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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左右没有邻居，倒是相当清静。不过，房饭钱却很贵，而吃食又极坏。有一种叫“素天鹅肉”的圆豆腐，要是中间加点素菜也还可口的，老太婆只用盐水煮熟，简直如嚼枯柴；而且三日两天地给吃，弄得这对穷兄弟实在没有法子，不得不花钱买一点罐头咸牛肉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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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贪钱，却又很守旧礼，每当走进房里拿水壶、洋灯之类，总是屈着身子，爬也似的走路。那小女儿富子，是一个很懂事很勤快的小学生，放学回来常常帮忙着干活。她晚上睡得早，到了10点钟左右，老太婆总是硬要把她叫醒，例行教训一通：“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本来，小姑娘是已经睡熟了的。这使兄弟俩都感到十分憎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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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没有什么日本朋友，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结识了宫崎寅藏和堺利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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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日，途经南京的时候，作人的朋友孙竹丹，托他给留日的一位亲戚带去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交宫崎收转。作人初到日本，地理不熟，语言不通，只得由树人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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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原名虎藏，自号“白浪庵滔天”，是日本著名的“大陆浪人”。他一向同情中国的反清革命，曾经加入兴中会，1900年帮助孙中山革命失败回国。两年后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不久译成中文，在反清革命派中很有影响。周树人对这位革命志士是敬仰的，加上他为人坦率，豪放不羁，因此，两人初次见面便谈得相当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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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宫崎又约了周树人在麴町区的“平民新闻社”会面，并且把当时号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介绍给他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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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幸德秋水、大杉荣等人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而堺利彦则比较侧重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思想体系的宣传。周树人同他们便谈得很好，但由于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文学方面，因此谈话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买过一套他们出版的刊物《社会主义研究》，一共六册，其中有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不过，他也只不过把这类书刊当作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而加以浏览，并未曾给予特别的注意。此后，他同日本的这两位革命家再没有什么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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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伏见馆，这里的交通比较方便，于是，来访的同学朋友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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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是不去访友的，只等着他们来谈。这段时间，或许是他最自由散漫的日子了。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以后，醒来伏在枕上先吸上一两支“敷岛”牌香烟。盥洗完毕，不再吃点心，看一会儿新闻，便用午饭。不管饭菜怎么坏，至今全不计较，吃完拉倒。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谈。假如没有客人，等到差不多的时候，穿上和服，或随便蹑了双木屐，就到“书店街”里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总买上一二册德文的旧杂志挟着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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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是完整的。矮桌上的洋油灯，同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的景泰蓝花瓶看得最清楚：这位穿和服、长须发的青年表现出了怎样的一副拼搏状态。四周都已沉沉睡去，惟有他和书醒着，只是疾驰的精神没有响声。他要到什么时候睡觉，谁也不大晓得。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才会发现盆内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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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客人是一种负担。无论是散漫的闲聊，或是空洞的宏论，都是周树人所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往日的政治热情，此刻都交付给了文学事业。搞文学，从来就不是群体性行动，而是中世纪作坊式的独立操作。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关进夜晚，关进房间。寂寞总比热闹好。可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很难有人可以拒绝政治的单独访问，何况他本来就没有背对政治，只不过埋首于一个在他看来比政治更为切实的目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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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政治敲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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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发自中国的电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学生们震惊了好一阵，随即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该是怎样的三个字；接着纷纷预测他将怎样地被处以极刑，家族又将怎样地株连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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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心情十分沉重。他早已明白，这人就是徐锡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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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悍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完结了！头戴一个小顶子，留一条细辫子，完全是一副遗少打扮，谁想得到，他会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因为进不了日本的陆军学校，他听了陶成章的话，回国后，出钱找人替自己在安徽捐了个候补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便同陈浚一起合谋刺杀恩铭。他死时，是在安庆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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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几天，女侠秋瑾在绍兴遇害的消息也传过来了。她死的地方，是树人最熟悉的轩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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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案和渐案相继发生，再度点燃了日本留学生运动的引信。有几个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筹集川资，把日本浪人请来。那浪人撕乌贼下酒，喝个半醉之后，便领命前往中国接徐锡麟的家属。接着，绍兴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并且就善后事宜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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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笼罩了整个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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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讨论到发电报的时候，会议分成两派。以蒋观云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同清朝政府接触。要求文明处理，保证以后不再随便用刑。主张“排满”的反对派认为，既然革命，必得双方开火，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争论到激烈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蹲在席子上，仰起脑壳，拖长了声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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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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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觉得有点面熟，一打听，原来是徐锡麟的学生，自己曾到横滨迎接过的同乡范爱农。本来，自己也都并不主张发电的，可是，对于范爱农的这种漠然超然的态度，不免有点反感，心里想：究竟是先生，怎么连这么一点感情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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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观云站起来说：“我看电报非发不可——猪被杀也要叫几声，何况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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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慷慨而得体。其实，他这时已经掉头倒向立宪派一边，正在同康梁诸人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他才竭力主张发电报，以争取一个同政府对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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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一切，都未必是周树人所知道的，但是他早已发觉这位长辈蜕变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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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他同许寿裳再度拜访蒋观云。谈到服装问题时，蒋观云认为，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接着指着自己头上的西式礼帽说：“这倒是无甚威仪的。”辞出以后，周树人就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日后，他给蒋观云起了一个绰号——“无威仪”，便也不再登门造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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