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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躲在房间里，暗暗地为刊物催生的时候，又有一群豪勇之士闯进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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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和秋瑾先后蒙难以后，陶成章、龚宝铨、陈子英、陶望潮一行随即流亡日本。这时，光复会的总部也从国内迁到了东京，并改选了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一到日本，马上到中越馆里来看望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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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朋友的到来不是没有益处的，至少能使他更加逼近革命的氛围，而保持血流的灼热。他特别敬重陶成章。这位革命的实干家，脚穿草鞋，腰系草绳，深入渐东一带乡村，往往一天跑上八九十里的路程；吃食也不讲究，给他一碗咸菜，也会当作粉条般喝下去。龚宝铨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也是周树人所敬重的。他们来了总是坐在大间里，那儿放着炭盆，盆上搁一把茶壶，一边喝茶一边高声说话。说话最多要数陶成章。他开口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地不久就可以“动”起来了；否则便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情况，口说指画，历历如在目前。但是，周树人同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在谈心或是讨论时，常常争辩起来，有时候还十分激烈，要许寿裳站出来从中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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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激烈的论辩，丝毫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友情。每每风暴才过，周树人又给他们倒水沏茶了；天色晚了就留他们吃饭，只要抽斗里有钱，还得特意买上罐头牛肉之类来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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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笃实的性格和镇定的态度，博得了他们的信赖。陶成章为了躲避日本警察的注意，曾把光复会的会章、票布等机密文件，临时委托树人兄弟保存，直到险期过后一段时候才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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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意见往往很难统一。既然各执己见，那么也就尽管让各人驱驰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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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作人留日之前，袁文薮就转往英国留学去了，原说去后仍然寄稿来的，结果杳如黄鹤，连个讯息也没有。苏曼殊颓废得可以，一旦有钱马上喝酒花光，没了就到寺庙里去老老实实地呆着，根本生不出心思弄文艺。接着，资本也逃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梦是好的，而幻灭之来，又是何其迅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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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准备好了。封面准备好了，插图准备好了，作人的文稿也先自送来并且由自己给誉清了。稿纸也定印好了的，而且足够使用相当长的日子。那从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中几番挑选出来做插图的《希望》，寓意是那么深刻：一个诗人，包了眼睛，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呵，希望是什么？难道希望的只是黑暗，只是黑暗中那不复呜厄的弦歌吗？还选了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画的骷髅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处决的画，准备留作后几期杂志的封面。但是，如今统统都成了废纸，一切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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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主张，得到赞和，是促其前进的；遭到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世人中间，而四围并无反响，那才真的是一种无从措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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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计划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的悲剧。现在，已经不复是严复的时代了。对于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本来是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思想启蒙的，但是，大量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已经不容许太久的等待，革命未经充分酝酿就顷刻间燃烧了起来。人们迫切期待的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因此，一切停留在意识形态的东西，势必要被革命潮流的哗声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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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少数的先觉者被误会被冷落的悲剧，其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并没有能够为周树人所体认。直到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若干年，他才知道在革命高扬的时候是没有文学的。这时，他只能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失败的因由，确认自己决非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类英雄。正因为世界未曾令他失望，于是，他也就一面积聚力量一面等待时机，决心以更加扎实的努力去进行补偿。失败是必然的，可是，失败未必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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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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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周作人的安徽朋友孙竹丹来访。他是特意为《河南》杂志拉稿子的。那时候，《浙江潮》等一批鼓吹革命的杂志已经相继停刊，《河南》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它是最近由河南留学同乡会创办的，总编辑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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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名字是树人所熟知的。他那时在东京专替夫人何震出名，创办破天荒的女性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树人就曾嘱咐过二弟，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中有关虚无主义部分节译出来，登在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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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结合着日俄战争，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国民心态，致使俄国的著作空前流行起来。此间，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不断乘虚而入。