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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难得的一窥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机会?陈钧德一收到来信就完全坐不住了,他将文工团首长的批评忘在了脑后,此时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去看,一定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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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场来自德国的资产阶级现代派艺术展,还是供批判参考使用的革命靶子,自己明说要去观看,会被首长批准吗?他也知道“不可能”,但谁也别想阻拦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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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左想右想,借故去探望北京的一个朋友,毅然向文工团首长请假。得到首长准假后,他飞快地回家拿了替换的衣物,然后就直奔天目中路北站买火车票,终于赶在北京的“内部展”结束之前,去现场大饱了眼福。那是第一次看德国表现主义原作,他哪里想得到批判,他只是感觉像一个极度饥渴者在贪婪地吞噬那些恣意妄为的线条、色块、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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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他严守着此行看展的秘密,心里快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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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样的人,个性过于鲜明,才情过于充沛,追求过于痴迷。有时让人觉得疯魔,但他自己觉得不是。他记得西班牙画家达利说过:“我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他喜欢这句话,他说:“我有时与疯子只存在一点点距离,这段距离却是疯子与艺术家的根本分界。”疯子是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精神和行为的把控能力,而艺术家的疯魔是为了创造某个东西,将俗常规矩置于脑后,表现得鹤立鸡群,甚至看起来“怪异”。其实反映的是艺术劳动与一般劳动根本上的不同。遗憾的是,人们通常不愿意这样去理解,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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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生命里有个“反复无常的存在”,时而给他快乐,时而让他郁闷。那个“反复无常的存在”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他日常最渴念最需要的,不是阳光、美食、锦衣,而是灵感。如果完全与灵感无缘了,他觉得自己就彻底完了,活着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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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灵感来自哪里?实在是难以把握。灵感的来临,似乎伴随着以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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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一个奇特的人,遇上一件奇葩的事,遇到一次意外的观展、阅读、交谈,甚至遇到一段奇异的乐曲,这些都可能摁动他的情绪开关,触动他思想发生强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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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也是性情无常的,有时飘然而至,显出温柔的一面;有时突然来袭,显得狡诈。灵感一旦钻入陈钧德的脑袋,他有时会瞬间变得兴奋快乐;有时会突然变得郁闷烦躁;有时还会莫名地大发雷霆,脸部肌肉随之抽搐;有时他会闷头在便纸上“唰唰唰”地书写;有时他会骤然决定外出旅行;有时会立即动身去老先生家坐坐,回来才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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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熟识他的人,才会领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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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承认,自个儿有着某种“神经质”。每次发作后,冷静下来,他也迷惑过,也说给老先生们听过。老先生对此惺惺相惜。刘海粟甚至劝慰陈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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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勿要怕情绪的到来,勿要怕“神经质”。要珍惜情绪、神经质,哪怕是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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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们说出类似的话,其实是感同身受。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看似异常的精神状况,其实完全属于正常,因为艺术家在不断发现或期盼各种别人无法理解、却已经是他想象中理所当然的东西。艺术的逻辑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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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从事艺术创作的人而言,追寻和前行中发生一些异于常人的言行,恰恰是身为艺术家的权利。若用常人的眼光或行政的手段去强加约束,要么艺术必死;要么“规则”被艺术家无视。当艺术家无视各种各样的“规则”时,他们就被人误以为“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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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二十多岁的陈钧德痴迷肖像创作的时候,就时常表现出疯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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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肖像作品,也最直接地流露了他的某种怪异性格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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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工团,只要看见陈钧德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谁,就可以判定,他入迷于谁的“肖像”了。他这样的“独头”精神,自小如此,丝毫不加任何掩饰。他习惯去琢磨身边人的脸型、五官、轮廓、气质,但纯粹出于绘画的兴趣。与他一同来自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傅昌楣,则是真心热爱舞台美术,经常硬拉他一起去后台化装室,跟演员们打趣,还伸伸舌头,巧扮鬼脸。而陈钧德呢,长期与舞台美术打交道,执拗地琢磨着,舞台造型通过突出角色个性,表现内在性格,去塑造出鲜活的戏剧“角色”,但肖像绘画呢,所需要的内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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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痴迷肖像创作的时期,他搜集了大量外国肖像画册阅读。那时,苏联的肖像画册容易找到,但欧洲现代派的肖像画册显得稀罕,一般的书店根本就没有。但陈钧德发挥了他的执拗,去旧书店、去图书馆、去朋友家、去礼拜天地摊市场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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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肖像创作,客观地讲,苏俄写实主义绘画当然属于世界艺术的瑰宝,自有其优点,譬如对于人物的描绘细腻,质感清晰。但陈钧德可能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欧洲现代艺术的熏陶,其内在气质与欧洲现代派的风格格外契合,结果,他对苏俄写实主义艺术画册意兴阑珊,遇到了,随意翻几下就扔了。对待现代派的画册则一见倾心。一样是写实性肖像,他喜欢库尔贝,不喜欢列宾,他对法国写实主义的喜爱,远胜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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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曾经对朋友说,库尔贝的艺术源于现实生活感受,更富有人性的温暖,更凸显人的情感,而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柯夫等苏俄写实主义作品,由于“过于”追求国家与人生的宏大叙事,国家意识和气息浓厚,所以他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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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对陈钧德的观察和了解,恐怕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陈钧德骨子里有一股逆反心理。当年社会上,一谈到油画创作,言必称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如此“一边倒”,令他极其反感。他那时经常跟画友说,既然社会到处宣扬主张这个苏俄写实主义,那我就要与别人不同,我要独辟蹊径,“去主题化”,画不一样的东西。性格决定命运,或许陈钧德的“独头”性格是一股内力,也在促使他在进行肖像创作时走法国写实主义道路,尽管彼时看不清现代派绘画的前途,但他追随内心,享受画画时的乐趣,享受与前辈艺术家的私下交流,至于边缘、寂寞,被时代排挤,被主流遗忘,他完全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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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创作之余,他照例喜爱外出写生。他最感忍无可忍的,就是“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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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直以为文工团生活,唱唱跳跳,挺自由挺快活,其实,除了排戏,团部还安排许多时间用于开会、集体学习等等,完整的时间根本抓不住,能抓住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的,无法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绘画。身处如此不自由环境,陈钧德庆幸,文工团首长对所有人的“业务”是非常重视、常抓不懈的。有一次,团长看文工团舞美设计暂时没有任务,便灵机一动,将陈钧德和傅昌楣叫到办公室,给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你们去浙江嵊泗写生,每个人的写生作品必须将自己在文工团里的工作室墙面全部贴满,没达到写生绘画的数量,就不准回来!”听了团长的命令,小傅似乎面露难色,陈钧德则大喜过望,心想:“这哪里难得倒我?我正求之不得呢。”到了岛上,他每天尽情地观察日出日落,云舒云卷,潮起潮落,画了许许多多。从画面上看,别人看懂的是他画了海景、渔村、鱼市等等,其实,他运用的技法大多是印象派、野兽派的手法,好不过瘾!幸亏,绘画不像文字那么直白,绘画像音乐,纯粹的色彩和抽象的音符一样,阶级性不明,首长看了还夸奖,称这种手法画出的东西“蛮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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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内心感激,生活曾经给予这样的馈赠。外出写生是思想最为自由、放肆的时刻,外出写生时,他也常常情不自禁忆起闵希文教授跟他说的:“面对大自然,面对群众生活,你一定要学会谦虚地、耐心地静观,一方面观察对象的构图和色彩的变化;另一方面,更要将对象赋予你的内心感受,通过自己的画笔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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