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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尼尔克鲍斯经理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壁画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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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78年与参观莫高窟的德国考古代表团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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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符腾博物馆施德罗馆长热情地介绍了发掘一座5世纪贵族墓葬情况。如他们如何完整地将墓葬品运回实验室分层清理，所有遗物零件没有散失，以及完整的修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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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东亚博物馆郭乐知馆长详细地介绍了中、日、朝三国展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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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访问时，我们会见了1978年夏天访问敦煌的德国考古代表团的专家们。德国主人们还特地安排我们坐在我国领导人访问德国时在慕尼黑大歌剧院坐过的包厢，让我们坐在这里观看名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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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访问即将结束，魏特曼博士（访华德国考古代表团美茵兹博物馆助理）与伯纳团长驾车赶到飞机场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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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了我作为敦煌的文化使者参与国际交往的一段历史，也涉及了一些“文革”后恢复工作的情况，十分简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准备在1966年隆重庆祝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年，举办各种纪念和学术研究活动，通过纪念活动，宣传敦煌，总结工作，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更好地开展保护、研究工作。早在1963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了。不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有关纪念和宣传活动不但没有办成，反而成了我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十年浩劫中，一些原来的学生、同事甚至是朋友，反目为仇，在极“左”思潮的影Ⅱ向下，将敦煌莫高窟称为魔窟，将保护敦煌说成是保护封建宗教的黑货，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我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以致被迫离开研究所，一度中断了研究工作。我的遭遇和苦难，也是我们国家的苦难。最终，“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得到了彻底的清算。我们党扭转了形势，整个祖国又继续前进了，我也被重新落实工作，回到研究所，恢复了所长职务。1982年，组织上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希望我集中精力进行美术创作和整理自己的文稿，为后人在这方面留下更多的东西，安排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任顾问，并且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各方面给予我关怀和照顾，使我的晚年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在北京，我的心仍维系着敦煌，关心着敦煌，做着与敦煌相联系的工作；无论出访或研究、著述，敦煌是我永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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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常书鸿与儿子常嘉陵（右二）儿媳王福兰（右七）、女婿崔太山（右一）等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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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1942年接受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任务，1943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50年了。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敦煌，还是在异国他乡，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池田大作先生曾问过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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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常书鸿在北京家中，创作有关敦煌飞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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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那飞翔在莫高窟上空婀娜多姿的众飞天，听到了那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悦耳响声，我仿佛又回到了民族文化的宝库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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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啊，敦煌，我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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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