中国不少革命派领袖接受了这股思潮的影响，他们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致主张武装暴动，大力鼓吹个人暗杀的恐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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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敌视权力者，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周树人，自然要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他崇拜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德国的施蒂纳，把这个宣称“我是国家的死敌”，高呼“夺取权力，自由就会到来”的人，看做同尼采一样的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他固然反对寡头政治，但也反对假借民族和人民名义实行专制独裁的“众治”形式，他不能容忍任何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权力意志。然而，他又反对暗杀行为。在他看来，不只因为个别消灭无补于大局，徒然导致革命干部的无谓牺牲和损失，而且，暗杀本身就是有悖于人道的，它将促使国民劣根性得以恶劣发展。他自己就不肯参加这类恐怖行动。只要听到炸弹的轰响，并连带想及那些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躁不堪。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无政府主义同恐怖行为区别开来，才做了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建议。由于他认为思想的价值大于政治手段的作用，以及人道主义对他的整个灵魂的支配，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分子，但是，无政府主义显然蛊惑过他的情绪，而且，还渗透到他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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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约稿的消息，周树人彻夜难眠。关于《河南》、《豫报》的出版预告介绍说，它的主旨在于：“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情况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支新的火炬。他想像着丢失了的阵地再度从眼前展开，虽然没有整个地为自己所把握，但毕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作战的位置。于是，一种报复的情绪牢牢地抓住了他。他决意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扔出自己的思想，那全部的仇恨、愤怒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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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应该到了！让所有沉睡的人们都在先觉者的叫喊声中醒来，在梦魇中醒来！把全新的观念，科学的观念，自由民主的观念交给他们，让他们正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那些闻新声而疾走的顽固派，那些钩爪锯牙，竞言武事的兽性“爱国者”，那些倡言制造商估的实业救国分子，那些主张立宪国会的奔走干进之徒，把他们暴露出来！把历久的弊病和偏枯的危险都暴露出来！把所有这一切都交给20世纪的新精神去涤荡！今日中国，可怕的未必尽是来自正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虽然我们还要为此承担足够的牺牲；更可怕是随着海禁的开放，诸种事物无不物质化的趋向。古老的东西，混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潮中间，而可能淹没了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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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科学是彻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但是它决不囿于物质，机械，任何外部的技术手段；它是一种背景，一种氛围，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现象。在反对蒙昧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虚科学！科学是人的科学，决不能让人所创造的科学反过来支配人和奴役人。人是根本，人是中心，人是目的。是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现实，因此救国必先救人，立国必先立人。人的命运是不能随意摆布的。人的思想，人的言论行动，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自由。要使国人的内心都有着理想之光，要使整个社会提供充分的条件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如果遭到拒绝，就实行个人精神的反叛，不但反叛强权者，而且反叛多数和一致！其实，所有的旧俗弊习，民贼独夫，都往往把众数当做自身的屏障。中国，从来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理想的“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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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古文明的重压之下，同胞精神沦丧，茫不思起，即使“维新”二十年，而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何在？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外，向那儿寻求人类之骄子；援进他们的雄声，作为民族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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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他们的“天赋人权”论，成为大革命风暴的旗帜。同中国最早一批激进的革命家一样，周树人，正是从它的辉耀之下取得较为完整的民主思想的。他把这一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奠定了世界观的基础。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一面扬弃，一面吸收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一代先驱者如谭嗣同、严复、邹容等宣传的仁爱、自由、平等的思想，还有当时《民报》，特别是章太炎的具有民粹色彩的理论，乃至政治上的反对派梁启超的文学观，从而熔铸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反对强权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战斗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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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写下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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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3年相比，这个时期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爱国反帝和进化论的范围，不但表现出“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的更为激进的色彩，而且显示了对政治、哲学、美学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上所作的理论探索的重大成就。其中，关于人的哲学阐述，关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关于科学与美育并重的思想，以及关于文艺以“不用之用”干预政治的观点，应当视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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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专论，其着重论列的八位反抗和行动的“恶魔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乃是作者向“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国民提供的理想人类的实例。全文纵观古今，环视中外，充满着作为启蒙战士的明澈的理性与号召的激情，不但是一个文学运动的纲领，而且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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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的自身建构问题，成了这个时期系列论文的基本主题。在《摩罗诗力说》中，周树人正是从文学可以“撄人心”、“移神质”这一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意义出发，重视和提倡文艺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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