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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铜像，坐落在闹中取静的岳阳路汾阳路交叉口，是屹立在上海街头最美的雕塑之一，多年来默默陶冶着市民情操。陈钧德儿时经过这里，总忍不住被铜像所吸引，或去端详铜像表情，或去读一读底座上的碑文，四周树叶摇曳，仿佛低吟着诗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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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这座铜像始建于1937年2月，最初是由当时的苏联侨民发起并捐款建造，以此纪念他们心中的文豪、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日军侵入上海时，竟悍然将其拆除并化成铜水，所铸成的子弹用来射入中国军民的身体。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由苏联爱国侨民和上海进步人士协同，新的普希金纪念碑在原址重建，碑身由苏联侨民中的建筑师和美术家共同设计。谁料，二十年后，“文革”风暴骤起，普希金像未能躲过二次劫难，这次铜像连同底座彻底被拔了，只空留一块疮疤般的水泥平地。当陈钧德与罗兆莲再次走过，见到空荡荡的街心花园，不禁万分失落。他有过“喜欢诗歌的岁月”，年轻时喜欢普希金、席勒，如同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对诗意、诗情的感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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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有感而发，陈钧德选择秋天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创作了《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画面充满了印象主义的光影表现，与当时盛行的苏联写实主义风格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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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回忆创作时说：普希金纪念碑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文革”混乱中被夷为平地后，我还是经常去。我将这曾经有过普希金铜像、而如今却是平平坦坦没有丝毫画味的地方画出来，是想表明没有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精神，它的存在绝对不是取决于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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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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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画时就仿佛见到了雕像，不仅在那三角街心水泥地的棕榈树边，而且在那歪歪扭扭的树木上，在朱红、翠绿交映的叶丛中，在被落日染红了的红瓦、围墙和马路上，我都体味到普希金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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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的表达，看似温和，只是典型地反映了“去政治化”的独立人格。但多年以来，他以及他所身处的这座城市的许多艺术家，他们的激进意识或激进态度，其实并非利用艺术表达“革命”意识，而是基于对回归艺术自身规律的渴望。这种刻意规避政治的纯艺术流派上的追求，在绝大多数人视“红光亮”宣传画等同艺术作品的年代，也是出乎意料的艰难，需要突破集体的思维惯性，甚至冒着“触电”的危险。这也就是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在“文革”期间根本不敢宣扬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客观原因。时代环境就是如此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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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个叫王观泉的记者，如此记叙了观摩“十二人画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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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新春佳节，我从大雪纷飞的北国飞向上海。刚踏上我的故乡，就被一个展览会——‘十二人画展’上的一幅油画——陈钧德作的《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所吸引，我久久不能平静。一幅油画风景，令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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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应热烈。陈钧德的名字一下子在美术圈内外传开。报纸、电视、杂志记者纷纷找上门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也派人联系陈钧德，询问他是否喜欢普希金的诗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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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永远盛产着奇葩。上海电视台两位编导主动上门联系，带着摄像机跑到襄阳南路陈钧德家里采访，还爬到才六平方米的阁楼上尽情拍摄，准备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消息传出后，“不少人”给上峰以及上峰的上峰寄去了匿名信，质疑政府办的堂堂电视台，为何对那么多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视而不见，反而去宣传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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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采访惹出一连串的是非，令陈钧德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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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气，他疑惑，他对所谓的规则、潜规则也闹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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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人静下思索后，决计不再理会任何风言风语，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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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部队和工厂，多少时间白白流失，青春岁月瞬间凋零，现在鸟笼打破了，形势不同了，激情澎湃的他，有无穷无尽的想法和题材，唯恐时间不够，精力不够，只盼时针的脚步走得慢些、再慢些。他决定将枝枝蔓蔓的人生不愉快扔到风里，一心一意投身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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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星星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外东侧小公园里露天办展，影响更大。陈钧德顿感，艺术的春天越来越近，时不我待。陈钧德四处选址写生，奋笔创作，新作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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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古俑花果图》，一幅幅新作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诞生了。陈钧德拿了作品请刘海粟、关良、颜文樑等多个前辈过目，前辈们很欣喜，连连称道：“好啊，棒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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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依旧萧条，但陈钧德脱颖而出，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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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那时起，前辈艺术家从陈钧德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看到了他们开辟的中西艺术交融事业终于“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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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拜见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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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深秋，陈钧德被上海戏剧学院推荐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行前，陈钧德去刘海粟家小坐。刘海粟连声说“好，好！”老先生说，全国文代会二十多年未开了，文化界好久没有“自己的声音”了，这次是劫后第一个文代会，会上一定会见到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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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委托陈钧德抽空替自己看望老朋友张伯驹先生。聊起张伯驹，刘海粟笑得十分灿烂，“他比我小两岁，却真正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啊，淡泊名利，爱国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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