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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很歉疚。除了东京那一回，平时并不喜欢单独上相馆，因此也就无法奉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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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来照了再寄吧，”藤野叮嘱道，“只是不要忘了写信，我很想知道你以后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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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分别了。永恒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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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周树人并没有承诺给藤野寄照片，也没有去过一封信。他想，在先生的千百学生中间，自己不过是因国籍不同而显得特别一点罢了。其实，就医学的功课来说，自己的成绩并不算怎么优异的。他认为，先生应该完全地忘掉他。由于照片和信件的提示，而得时时干扰先生，伤及先生的情绪，又何必呢？要说报答，在自己，默默地奋斗去，倒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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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历来重视文字，间又轻蔑若此。不过，感情这东西似乎也怪，形诸文字就是没有诉诸心灵那般长久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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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同学们发觉周树人一连几天没有上课，这才明白，他已经走了。至于什么时候走了，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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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婚姻：第二次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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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到文学，由于迅速填补了理想事业的真空，所以离开仙台未曾给周树人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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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京以后，他的情绪已经变得相当饱满。在汤岛的“伏见馆”公寓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便马上投入了庞大的文学计划的开发工作。房间只有四席半大小，点的油灯，气闷而阴暗。可新来的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那具干燥的灵魂，也许早已习惯于贫乏的物质环境了。学校是不进的，没有哪一所学校可以安顿酷爱自由的文学；而且，他再也不愿意有任何的规则来束缚自己。为了继续取得官费，他把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立的德语学校里，无论白天晚上，都一例独自沉湎于文学世界当中。那时候，他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刚刚出版，虽然是科学著作，而文字的墨香毕竟新鲜得诱人。正是一个试翼奋飞的时刻，突然，他又一次陷落到人生的大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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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催促他立即返国。什么病呢？一个字也没说。他把信揉了又扯开，扯开又揉了，生气，烦躁，夹杂着隐隐的不安。接着是失眠。不到一个月，家里又打来了电报。他不得不动身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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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红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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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家门，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发际，沉重得有如一击，不禁立刻感觉到一阵晕眩……果然……不可能……果然……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自己，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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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台返回不久，有一次，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去逛公园，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拖泥带水地走着。周树人马上跑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的小孩抱了过来。也许被哪一位同乡的留学生看见了，事情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流言：周树人同日本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常常携带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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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传到新台门，鲁瑞非常惊骇。她不能不考虑：儿子已经是订了婚的人，人家老大姑娘也等得苦了，况且这门婚事是本家亲戚介绍来的，怎么好负心呢？于是只得称病，一边准备笼头，一边等儿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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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姓朱名安，母家长辈常常称她“安姑”或是“安姑娘”。她出生在绍兴城内丁家弄里，是周树人的叔祖母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孙女。朱宅当时有两幢三进屋宇，除了书房以外，还有池子和花园，有的房舍还是用三道石销墙筑成的，这在当时的绍兴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富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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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起这门亲事的，是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她善于言辞，又能干，在新台门里颇有点《红楼梦》里的“凤辣子”之风；只是治家没有什么方法，得经常借债度日，因此对不幸的鲁瑞相当同情。周树人的四弟死后，为了慰藉鲁瑞，谦少奶奶不时地隔墙呼话，问长问短，或者帮忙做些杂事。时间稍长，远房妯娌之间也便变得亲密起来，以致终于有了议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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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并不漂亮，额头分明地凸出，狭长的脸上，长着一个略显肥硕的鼻子。短小身材，配一套宽大的衣服，加上一双被缠裹得很尖的小脚，看上去的确缺乏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但是，即使漂亮又如何呢？一个陌生的女人。周树人是研究过灵魂和躯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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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按照古老的婚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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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当天，周树人默默地不说一句话，顺从地按照司仪的说话做去，没有半点反抗的表示。这是所有的长辈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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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装着假辫，头戴红缨大帽，身穿着纱套的长袍，脚登高底靴子；朱安穿的红纱单衫，下着黑色绸裙，都是一副古装打扮。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他们双双拜了堂，然后像木偶人一样被人扶着，簇拥着，踏着地上铺着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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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看热闹的妇女悄悄议论开来：拜堂的时候，男的掉了靴子，女的掉了花鞋；这样的坏兆头，很难保他们将来能凑合着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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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陪人已经走了。树人仍旧一声不响，端坐在床沿，脸上异常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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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灭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将要陪伴自己走尽一生的女人……幽暗中，他极力睁大眼睛；不知怎的，泪水竟沿着鬓角，不断地爬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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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谁叫你这般的优柔寡断？平时，总是诅咒中国人的忍耐与顺从，而你自己呢？分明知道婚姻问题远在你所要考虑的范围之外，上次探家时，当母亲提起这亲事，你为什么不加反对？母亲说：“那姑娘性情好，懂规矩，我见过的，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这样，你便以为她真的喜欢吗？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作为父母必得完成的大事情呢？她会不会为此感到满足？是呵，母亲太不幸了。母亲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慈爱而忧郁。她可以为她的孩子们牺牲一切，而你，就不能为母亲做出必要的牺牲吗？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和不安的预感，你开始用新法子麻痹自己，把关于个人的考虑看得那么卑琐，而尽可能地回到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漫无边际的理念世界里去。可是，人毕竟是具体的人。你不但属于民族和时代，而且属于自己，至少属于母亲，你能够逃避纯个人的现实问题的追逐吗？结果当假满来到东京，母亲的信也就同时追过来了，她要立刻把订婚的事情决定下来。那时候，你清楚地看到，事实已经逼近。作为最后的挣扎，你只好向女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必须进学堂；二、必须放脚。后来呢？什么也没有实行。你也便不再过问了，不敢过问了，不愿过问了。其实，你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自我麻痹，也未始没有一点效用，那时候你想：时间还远着呢，何必自寻烦扰？况且，处此动荡的时代，既然以身许国，就说不定哪一天把躯壳也扔掉，何须计较那些附加的偶然物呢？如果母亲真的愿意，你也就由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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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一点也没有准备。双人床成了现实。周树人不时地辗转反侧，仿佛要极力挣脱身边那线陌生而柔韧的呼吸的绞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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