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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碧绿中曾经多出一片西瓜地，一个大海。可是，毕竟都是幻梦中的影子；连运水也是梦，一个早上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他变得有点害怕这个“鬼园”，每当放学回到这儿，都会感觉到一种失落的虚空。离别，对于他本来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不过，离开安桥头时，向六一、七斤他们一挥手，怅怅中倒也还夹杂着一点嬉玩的余兴，至今连这点余兴也没有。比起一个集合体，单个人的交往，也许会被赋予更多的情愫，且离别的忧伤也是一种认识，它将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加深着灰黯的色彩。谁知道呢？反正樟寿不会去咀嚼这些干涩的哲理。他才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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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许久，庆叔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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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后，当然没有运水，却意外地为樟寿捎来了运水的礼物。樟寿把一个小纸包打开，不禁一怔，眼眶里随即涨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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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包不同颜色的贝壳，和几根不同颜色的鸟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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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少爷”到“乞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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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惨痛的人间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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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不复是少年人的烦恼，半年之后，命运把樟寿连同家人一起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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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戴老太太去世的电报，内阁中书周福清告了假，携着与他的小女儿一般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道从北京赶返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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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事料理完毕，他一直闲居在家，很少出门走动。一天，家人突然发现他带上听差陶阿顺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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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正值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考试”。周福清的五家亲友，都有应试子弟。他们得知他同主考殷如璋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于是就凑集了一万两洋银，央求他去买通主考，赚取举人。科场行私贿赂，虽然已成风气，但毕竟是渎犯国法的事情，这使周福清足足犹豫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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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字介孚，生来就是一个强人。他从小家道贫寒，没有钱上学，经常在王台门族房书塾里旁听。凭他的天资和勤奋，收获最大，当时族中的人都赞许他是“收晒晾”。三十岁那年，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他并不甘心，又觉得报考誊录之类不是正路，就算将来当了知县，也不会比科班出身的官员更有前途，于是以非凡的大胆，少报了七岁，再度参加会试。这一回，他终于为周家老台门赢得了一块翰林金匾。然而，仕途从来都不平坦。后来外放知县，由于同僚的排挤，结果他被勒令退职，改充为教官。当此失败之际，他咬咬牙，选定了一条为当时的读书人所不齿的出钱捐官的道路，以图东山再起。在京整整候补了九年，才当了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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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不认“天命”，无奈已经年过半百；回顾凤仪，又屡试不第，这是不能不使他深感焦虑的。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承认，后代会屈身牖下，而不能成为延续自己事业的强壮的枝芽。深悉官场种种积弊的周福清，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借此机会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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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赶先来到苏州，当他打听得殷如璋的来船已向阊门码头泊定，便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除了写明那五家应试子弟以外，还特意加上“小儿第八”，并将洋银一万元的钱票附入封套，差遣陶阿顺去船上呈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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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刚好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同主考叙谈。殷如璋知道来意，见信并不拆阅，等闲将信搁在茶几上，继续谈话。陶阿顺等急了，忍不住嚷了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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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嚷，风暴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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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福清考取进士，在“京报”敲锣报喜的时候，戴老太太却在屋里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这是喜事呵，为什么要哭？”她连声说道：“拆家者！拆家者！”这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想不到一位老太太的话，居然成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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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逃走了，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都先后逃走。樟寿被母亲安顿在三味书屋里，连饭也得送到那里去，完全成了小囚徒。几个县衙门里的皂役，身穿皮袍，腰束宽带，手里拿着捉人的小木牌，经常来周家搜查和盘问。每到门前，就高声叫道：“捉拿犯官周福清！”……新台门，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却是充满了凄清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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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治的宗法社会里，权力，金钱，伦理，纠结而成巨大的关系网，狠狠抓住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目标，可以不经“后门”而径情直达的。贿赂，自然成了沟通上下层社会的必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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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周福清，这时痛苦地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本家礼房的女婿陈秋舫。他想，如果此人愿意帮忙设法，法律这东西，绝不是没有打折扣的可能的。可是，当他登门求告时，陈秋舫却避而不见了。他没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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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有过像现在这样低眉敛手的境遇呢？周福清生性怪僻、傲慢，而喜欢骂人又是出了名的。他平常所赞许的，只有父亲周苓年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家族中的子侄辈，无论远房近房，一律加以痛骂。身为知县老爷，可以让女佣呼他小名，催他用膳；而在上司和同僚面前，则从来是独来独往，绝不逢迎。有一次，他到抚州府晋谒，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同知府当面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只好搬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的事情。”不料，他竟反诘道：“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知府气愤之极，喝一声“大不敬”，随即“端茶”逐客。此后，他横被揭参，与这件事是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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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得很，这次求见的陈秋舫也是被他讽骂过的。陈秋舫初做姑爷时，住在岳家，留连忘返。他就对人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一气之下，立即告辞，并且扬言不“出山”决不再进周家大门；后来果然中了进士，做了苏州府的幕僚。周福清的案件正好要经由苏州府审理，于是戏剧性的安排就这样决定了。陈秋舫不但托故不见周福清，当知府王仁堪找他商仪，打算从宽处理时，他也执意不允，一定要“秉法公断”。王仁堪无法，只好把在押的陶阿顺移送浙江。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尤其在官场中间。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以外，所有官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周福清太任性了。结果，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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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在上海避居了一段日子，不得已还是投案自首了，他不愿意看到儿孙们因为自己的株连而栖皇终日。从他入狱的时候起，鲁瑞把两个大孩子迁移到了皇甫庄。樟寿寄居在大舅父鲁怡堂处，二弟櫆寿随了小舅父鲁奇湘，他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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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此刻对于樟寿来说是多么的漫长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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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随着母亲前来，而大小村舍、天空、人们的脸，都似乎显出异样的颜色来了。笑容消失了。没有响亮的招呼。樟寿觉得四围的目光，总包含了一种什么东西，冷漠而尖刻，像锥子一样扎向自己。从前在家时，不是老想念着皇甫庄吗？而今反倒翘盼着返身归去的日子了。百草园呵，大桂树呵，四仙桌和大皮箱呵，甚至连三味书屋的桌椅也变得那么亲切。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到底祖父出了什么事故？他已经能够体认祖父对自己的那份怜爱了，尤其在读书以后，除了像以往一样解说戏文以外，祖父还常常为自己批改文章，甚至亲自做出范本。过去同学取笑他，把“豫山”念成“雨伞”，不也是祖父给改成“豫才”的吗？祖父说，“豫才”就是“豫章之材”，比原来的更有意思呢。只是骂人太凶了，他不明白祖父为什么对大人会那么暴躁；最不好是骂祖母，只有那潘姨太太是不骂的。为此，他曾常常感到不平。可是这时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可以原谅，祖父再也不能骂人了。他怀念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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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失去了社会的温情，而感到严霜四逼的时候，一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周围那许许多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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