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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晚年所画的带有中国特质的写意风景、写意静物以及写意人体等，是耐人寻味的学术现象。就说他的“女人体”作品，没有刻意渲染她们或恬静或温婉或严肃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没有表情，而是表现画家本人纯粹的视觉感觉的综合，织出了某种令人陶醉的情感。他笔下的“女人体”如此彻底地弱化脸部表现，而突出地将粗野奔放的线条，用于表现看似奇特甚至丑怪而非普通人审美习惯里的那种女人美，那是一种你不敢走近抚摸，不会产生低级联想，令人内心感到敬畏的、原始的、内在的自然美、力量美、旋律美和节奏美。陈钧德在行如静流的创作中，其内心自有暗礁和漩涡。他的艺术面貌的创新，始终致力于在艺术技艺和思想深度上进行开掘，而不是形式上、表象上的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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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色草丛中的女人》，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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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了一系列中外表现主义画展。参展的艺术家有德国、美国等多国的“大牌”。中国艺术家中，陈钧德的作品作为此次多国艺术家联展的标志性代表，赫然摆在整个展厅的最显眼处。这是他多年“隐居”后的首次复出，展出了他的风景、静物、人体等十多幅。他画的人体、云雾、静物等再度引发热议。人们惊奇，他的油画美得撼人心魄，笔调简练，色彩霸道，画面的构图、气韵、语言，早已摆脱西方油画固有的立体化、明暗化特征，也不再带有印象派、表现派的影子，而是洋溢着鲜明的中国审美情趣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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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无声胜有声，作品就是如此，静静地表达了他的“文化宣言”，他的“审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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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独创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对前辈的继承发扬中的创新和突破。他所开掘的深度，体现了他的高深修养。他创下的艺术形态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当代美学，能表现中国民族的审美特质，且易于和世界不同的文化产生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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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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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突发事件和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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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流感H1N1爆发、客机失联、客机击落、埃博拉病毒蔓延、外滩拥挤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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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个著名书画家，有一天“突然离世”，也引起我们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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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似乎没有伤春悲秋的感叹，只是声音低沉，“我也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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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来是偶然，去是必然。生命的降临，或消逝，想穿了，都是规律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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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意外，谈论这个话题，他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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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天跟我说起了很多有关“死亡”的事情。他的思绪“嗖”地穿越到1940年代：死，对我而言，曾经是三选一的几率，我们仨兄弟一起得了“天花”，卢家伯伯来抢救的时候，三个男孩里面，是二哥骤然去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或者大哥？纯粹是一种几率。死，并不遥远，死很容易，所以我一直珍视生命，不愿意虚度。这么多年以来，罗兆莲的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许多熟悉的师友去世了，从感情上讲，我希望自己挚爱的每一个都能永生，但从理性上讲，人人终有一死，无可避免。每一个身边人的离去，都让我体验到“生命的终点”。而每个人最终都要奔向这个终点的，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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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想，但他并非虚无主义。他还谈了对刘海粟、林风眠、关良、颜文樑等去世的感受。那是1994年，深秋的一天，陈钧德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海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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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有一股深深的悲凉感。我想到，尽管刘海粟活到九十九岁多，差一点点就是百岁老人了，但相比历史长河，人的生命多么短暂。一百年也只是历史的瞬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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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谈到生，在陈钧德的观念里，艺术家在我们的城市里，本来完全可以化身为文化资源，得以永生，让城市像一个人，更优雅、更性感、更有趣。可惜，我们的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真正意识到一个出色、有影响的大画家、大戏剧家、大导演、大作曲家等等对于一座城市的深远意义。陈钧德去过世界许多城市，每次置身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从街头人们的神色、衣着、步履、态度等等方面，一眼能感受城市的气质和内涵，洋溢在街头巷尾、流露在每个人脸上的存在，当然与城市里许多出色的人物息息相关，包括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官员、银行家、学者，也包括饭店厨师、咖啡馆服务员、公交司机、清道夫、快递员等等，每个人都在造就城市的一部分，或大或小。但他固执地认为，大画家、大戏剧家、大导演、大作曲家、大演奏家等等有着特殊性，他们最有文化灵性，他们以及他们的艺术杰作，能深刻地陶冶、影响城市几代人的气质和精神。就说刘海粟吧，上海目前有了一座刘海粟美术馆，但刘海粟的精神、刘海粟的艺术，与普通市民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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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不是我的正式绘画老师，却胜过以往有过的任何导师。他是我在灰色年代追求绘画的精神支柱。他去世后，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找到我，希望我写写回忆之类的悼念文字。看似人之常情嘛，但我还是婉拒了，”陈钧德说，“我不愿意应付一些人热衷的表面文章，也讨厌读那些矫揉造作的回忆文章。我会以自己的方式，深切悼念我的恩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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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这些时，陈钧德完全不看我，两眼直视前方，时而激奋，时而静默。他在时光的隧道里来回穿梭。他说，“刘海粟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大起大落，他的肉身远去了，但给世人留下的东西，是有‘历史存在’的。他早年为绘画倡导的‘模特儿事件’，一度与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与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一起，成为‘民国三大文妖’之一，事实证明，他的思想先进，启蒙了一代中国人的观念。刘海粟在‘反右’扩大化，以及‘文革’运动中，都深受迫害，但他一直顽强地生活，顽强地绘画，他的态度和精神，是真正撼动我、激励我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终究要死，死的本身不可怕，只要生时懂得奋斗，则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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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们的职业可能是官员、金融家、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也可能一个人兼有好几个职业角色。譬如，我自己，是画家，也是教师，是儿子，也是父亲，还是爷爷。但本质上，我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我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说，对任何人而言，生命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生命也很短暂。如果一门心思在钱堆里打滚，以为钱越多越体现价值，就可笑，荒唐。如果一门心思在官位上处心积虑往上爬，一样也不足取，很短视。生命的意义最终不是以一个人职位的卑微或高贵而区分，不是以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来衡量，而看你为社会留下了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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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这个‘文化’，指的是？”我请他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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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政治口号，文化是看他的精神、趣味、主张，给市民怎样的启发。林风眠、刘海粟、关良、颜文樑，他们身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东西值得发扬啊，但他们去了，偶尔，我们的书报会提到他们，但他们并未转化为城市的文化资源，没有人去做这些工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的。所以我不怕死，我一辈子拿着画笔在画，我很幸运自己当初探索和追求的现代派绘画风格是一个开放的、未来存在无限多发展空间的艺术，而不是一种诞生便是终结的死胡同道路，它让我至今仍旧可以延续半个世纪多的探索，可以一直往前面走，往深里走，去创作更大胆、更自由、更奇异的东西。这是美好的艺术体验，也是美好的人生经验，我想，每个人，尽自己的能力、才华，为社会做了积极有益的事情，做了创造性的事情，是充实的，死也不怕。我一直反对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我年轻的时候，立志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奋斗、奋斗。到了这把年纪，快八十岁了，我越来越觉得，个人奋斗是有意义的，奋斗的生命是精彩的。古人云：人无志，非人也。我过去也惧怕过生命消逝，惧怕肉体的消失，现在不怕了，因为恍惚间‘没有来过’的遗憾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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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陈钧德一口气的内心独白，捧出了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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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抱以那么执着的“历史的存在”，我记得他多次重复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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