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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那天，陈钧德和罗兆莲很早醒来。天气骤冷，屋外飘起了雪花。站在上海大厦11楼的阳台上，陈钧德深深吸了一口空气，黄浦江凛冽而湿润的气息让他舒畅。他静静地眺望着蒙蒙晨色里的天空、建筑、江面、外白渡桥，激情澎湃。那时他喜欢运用小号油画笔，笔在手里飞舞，行云流水般地抒发内心感受。宛如小提琴曲演奏，陈钧德完全沉浸在物我两忘的癫狂中，雨雪打在头上、脸上，他根本无暇顾及。罗兆莲在一旁为他打伞，努力为他遮风避雨。那一刻，陈钧德倾注了极大热情，用灰白色彩、刚劲线条，勾勒出一种比真实景色更为优美的雨雪中的《上海的早晨》，绘出了比现实更有魅力的“经验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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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淋了雨雪，陈钧德一度高烧，但他觉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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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上海的早晨》，一共两幅，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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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末，对陈钧德以及许多画家而言，是个特别的时刻。彼时，文化部发出了《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在教学和创作中又被允许使用人体模特儿了。空气中透露着自由和宽松。1979年2月，北京三十七位油画家自发组办了“迎春油画展”，在中山公园举行，该展览“不设审查制度”，有“自由结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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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时，上海十二个画家也渴望自主表达，自由呼吸。陈钧德、孔柏基、陈巨源、陈巨洪、钱培琛、郭润林、沈天万、罗布臻、王健尔、徐思基、黄阿忠和韩柏友等气味相投的画家一合计，未与官方部门打招呼，一场民间自发的艺术群展在黄浦区少年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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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朱朴在1979年出版的《美术》杂志上，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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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争鸣，是上海春节期间展出的‘十二人画展’招贴广告上的副题。展览会的前沿是一首不受格律约束的自由诗，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并且表示了要为‘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而努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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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迎春展迥然不同的是，陈钧德与十一个或“在野”，或被主流排斥的自由画家共同参与，后来被美术史反复提及的“上海十二人绘画展”，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成为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次公开举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展。展览没有经过任何机构的评审，布展现场设计成X形格局，展厅空间回旋着钢琴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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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画展上，陈钧德拿出了《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1977）、《雪霁》（1977）等作品，这些作品并不是他在探索现代派艺术方面“走”得最远的作品，而是比较温和的印象派风格，但题为“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的油画作品分明带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意味，如同当年的“伤痕”文学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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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浙江美术学院的朱金楼教授在“上海十二人绘画展”现场，站在陈钧德作品前惊呼：“出色啊，出色！”不久，这位教授主动为素不相识的“后起之秀”陈钧德写了一篇长篇评论，发表在当年的《文汇月刊》上，评论题为《画坛上的新星——陈钧德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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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就此成了陈钧德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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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普希金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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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铜像，坐落在闹中取静的岳阳路汾阳路交叉口，是屹立在上海街头最美的雕塑之一，多年来默默陶冶着市民情操。陈钧德儿时经过这里，总忍不住被铜像所吸引，或去端详铜像表情，或去读一读底座上的碑文，四周树叶摇曳，仿佛低吟着诗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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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这座铜像始建于1937年2月，最初是由当时的苏联侨民发起并捐款建造，以此纪念他们心中的文豪、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日军侵入上海时，竟悍然将其拆除并化成铜水，所铸成的子弹用来射入中国军民的身体。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由苏联爱国侨民和上海进步人士协同，新的普希金纪念碑在原址重建，碑身由苏联侨民中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共同设计。谁料，二十年后，“文革”风暴骤起，普希金像未能躲过二次劫难，这次铜像连同底座彻底被拔了，只空留一块疮疤般的水泥平地。当陈钧德与罗兆莲再次走过，见到空荡荡的街心花园，不禁万分失落。他有过“喜欢诗歌的岁月”，年轻时喜欢普希金、席勒，如同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对诗意、诗情的感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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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有感而发，陈钧德选择秋天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创作了《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画面充满了印象主义的光影表现，与当时盛行的苏联写实主义风格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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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回忆创作时说：普希金纪念碑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文革”混乱中被夷为平地后，我还是经常去。我将这曾经有过普希金铜像、而如今却是平平坦坦没有丝毫画味的地方画出来，是想表明没有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精神，它的存在绝对不是取决于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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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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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画时就仿佛见到了雕像，不仅在那三角街心水泥地的棕榈树边，而且在那歪歪扭扭的树木上，在朱红、翠绿交映的叶丛中，在被落日染红了的红瓦、围墙和马路上，我都体味到普希金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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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的表达，看似温和，只是典型地反映了“去政治化”的独立人格。但多年以来，他以及他所身处的这座城市的许多艺术家，他们的激进意识或激进态度，其实并非利用艺术表达“革命”意识，而是基于对回归艺术自身规律的渴望。这种刻意规避政治的纯艺术流派上的追求，在绝大多数人视“红光亮”宣传画等同艺术作品的年代，也是出乎意料的艰难，需要突破集体的思维惯性，甚至冒着“触电”的危险。这也就是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在“文革”期间根本不敢宣扬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客观原因。时代环境就是如此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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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个叫王观泉的记者，如此记叙了观摩“十二人画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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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新春佳节，我从大雪纷飞的北国飞向上海。刚踏上我的故乡，就被一个展览会——‘十二人画展’上的一幅油画——陈钧德作的《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所吸引，我久久不能平静。一幅油画风景，令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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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应热烈。陈钧德的名字一下子在美术圈内外传开。报纸、电视、杂志记者纷纷找上门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也派人联系陈钧德，询问他是否喜欢普希金的诗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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