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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碧绿中曾经多出一片西瓜地,一个大海。可是,毕竟都是幻梦中的影子;连运水也是梦,一个早上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他变得有点害怕这个“鬼园”,每当放学回到这儿,都会感觉到一种失落的虚空。离别,对于他本来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不过,离开安桥头时,向六一、七斤他们一挥手,怅怅中倒也还夹杂着一点嬉玩的余兴,至今连这点余兴也没有。比起一个集合体,单个人的交往,也许会被赋予更多的情愫,且离别的忧伤也是一种认识,它将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加深着灰黯的色彩。谁知道呢?反正樟寿不会去咀嚼这些干涩的哲理。他才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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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许久,庆叔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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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后,当然没有运水,却意外地为樟寿捎来了运水的礼物。樟寿把一个小纸包打开,不禁一怔,眼眶里随即涨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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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包不同颜色的贝壳,和几根不同颜色的鸟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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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少爷”到“乞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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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惨痛的人间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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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不复是少年人的烦恼,半年之后,命运把樟寿连同家人一起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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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戴老太太去世的电报,内阁中书周福清告了假,携着与他的小女儿一般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道从北京赶返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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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事料理完毕,他一直闲居在家,很少出门走动。一天,家人突然发现他带上听差陶阿顺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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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正值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考试”。周福清的五家亲友,都有应试子弟。他们得知他同主考殷如璋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于是就凑集了一万两洋银,央求他去买通主考,赚取举人。科场行私贿赂,虽然已成风气,但毕竟是渎犯国法的事情,这使周福清足足犹豫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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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字介孚,生来就是一个强人。他从小家道贫寒,没有钱上学,经常在王台门族房书塾里旁听。凭他的天资和勤奋,收获最大,当时族中的人都赞许他是“收晒晾”。三十岁那年,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他并不甘心,又觉得报考誊录之类不是正路,就算将来当了知县,也不会比科班出身的官员更有前途,于是以非凡的大胆,少报了七岁,再度参加会试。这一回,他终于为周家老台门赢得了一块翰林金匾。然而,仕途从来都不平坦。后来外放知县,由于同僚的排挤,结果他被勒令退职,改充为教官。当此失败之际,他咬咬牙,选定了一条为当时的读书人所不齿的出钱捐官的道路,以图东山再起。在京整整候补了九年,才当了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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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不认“天命”,无奈已经年过半百;回顾凤仪,又屡试不第,这是不能不使他深感焦虑的。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承认,后代会屈身牖下,而不能成为延续自己事业的强壮的枝芽。深悉官场种种积弊的周福清,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借此机会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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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赶先来到苏州,当他打听得殷如璋的来船已向阊门码头泊定,便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除了写明那五家应试子弟以外,还特意加上“小儿第八”,并将洋银一万元的钱票附入封套,差遣陶阿顺去船上呈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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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刚好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同主考叙谈。殷如璋知道来意,见信并不拆阅,等闲将信搁在茶几上,继续谈话。陶阿顺等急了,忍不住嚷了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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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嚷,风暴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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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福清考取进士,在“京报”敲锣报喜的时候,戴老太太却在屋里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这是喜事呵,为什么要哭?”她连声说道:“拆家者!拆家者!”这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想不到一位老太太的话,居然成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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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逃走了,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都先后逃走。樟寿被母亲安顿在三味书屋里,连饭也得送到那里去,完全成了小囚徒。几个县衙门里的皂役,身穿皮袍,腰束宽带,手里拿着捉人的小木牌,经常来周家搜查和盘问。每到门前,就高声叫道:“捉拿犯官周福清!”……新台门,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却是充满了凄清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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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治的宗法社会里,权力,金钱,伦理,纠结而成巨大的关系网,狠狠抓住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目标,可以不经“后门”而径情直达的。贿赂,自然成了沟通上下层社会的必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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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周福清,这时痛苦地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本家礼房的女婿陈秋舫。他想,如果此人愿意帮忙设法,法律这东西,绝不是没有打折扣的可能的。可是,当他登门求告时,陈秋舫却避而不见了。他没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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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有过像现在这样低眉敛手的境遇呢?周福清生性怪僻、傲慢,而喜欢骂人又是出了名的。他平常所赞许的,只有父亲周苓年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家族中的子侄辈,无论远房近房,一律加以痛骂。身为知县老爷,可以让女佣呼他小名,催他用膳;而在上司和同僚面前,则从来是独来独往,绝不逢迎。有一次,他到抚州府晋谒,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同知府当面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只好搬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的事情。”不料,他竟反诘道:“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知府气愤之极,喝一声“大不敬”,随即“端茶”逐客。此后,他横被揭参,与这件事是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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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得很,这次求见的陈秋舫也是被他讽骂过的。陈秋舫初做姑爷时,住在岳家,留连忘返。他就对人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一气之下,立即告辞,并且扬言不“出山”决不再进周家大门;后来果然中了进士,做了苏州府的幕僚。周福清的案件正好要经由苏州府审理,于是戏剧性的安排就这样决定了。陈秋舫不但托故不见周福清,当知府王仁堪找他商仪,打算从宽处理时,他也执意不允,一定要“秉法公断”。王仁堪无法,只好把在押的陶阿顺移送浙江。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尤其在官场中间。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以外,所有官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周福清太任性了。结果,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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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在上海避居了一段日子,不得已还是投案自首了,他不愿意看到儿孙们因为自己的株连而栖皇终日。从他入狱的时候起,鲁瑞把两个大孩子迁移到了皇甫庄。樟寿寄居在大舅父鲁怡堂处,二弟櫆寿随了小舅父鲁奇湘,他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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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此刻对于樟寿来说是多么的漫长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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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随着母亲前来,而大小村舍、天空、人们的脸,都似乎显出异样的颜色来了。笑容消失了。没有响亮的招呼。樟寿觉得四围的目光,总包含了一种什么东西,冷漠而尖刻,像锥子一样扎向自己。从前在家时,不是老想念着皇甫庄吗?而今反倒翘盼着返身归去的日子了。百草园呵,大桂树呵,四仙桌和大皮箱呵,甚至连三味书屋的桌椅也变得那么亲切。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到底祖父出了什么事故?他已经能够体认祖父对自己的那份怜爱了,尤其在读书以后,除了像以往一样解说戏文以外,祖父还常常为自己批改文章,甚至亲自做出范本。过去同学取笑他,把“豫山”念成“雨伞”,不也是祖父给改成“豫才”的吗?祖父说,“豫才”就是“豫章之材”,比原来的更有意思呢。只是骂人太凶了,他不明白祖父为什么对大人会那么暴躁;最不好是骂祖母,只有那潘姨太太是不骂的。为此,他曾常常感到不平。可是这时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可以原谅,祖父再也不能骂人了。他怀念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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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失去了社会的温情,而感到严霜四逼的时候,一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周围那许许多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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