺馆、艺术馆，学习了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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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日本时已是清晨5时。在东京羽田机场，出乎意料地发现有成百上千送行的友好人士，在二层送行的阳台上向我们招手致意，使我们深切感到那种友好之情。与日本友人分手时，日本《每日新闻》社的安保久武先生还给每个代表团团员赠送了昨夜在告别宴会上拍照的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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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恢复了所长制，组织上决定仍由我担任所长职务。这几年来，敦煌由于开放政策和推行旅游业务，我们逐渐地接待了越来越多的各国朋友。日本朋友接二连三、一批一批地到敦煌来参观。我们会见了久别20年的西园寺公一和西园寺雪江夫人。我们给他们看了1958年在他们北京寓所的合影照片，大家感慨往事俨如隔世。当年照片上他们的两个孩子现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且写了一本反映他在中国包括“文革”中所见所闻的书。西园寺公一先生兴奋地说：“20年前我们相见是五十来岁，现在我们都已七十来岁，希望我们都健在，再过20年我们九十多岁了再相聚……”难忘的情谊是多么久远。我们又会见了邓健吾和华侨石嘉福。他们是1977年11月过兰州时，我们在滨河路住宅见到的。1978年至1979年他们再次来敦煌时，我们又在敦煌接待了他们。1983年我和李承仙第三次访问日本，去北海道参观时，石嘉福先生亲自驾驶汽车，全程陪同我们参观。邓健吾先生现在已是日本成城大学教授、敦煌学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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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在敦煌我们接待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以及以写小说《敦煌》闻名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井上芙美。1958年我们出访日本时，在东京观看过松山树子主演的《白毛女》，可以说是老朋友了。我们不仅陪同日本朋友参观了莫高窟，而且还乘车前往玉门关游览。在玉门关的长城脚下，我们和清水正夫夫妇、井上靖夫妇共进野餐。井上芙美夫人从行囊中拿出日本的小酒杯，大家围坐在残砖剩土上共饮葡萄美酒。我当时即兴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使大家更为高兴。井上靖先生在戈壁滩上喜爱独行，慢慢地品味大漠戈壁的荒远亘古、旷达开阔与无情。不时地用小梳子梳理那被风吹乱的头发，也不时地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感受和创作的思想火花。在阳光下，我还与清水正夫先生登上双代烽火台遗址，体味千余年前汉代李广利将军因“汗血马”之战失利而不得进入“玉门关”，悄悄自阳关进入敦煌的历史，并在夕阳残照的烽火台上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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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生江义男先生和秋冈家荣先生的到访，那时正是敦煌莫高窟的8月，是瓜菜成熟的时节。生江先生是一位研究佛教和佛教艺术的知名教育家，具有豪爽的性格和朴素热情的学者风度。当我们在敦煌为他们举行招待宴会时，生江先生边饮酒边吟诵唐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流露出生江先生对中国的一片纯厚质朴的感情，将我们都引到不分彼此的境界。当时我和秋冈家荣先生还热烈地谈到中国周总理和日本田中首相为中日两国人民恢复邦交铺平了友好合作的道路，两国人民必将进一步携起手来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此时，大家都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快慰。秋冈家荣先生是恢复中日邦交时日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的支局长。他曾多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曾表扬他年轻、精通中国话，是中日恢复邦交时起到重要作用的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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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我们应日本桐朋学园校长生江义男先生和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委员秋冈家荣先生的邀请，再次访问了一衣带水的东邻友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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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58年与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夫妇及其孩子在北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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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承仙、女儿常沙娜、翻译王庆英一行四人于1979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由北京直飞东京成田机场。我们一下飞机就受到生江义男、秋冈家荣、井上靖、邓健吾、込山虔二郎、平山郁夫先生和夫人美知子等许多日本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在日本为期两周的访问中，井上靖先生和井上芙美夫人、生江义男、秋冈家荣诸先生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主人们周密、精心地安排了我们的访问日程，使我们参观了渴望已久的高松塚古墓、福冈竹原装饰古坟。日本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十分精细科学。按规定，经过特许才能进入高松塚古墓中参观，每次二人，不得超过15分钟。但我和李承仙进去以后，被古墓壁画和古墓的保护工作吸引住了。我们忘了时限，以致特殊又特殊地在墓内参观了40分钟。后来我们出来时，女儿沙娜告诉我说，你们不按规定时间出来，主人们都不便催促。井上靖先生感慨地说，常书鸿夫妇在墓里出不来了……由三上次男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东京博物馆。秋冈先生把我们的访日时间安排在日本正仓院一年一度文物展出时间中，使我们有机会看了正仓院珍藏的羽毛屏风、琵琶等。正仓的每件藏品要隔80年才轮流展出一次。由于日程很紧，我们参观正仓院展览时已是日本17万观众中的最后一批参观者了。正仓院还特地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招待会，使我们的参观学习获得了很大方便。老朋友冈崎敬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大阪民族博物馆、福冈九州博物馆、福冈美术博物馆以及太宰府政厅遗址。在参观观音寺时，还特别允许我、承仙、沙娜各人用木鱼敲击了一下用铁丝网罩的1200年前的梵钟，洪亮的钟声绕梁，余音久久迂回。这钟声，使我回想起敦煌第96窟唐代北大像殿中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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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冈先生陪同我们参观岚山时，正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在美丽的岚山脚下，沿河停泊了各种张挂彩灯的木船。这天岚山游人特别多。我们在附近买了一束白色菊花，敬献在岚山的龟山公园周总理诗碑前。在这里我们还受到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妇女会长等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一起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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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等人1979年应井上靖邀请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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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是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樋口隆康、长广敏雄、蔽内清、小南一郎、小野胜年、柳日圣山、铃木重治、桑山正进、荒牧兴俊的会见。在1958年1月31日，我们也曾经在这间会客室中开过座谈会，当时是由水野清一先生主持接待的。现在由樋口隆康坐在水野的位置上来欢迎我们，大家为失去考古界老友默哀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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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我们出席了由三上次男先生主持的出光美术馆的座谈会。老朋友田中一松、宫川寅雄、前田耕作、土居淑子、秋山光和夫人（因秋山光和先生在外国未回）、关野雄、藤田冈雄、西田守夫、量博满、护雅夫、金冈照光、大肥义和、梅村坦、古田绍钦、保抑睦美等出席了座谈会，松本荣一先生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主要座谈交流了中日两国在敦煌研究上的情况和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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