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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晚年所画的带有中国特质的写意风景、写意静物以及写意人体等,是耐人寻味的学术现象。就说他的“女人体”作品,没有刻意渲染她们或恬静或温婉或严肃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没有表情,而是表现画家本人纯粹的视觉感觉的综合,织出了某种令人陶醉的情感。他笔下的“女人体”如此彻底地弱化脸部表现,而突出地将粗野奔放的线条,用于表现看似奇特甚至丑怪而非普通人审美习惯里的那种女人美,那是一种你不敢走近抚摸,不会产生低级联想,令人内心感到敬畏的、原始的、内在的自然美、力量美、旋律美和节奏美。陈钧德在行如静流的创作中,其内心自有暗礁和漩涡。他的艺术面貌的创新,始终致力于在艺术技艺和思想深度上进行开掘,而不是形式上、表象上的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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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色草丛中的女人》,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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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了一系列中外表现主义画展。参展的艺术家有德国、美国等多国的“大牌”。中国艺术家中,陈钧德的作品作为此次多国艺术家联展的标志性代表,赫然摆在整个展厅的最显眼处。这是他多年“隐居”后的首次复出,展出了他的风景、静物、人体等十多幅。他画的人体、云雾、静物等再度引发热议。人们惊奇,他的油画美得撼人心魄,笔调简练,色彩霸道,画面的构图、气韵、语言,早已摆脱西方油画固有的立体化、明暗化特征,也不再带有印象派、表现派的影子,而是洋溢着鲜明的中国审美情趣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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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无声胜有声,作品就是如此,静静地表达了他的“文化宣言”,他的“审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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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独创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对前辈的继承发扬中的创新和突破。他所开掘的深度,体现了他的高深修养。他创下的艺术形态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当代美学,能表现中国民族的审美特质,且易于和世界不同的文化产生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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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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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突发事件和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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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流感H1N1爆发、客机失联、客机击落、埃博拉病毒蔓延、外滩拥挤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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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个著名书画家,有一天“突然离世”,也引起我们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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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似乎没有伤春悲秋的感叹,只是声音低沉,“我也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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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来是偶然,去是必然。生命的降临,或消逝,想穿了,都是规律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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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意外,谈论这个话题,他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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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天跟我说起了很多有关“死亡”的事情。他的思绪“嗖”地穿越到1940年代:死,对我而言,曾经是三选一的几率,我们仨兄弟一起得了“天花”,卢家伯伯来抢救的时候,三个男孩里面,是二哥骤然去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或者大哥?纯粹是一种几率。死,并不遥远,死很容易,所以我一直珍视生命,不愿意虚度。这么多年以来,罗兆莲的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许多熟悉的师友去世了,从感情上讲,我希望自己挚爱的每一个都能永生,但从理性上讲,人人终有一死,无可避免。每一个身边人的离去,都让我体验到“生命的终点”。而每个人最终都要奔向这个终点的,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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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想,但他并非虚无主义。他还谈了对刘海粟、林风眠、关良、颜文樑等去世的感受。那是1994年,深秋的一天,陈钧德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海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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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有一股深深的悲凉感。我想到,尽管刘海粟活到九十九岁多,差一点点就是百岁老人了,但相比历史长河,人的生命多么短暂。一百年也只是历史的瞬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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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死谈到生,在陈钧德的观念里,艺术家在我们的城市里,本来完全可以化身为文化资源,得以永生,让城市像一个人,更优雅、更性感、更有趣。可惜,我们的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真正意识到一个出色、有影响的大画家、大戏剧家、大导演、大作曲家等等对于一座城市的深远意义。陈钧德去过世界许多城市,每次置身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从街头人们的神色、衣着、步履、态度等等方面,一眼能感受城市的气质和内涵,洋溢在街头巷尾、流露在每个人脸上的存在,当然与城市里许多出色的人物息息相关,包括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官员、银行家、学者,也包括饭店厨师、咖啡馆服务员、公交司机、清道夫、快递员等等,每个人都在造就城市的一部分,或大或小。但他固执地认为,大画家、大戏剧家、大导演、大作曲家、大演奏家等等有着特殊性,他们最有文化灵性,他们以及他们的艺术杰作,能深刻地陶冶、影响城市几代人的气质和精神。就说刘海粟吧,上海目前有了一座刘海粟美术馆,但刘海粟的精神、刘海粟的艺术,与普通市民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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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不是我的正式绘画老师,却胜过以往有过的任何导师。他是我在灰色年代追求绘画的精神支柱。他去世后,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找到我,希望我写写回忆之类的悼念文字。看似人之常情嘛,但我还是婉拒了,”陈钧德说,“我不愿意应付一些人热衷的表面文章,也讨厌读那些矫揉造作的回忆文章。我会以自己的方式,深切悼念我的恩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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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这些时,陈钧德完全不看我,两眼直视前方,时而激奋,时而静默。他在时光的隧道里来回穿梭。他说,“刘海粟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大起大落,他的肉身远去了,但给世人留下的东西,是有‘历史存在’的。他早年为绘画倡导的‘模特儿事件’,一度与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与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一起,成为‘民国三大文妖’之一,事实证明,他的思想先进,启蒙了一代中国人的观念。刘海粟在‘反右’扩大化,以及‘文革’运动中,都深受迫害,但他一直顽强地生活,顽强地绘画,他的态度和精神,是真正撼动我、激励我的力量。我觉得,一个人终究要死,死的本身不可怕,只要生时懂得奋斗,则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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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们的职业可能是官员、金融家、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也可能一个人兼有好几个职业角色。譬如,我自己,是画家,也是教师,是儿子,也是父亲,还是爷爷。但本质上,我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我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说,对任何人而言,生命都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生命也很短暂。如果一门心思在钱堆里打滚,以为钱越多越体现价值,就可笑,荒唐。如果一门心思在官位上处心积虑往上爬,一样也不足取,很短视。生命的意义最终不是以一个人职位的卑微或高贵而区分,不是以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来衡量,而看你为社会留下了什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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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这个‘文化’,指的是?”我请他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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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政治口号,文化是看他的精神、趣味、主张,给市民怎样的启发。林风眠、刘海粟、关良、颜文樑,他们身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东西值得发扬啊,但他们去了,偶尔,我们的书报会提到他们,但他们并未转化为城市的文化资源,没有人去做这些工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的。所以我不怕死,我一辈子拿着画笔在画,我很幸运自己当初探索和追求的现代派绘画风格是一个开放的、未来存在无限多发展空间的艺术,而不是一种诞生便是终结的死胡同道路,它让我至今仍旧可以延续半个世纪多的探索,可以一直往前面走,往深里走,去创作更大胆、更自由、更奇异的东西。这是美好的艺术体验,也是美好的人生经验,我想,每个人,尽自己的能力、才华,为社会做了积极有益的事情,做了创造性的事情,是充实的,死也不怕。我一直反对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我年轻的时候,立志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奋斗、奋斗。到了这把年纪,快八十岁了,我越来越觉得,个人奋斗是有意义的,奋斗的生命是精彩的。古人云:人无志,非人也。我过去也惧怕过生命消逝,惧怕肉体的消失,现在不怕了,因为恍惚间‘没有来过’的遗憾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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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陈钧德一口气的内心独白,捧出了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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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抱以那么执着的“历史的存在”,我记得他多次重复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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