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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难得的一窥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机会？陈钧德一收到来信就完全坐不住了，他将文工团首长的批评忘在了脑后，此时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去看，一定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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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场来自德国的资产阶级现代派艺术展，还是供批判参考使用的革命靶子，自己明说要去观看，会被首长批准吗？他也知道“不可能”，但谁也别想阻拦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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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左想右想，借故去探望北京的一个朋友，毅然向文工团首长请假。得到首长准假后，他飞快地回家拿了替换的衣物，然后就直奔天目中路北站买火车票，终于赶在北京的“内部展”结束之前，去现场大饱了眼福。那是第一次看德国表现主义原作，他哪里想得到批判，他只是感觉像一个极度饥渴者在贪婪地吞噬那些恣意妄为的线条、色块、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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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他严守着此行看展的秘密，心里快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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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样的人，个性过于鲜明，才情过于充沛，追求过于痴迷。有时让人觉得疯魔，但他自己觉得不是。他记得西班牙画家达利说过：“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他喜欢这句话，他说：“我有时与疯子只存在一点点距离，这段距离却是疯子与艺术家的根本分界。”疯子是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精神和行为的把控能力，而艺术家的疯魔是为了创造某个东西，将俗常规矩置于脑后，表现得鹤立鸡群，甚至看起来“怪异”。其实反映的是艺术劳动与一般劳动根本上的不同。遗憾的是，人们通常不愿意这样去理解，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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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生命里有个“反复无常的存在”，时而给他快乐，时而让他郁闷。那个“反复无常的存在”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他日常最渴念最需要的，不是阳光、美食、锦衣，而是灵感。如果完全与灵感无缘了，他觉得自己就彻底完了，活着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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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灵感来自哪里？实在是难以把握。灵感的来临，似乎伴随着以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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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一个奇特的人，遇上一件奇葩的事，遇到一次意外的观展、阅读、交谈，甚至遇到一段奇异的乐曲，这些都可能摁动他的情绪开关，触动他思想发生强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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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也是性情无常的，有时飘然而至，显出温柔的一面；有时突然来袭，显得狡诈。灵感一旦钻入陈钧德的脑袋，他有时会瞬间变得兴奋快乐；有时会突然变得郁闷烦躁；有时还会莫名地大发雷霆，脸部肌肉随之抽搐；有时他会闷头在便纸上“唰唰唰”地书写；有时他会骤然决定外出旅行；有时会立即动身去老先生家坐坐，回来才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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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熟识他的人，才会领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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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承认，自个儿有着某种“神经质”。每次发作后，冷静下来，他也迷惑过，也说给老先生们听过。老先生对此惺惺相惜。刘海粟甚至劝慰陈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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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勿要怕情绪的到来，勿要怕“神经质”。要珍惜情绪、神经质，哪怕是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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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们说出类似的话，其实是感同身受。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看似异常的精神状况，其实完全属于正常，因为艺术家在不断发现或期盼各种别人无法理解、却已经是他想象中理所当然的东西。艺术的逻辑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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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从事艺术创作的人而言，追寻和前行中发生一些异于常人的言行，恰恰是身为艺术家的权利。若用常人的眼光或行政的手段去强加约束，要么艺术必死；要么“规则”被艺术家无视。当艺术家无视各种各样的“规则”时，他们就被人误以为“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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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二十多岁的陈钧德痴迷肖像创作的时候，就时常表现出疯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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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肖像作品，也最直接地流露了他的某种怪异性格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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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工团，只要看见陈钧德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谁，就可以判定，他入迷于谁的“肖像”了。他这样的“独头”精神，自小如此，丝毫不加任何掩饰。他习惯去琢磨身边人的脸型、五官、轮廓、气质，但纯粹出于绘画的兴趣。与他一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傅昌楣，则是真心热爱舞台美术，经常硬拉他一起去后台化装室，跟演员们打趣，还伸伸舌头，巧扮鬼脸。而陈钧德呢，长期与舞台美术打交道，执拗地琢磨着，舞台造型通过突出角色个性，表现内在性格，去塑造出鲜活的戏剧“角色”，但肖像绘画呢，所需要的内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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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痴迷肖像创作的时期，他搜集了大量外国肖像画册阅读。那时，苏联的肖像画册容易找到，但欧洲现代派的肖像画册显得稀罕，一般的书店根本就没有。但陈钧德发挥了他的执拗，去旧书店、去图书馆、去朋友家、去礼拜天地摊市场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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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肖像创作，客观地讲，苏俄写实主义绘画当然属于世界艺术的瑰宝，自有其优点，譬如对于人物的描绘细腻，质感清晰。但陈钧德可能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欧洲现代艺术的熏陶，其内在气质与欧洲现代派的风格格外契合，结果，他对苏俄写实主义艺术画册意兴阑珊，遇到了，随意翻几下就扔了。对待现代派的画册则一见倾心。一样是写实性肖像，他喜欢库尔贝，不喜欢列宾，他对法国写实主义的喜爱，远胜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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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曾经对朋友说，库尔贝的艺术源于现实生活感受，更富有人性的温暖，更凸显人的情感，而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柯夫等苏俄写实主义作品，由于“过于”追求国家与人生的宏大叙事，国家意识和气息浓厚，所以他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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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对陈钧德的观察和了解，恐怕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陈钧德骨子里有一股逆反心理。当年社会上，一谈到油画创作，言必称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如此“一边倒”，令他极其反感。他那时经常跟画友说，既然社会到处宣扬主张这个苏俄写实主义，那我就要与别人不同，我要独辟蹊径，“去主题化”，画不一样的东西。性格决定命运，或许陈钧德的“独头”性格是一股内力，也在促使他在进行肖像创作时走法国写实主义道路，尽管彼时看不清现代派绘画的前途，但他追随内心，享受画画时的乐趣，享受与前辈艺术家的私下交流，至于边缘、寂寞，被时代排挤，被主流遗忘，他完全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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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创作之余，他照例喜爱外出写生。他最感忍无可忍的，就是“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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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直以为文工团生活，唱唱跳跳，挺自由挺快活，其实，除了排戏，团部还安排许多时间用于开会、集体学习等等，完整的时间根本抓不住，能抓住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的，无法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绘画。身处如此不自由环境，陈钧德庆幸，文工团首长对所有人的“业务”是非常重视、常抓不懈的。有一次，团长看文工团舞美设计暂时没有任务，便灵机一动，将陈钧德和傅昌楣叫到办公室，给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你们去浙江嵊泗写生，每个人的写生作品必须将自己在文工团里的工作室墙面全部贴满，没达到写生绘画的数量，就不准回来！”听了团长的命令，小傅似乎面露难色，陈钧德则大喜过望，心想：“这哪里难得倒我？我正求之不得呢。”到了岛上，他每天尽情地观察日出日落，云舒云卷，潮起潮落，画了许许多多。从画面上看，别人看懂的是他画了海景、渔村、鱼市等等，其实，他运用的技法大多是印象派、野兽派的手法，好不过瘾！幸亏，绘画不像文字那么直白，绘画像音乐，纯粹的色彩和抽象的音符一样，阶级性不明，首长看了还夸奖，称这种手法画出的东西“蛮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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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内心感激，生活曾经给予这样的馈赠。外出写生是思想最为自由、放肆的时刻，外出写生时，他也常常情不自禁忆起闵希文教授跟他说的：“面对大自然，面对群众生活，你一定要学会谦虚地、耐心地静观，一方面观察对象的构图和色彩的变化；另一方面，更要将对象赋予你的内心感受，通过自己的画笔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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