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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很歉疚。除了东京那一回,平时并不喜欢单独上相馆,因此也就无法奉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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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来照了再寄吧,”藤野叮嘱道,“只是不要忘了写信,我很想知道你以后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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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分别了。永恒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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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周树人并没有承诺给藤野寄照片,也没有去过一封信。他想,在先生的千百学生中间,自己不过是因国籍不同而显得特别一点罢了。其实,就医学的功课来说,自己的成绩并不算怎么优异的。他认为,先生应该完全地忘掉他。由于照片和信件的提示,而得时时干扰先生,伤及先生的情绪,又何必呢?要说报答,在自己,默默地奋斗去,倒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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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历来重视文字,间又轻蔑若此。不过,感情这东西似乎也怪,形诸文字就是没有诉诸心灵那般长久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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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同学们发觉周树人一连几天没有上课,这才明白,他已经走了。至于什么时候走了,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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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婚姻:第二次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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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到文学,由于迅速填补了理想事业的真空,所以离开仙台未曾给周树人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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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京以后,他的情绪已经变得相当饱满。在汤岛的“伏见馆”公寓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便马上投入了庞大的文学计划的开发工作。房间只有四席半大小,点的油灯,气闷而阴暗。可新来的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那具干燥的灵魂,也许早已习惯于贫乏的物质环境了。学校是不进的,没有哪一所学校可以安顿酷爱自由的文学;而且,他再也不愿意有任何的规则来束缚自己。为了继续取得官费,他把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立的德语学校里,无论白天晚上,都一例独自沉湎于文学世界当中。那时候,他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刚刚出版,虽然是科学著作,而文字的墨香毕竟新鲜得诱人。正是一个试翼奋飞的时刻,突然,他又一次陷落到人生的大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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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催促他立即返国。什么病呢?一个字也没说。他把信揉了又扯开,扯开又揉了,生气,烦躁,夹杂着隐隐的不安。接着是失眠。不到一个月,家里又打来了电报。他不得不动身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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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红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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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家门,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发际,沉重得有如一击,不禁立刻感觉到一阵晕眩……果然……不可能……果然……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自己,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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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台返回不久,有一次,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去逛公园,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拖泥带水地走着。周树人马上跑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的小孩抱了过来。也许被哪一位同乡的留学生看见了,事情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流言:周树人同日本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常常携带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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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传到新台门,鲁瑞非常惊骇。她不能不考虑:儿子已经是订了婚的人,人家老大姑娘也等得苦了,况且这门婚事是本家亲戚介绍来的,怎么好负心呢?于是只得称病,一边准备笼头,一边等儿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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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姓朱名安,母家长辈常常称她“安姑”或是“安姑娘”。她出生在绍兴城内丁家弄里,是周树人的叔祖母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孙女。朱宅当时有两幢三进屋宇,除了书房以外,还有池子和花园,有的房舍还是用三道石销墙筑成的,这在当时的绍兴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富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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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起这门亲事的,是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她善于言辞,又能干,在新台门里颇有点《红楼梦》里的“凤辣子”之风;只是治家没有什么方法,得经常借债度日,因此对不幸的鲁瑞相当同情。周树人的四弟死后,为了慰藉鲁瑞,谦少奶奶不时地隔墙呼话,问长问短,或者帮忙做些杂事。时间稍长,远房妯娌之间也便变得亲密起来,以致终于有了议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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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并不漂亮,额头分明地凸出,狭长的脸上,长着一个略显肥硕的鼻子。短小身材,配一套宽大的衣服,加上一双被缠裹得很尖的小脚,看上去的确缺乏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但是,即使漂亮又如何呢?一个陌生的女人。周树人是研究过灵魂和躯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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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按照古老的婚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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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当天,周树人默默地不说一句话,顺从地按照司仪的说话做去,没有半点反抗的表示。这是所有的长辈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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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装着假辫,头戴红缨大帽,身穿着纱套的长袍,脚登高底靴子;朱安穿的红纱单衫,下着黑色绸裙,都是一副古装打扮。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他们双双拜了堂,然后像木偶人一样被人扶着,簇拥着,踏着地上铺着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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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看热闹的妇女悄悄议论开来:拜堂的时候,男的掉了靴子,女的掉了花鞋;这样的坏兆头,很难保他们将来能凑合着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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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陪人已经走了。树人仍旧一声不响,端坐在床沿,脸上异常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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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灭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将要陪伴自己走尽一生的女人……幽暗中,他极力睁大眼睛;不知怎的,泪水竟沿着鬓角,不断地爬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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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谁叫你这般的优柔寡断?平时,总是诅咒中国人的忍耐与顺从,而你自己呢?分明知道婚姻问题远在你所要考虑的范围之外,上次探家时,当母亲提起这亲事,你为什么不加反对?母亲说:“那姑娘性情好,懂规矩,我见过的,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这样,你便以为她真的喜欢吗?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作为父母必得完成的大事情呢?她会不会为此感到满足?是呵,母亲太不幸了。母亲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慈爱而忧郁。她可以为她的孩子们牺牲一切,而你,就不能为母亲做出必要的牺牲吗?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和不安的预感,你开始用新法子麻痹自己,把关于个人的考虑看得那么卑琐,而尽可能地回到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漫无边际的理念世界里去。可是,人毕竟是具体的人。你不但属于民族和时代,而且属于自己,至少属于母亲,你能够逃避纯个人的现实问题的追逐吗?结果当假满来到东京,母亲的信也就同时追过来了,她要立刻把订婚的事情决定下来。那时候,你清楚地看到,事实已经逼近。作为最后的挣扎,你只好向女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必须进学堂;二、必须放脚。后来呢?什么也没有实行。你也便不再过问了,不敢过问了,不愿过问了。其实,你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自我麻痹,也未始没有一点效用,那时候你想:时间还远着呢,何必自寻烦扰?况且,处此动荡的时代,既然以身许国,就说不定哪一天把躯壳也扔掉,何须计较那些附加的偶然物呢?如果母亲真的愿意,你也就由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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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一点也没有准备。双人床成了现实。周树人不时地辗转反侧,仿佛要极力挣脱身边那线陌生而柔韧的呼吸的绞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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