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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是靠向“红”色地带，还是坚守“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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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政治运动教会他，也促使他认识到，绘画不单纯是绘画，绘画的方向不同或站队不同，也意味着政治态度的不同和艺术家命运的不同。苏俄式写实主义绘画是当政者喜欢的，是宣传鼓动的工具；以法国为首的印象派、表现派、野兽派等等是当政者不喜欢的，甚至是极力排斥的，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货色。而自己内心更喜欢后者，似乎天生与后者心心相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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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陈钧德内心极度矛盾，也极度痛苦。但他在日记里吐露了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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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绘画，忠实于真挚表达的风格，如果这样的绘画需要付出生命，我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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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也想不到，这句自我激励的隐秘话语，也被人掘地三尺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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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忠实于真挚表达？倡导艺术为工人、农民、解放军服务，而不只是为少数知识分子服务，难道不真挚？还有人深入揭批：“这种话，彻头彻尾地暴露了陈钧德内心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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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舞美系团支部专门召集有关师生开会，讨论商议陈钧德的言论是否够得着“右派定性”。有人见风使舵，认为陈钧德思想极端，该划归右派；有人毫无原则，随声附和。眼看陈钧德的政治命运将迎来狂风巨浪，还好，危机时刻，班里的学生干部讲了公道话：“我了解陈钧德同学，他一向快言快语，是个直性子。他的这句话有点儿过激，但也是私下里对自己说说，不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攻击性言论，如果在日记里讲讲心里话也算右派言论，那么，我们全班都可能是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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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生干部还说：“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想想，日记里，谁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激情？我们都充满理想，都追求成功，类似的表达，不就是代表了火热的青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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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大学同学聚首，当年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向他透露了这一从未公开的秘密，因为按照组织纪律，当年为右派定性的所有师生讨论会内容，是属于绝对保密的。隔了半个多世纪，大家都两鬓灰白了，老同学们聚首才一块儿听到这样的“真相”，不由得为陈钧德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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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躲过1957年的“反右”高潮，但到了1958年“反右补课”，各地院校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那时，陈钧德被无端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所谓“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帽子跟着他的人事档案，去了毕业后的单位。害怕说真话，害怕祸从口出，成了弥漫于一代人身上的集体性恐惧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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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又掀起了“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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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这一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字眼，彼时异常美妙而激动人心：为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放手发动群众运动大搞经济，这是自战争年代以来屡试不爽的成功经验。但运动演绎出的浮夸风席卷了中国各个领域。这时的各地美术界热衷组织画家深入工厂农村参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林风眠、吴大羽、关良等接受上海美协安排，也下乡参加劳动，努力创作广大工农兵看得懂并能产生共鸣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北京有个画家叫王式廓，他以毛泽东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劳动为主题，创作了《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作品，赢得报纸杂志热烈叫好，宣传领袖，表现英雄，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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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一开始也是学习写实主义的。他小时候受过石膏像素描的训练，技艺在学院里胜人一筹，他当时极端地迷恋物体的明暗变化，日常生活中眼睛所见的一切，他都习惯用明暗去分析，哪怕最细微的层次，他几乎都能觉察和感悟，并表现在习作上。所以他起初狂热于素描的明暗表现，有人因此而误以为，陈钧德素描厉害，但色彩逊色。就是这样一个精于素描的人，有一天翻阅法国印象派、表现派的画册，联想到教授们在课堂上深情讲述伦勃朗、莫奈、塞尚、梵高等的奇妙，这些“神”一般的艺术巨匠立即抓获了他的心，令他义无反顾地心向往之。他仿佛一见如故，转而沉迷于通过油彩表现出的光线明暗，更喜欢绘画风格里裹挟着情感的主观表现。从那时起，他对巴黎，对奥塞美术馆心驰神往，憧憬着有朝一日能飞到世界艺术之都的殿堂里一窥堂奥，也想去那里学习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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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年这种念头一闪而过，国门封闭的现实将梦想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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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无法出国，神游却没有国界。陈钧德亲近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野兽派等，于是拼命寻找各种画册。彼时，整个国家各个领域“向苏联看齐”的思潮格外强大，油画创作的主流以苏俄写实主义为尊，政治领袖像、工农兵群像之类的创作席卷全国。这样的氛围下，西方现代派艺术备受歧视，被竭力打压，以致他时而胆战心惊，时而疑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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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一度反复自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西方现代艺术？我意识有病还是社会有病？现代派艺术毒害麻痹人的意志吗？这一切从来没有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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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数次抑制不住内心的困惑和怀疑，去问教授们，他们一接触到这样的问题，个个如惊弓之鸟，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有的干脆让他“再也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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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计不再问了！脑袋长在自己肩上，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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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困惑的时候，似乎也感到了清醒，甚至感到自傲。他相信自己，追随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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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闵希文是个“同道中人”。因“反右”被扫地出门的他，被赶到了学院图书馆做管理员。他一生崇拜迷恋塞尚、梵高与毕沙罗等，对塞尚的研究尤其深入，是塞尚的超级粉丝。他在任教师时，在课堂上激情飞扬地给学生们分析塞尚的艺术风格；被流放到图书馆后，他“贼”心不死，仍旧与陈钧德等酷爱现代派艺术的年轻人躲避旁人的监视，抓住一切机会进行热议。他还“胆大妄为”，多次将自己青睐的学生陈钧德放学后反锁在图书馆里面，纵容他尽情浏览西方美术巨匠的画册。享受过同样待遇的还有孔柏基、李山等。西方现代派画册上的外文如天书，但色彩、笔触构成的“形式”，他们完全看得懂，如同雪夜秉烛读禁书，师生间互相取暖，感到刺激而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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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西方油画，一如在秘密战线。那时的彼此会意，有时一个默契眼神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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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秘密交往充满风险，一旦败露，闵希文至少罪加一等。但有着知识分子秉性的闵希文刚正不阿，他信任学生，热爱学生，尽力为学生提供精神营养。而陈钧德在压抑的环境里思想别无出口，只能找个别老师诉说，他与闵希文的师生情谊，就建立在“秘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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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颜文樑呢，这个早期留法归国的教授，尽管未被打成右派，他也靠边站了。陈钧德可不管颜文樑靠边站不靠边站，他一往情深地喜欢老先生的讲课，喜欢他从来不照本宣科，而将教学内容与自己的欧游经历巧妙结合，生动有趣地讲述了他与刘海粟相识于法国，一起游历凡尔赛宫，攀登埃菲尔铁塔，一起去瞻仰莫奈、梵高、高更的故居，一起去罗马、梵蒂冈等地参观宫殿、教堂、斗兽场的故事。这些经历对1950年代末的学生而言，近乎遥不可及的传奇。颜文樑的叙说，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陈钧德探究欧洲艺术的强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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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年的中国并不开放。别说出国游历，即便在国内旅行，也受到种种限制，譬如要筹备全国粮票，还要单位出具介绍信，否则无权购买任何食物，也无法投宿旅馆等等。外出困难重重，但阻挡不了陈钧德画画的愿望。后来连续几个暑假，陈钧德都想方设法，去了敦煌、云冈。历史遗迹里的人体艺术曼妙多姿，每次写生却带给了他极其新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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