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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探索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国化的漫漫旅途中，一度沉醉于书法的森林而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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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兆莲看到陈钧德热衷临帖，突然想到从小目睹过祖父罗家衡写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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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对我爷爷的书法影响很深。”罗兆莲告诉陈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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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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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说着，罗兆莲就在书橱里翻找，找出了一套“松风阁”原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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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接过一看，忍不住惊叹，多么珍贵的拓片艺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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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心佩服罗家衡，学贯古今，视野非凡，为孙女留下一厚沓名碑古帖，其中这套“松风阁”原拓实属难得，他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翻阅，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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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是大才子，诗文、歌赋、书画、词曲无不卓越，书法技艺尤为杰出。他的《松风阁诗帖》，结体、用笔、章法十分奇特，其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宛若船夫摇桨用力，而下笔呈现平和沉稳之气，变化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充满意韵。难怪，诗人曾经骄傲地告诫后人：“吾书不可学，学之辄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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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悉心研究黄庭坚的结构、笔法、力道、节奏，发觉书写艺术充满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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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饱蘸墨汁的毛笔，情之所至，气之所达，可以在宣纸上变换出各种墨韵，尤其是那些自主性极强的线条、笔触，启发陈钧德进行油画创作时，一笔下去，能不能有浓淡，有冷暖？能不能有情绪，有力量？反复尝试似与笔墨逗趣，陈钧德感到手里的油画笔渐渐变得曼妙，每根线的勾勒，经过自己的演绎，表现出了力度和节律感，让情感有了更为宽阔的安置空间。他乐此不疲，直到自己的画风里出现了“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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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长年累月与油彩打交道的油画家，此时写出一幅幅气度不凡的书法作品，心里也像灌了蜜似的，喜不自禁。陈钧德立即想找个画框装裱装裱。可是，那年代，画框业早已作为“封资修”被红卫兵运动砸得稀巴烂了，上哪儿去寻找好的书法装裱呢？他来到南市的老城厢，不厌其烦地行走着，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探寻，直到找到隐身弄堂深处的装裱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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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练书法期间，他还有个“危险”之举，是参加“地下画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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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地下画友”？原来，他们的结识像极了发展地下组织，都是一个一个通过私下介绍认识，慢慢滚雪球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圈子。他们各自在不为人知的西方现代派领域狂热地探索，又在彼此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互相吸引，互相欣赏。他们偷偷地约聚在公园里，热烈地交流资料和技法，滋生出许多快乐。一旦陌生人靠近，他们立即转换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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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的“地下活动”，成了陈钧德灰暗年代里的一束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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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友里有个侨居上海的日本画家，名叫小雄三郎，六十岁左右。陈钧德是在复兴公园聚会时认识他的。这个日本老者是个“多面手”画家，能诗善画，还能作曲，他格外迷恋西方现代艺术，创作了许多现代派油画作品，令画友们钦佩。偶尔地，他与陈钧德相识，两人惺惺相惜，有着说不完的话。小雄三郎喜欢用表现派、野兽派手法进行肖像创作，陈钧德一样也倾心表现派和野兽派，高山流水遇知音，技法、色彩、构成等等看似枯燥乏味的专业话题，中日两个画友聊得烫心烫肺，趣味盎然。小雄三郎有个嗜好，是酷爱以变形的技法画各国“领袖”，他也一直鼓励陈钧德悄悄地尝试，以野兽派技法画毛泽东……陈钧德吃不透这个日本老头是真正思想前卫呢，还是“拎不清”（沪语，搞不懂之意）中国的政治文化，但他知道，以变形的技法，别说画毛泽东，就是画英雄劳模、画工农兵，也属“大逆不道”，弄不好要坐牢、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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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将这个日本人的嗜好当新闻在家里饭桌上说了，吓得父亲一身冷汗。父亲脸色骤变：“侬勿要命啦？！”他勒令儿子马上与日本画友中断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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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事后想想，也的确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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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画了变形的毛泽东，我现在还在人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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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陈钧德对运动“敬而远之”，画画也刻意地远离政治，只是寄情于山水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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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去意识形态化”的创作，表明了他的艺术追求。但在荒诞的年代，按照陈钧德的画画趣味，显然也是站到了与红色相对立的灰色地带，他所热衷探索的西方现代派绘画语言，被视作“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货色”。这，时常让他感到心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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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画的东西看似宁静，其实玩的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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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三十六岁的陈钧德创作了油画《山景》，出手不凡。与同时代画家的主题绘画迥然不同，他义无反顾地着力于形式与风格的探索，运用印象派的表现手法，表现自然界中的光与色。我看到了那幅画：绵延的山峦、流动的空气，披挂着纯净而斑斓的色彩，构成了和谐单纯的画面。有意思的是，用色造型显然能看出野兽派的影子，是“文艺旗手”所呵斥的腐朽艺术。但色彩与音符一样，看似有阶级性，实则很抽象，旁人难揪他的“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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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懂了，他是采用了“观念色”叙说心语，唯有功力深厚，才敢如此表达色彩关系。但更多人似懂非懂，他们看惯了“红光亮”作品，觉得《山景》怪异，简直出自“病人”之手。其实呢，生来习惯竹笼的鸟以为飞翔是一种病，其实是自己的无知。结果，这幅作品无人喝彩，未遭质疑已经算幸运了。好在，前辈画家懂，极力鼓励陈钧德：“就这样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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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有一天，陈钧德听刘海粟兴奋地讲述了他在外滩和平饭店会见英国上议院议员海顿夫人的事情。原来，刘海粟早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发表过几次关于东西方绘画艺术比较的演讲。当年有两个金发碧眼的堂姊妹听后非常仰慕，热情邀请他去她俩的住所做客，还见了这对堂姊妹的哥哥。刘海粟做梦也没想到，其中一个女孩长大后成了英国上议院议员，随“英中了解协会”访华团到了北京，她与江青交谈时，执意要求看望刘海粟。英国议员如此坚持，江青不得不同意，可是刘海粟还背负“历史反革命”等两顶帽子，处于监督劳动中。怎么办？“有关部门”通知刘海粟换上整洁的衣服，由外事干部陪同，去与英国老太太会面。会见中，英国老太太执意提出要去刘海粟家拜访，被刘海粟巧妙地打发了。不久，刘海粟被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戴帽后经过改造也可以脱帽，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按当时的说法，刘海粟自此算是回到了“人民的队伍”。得知这个喜讯，陈钧德立即回家告诉罗兆莲，他俩为老先生高兴之余，也暗暗盼望，有朝一日陈钧德能结束“工厂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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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还是1973年，夏季的时候，命运突然垂青了“流放工厂”的陈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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