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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他发表的又一篇论文《文化偏至论》，则从比文艺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论述了一切为了人的解放这个根本原则。他回顾了西欧19世纪至20世纪的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路德宗教改革，以及首见于英，继起于美，复则大起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其中对于近代文明的积极性影响归结为“非物质”和“重个人”两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提出建立“人国”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术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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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对于“人国”的构想，是周树人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长期思考的结果。由于他把从根本上变革现实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有关“人国”的阐述就不仅仅属于理念世界，而是包含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样属于实践中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自我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凡启蒙主义者，都重视科学的宣传，都把人性解放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比起西欧的思想家，他的锋芒所向，主要不在神权而在政权，是愚民专制。他们都注重“人”本体，但西欧的思想家主要宣扬的是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享乐主义的“自爱”原则，而他则主要强调思想自由，一个个人与社会解放的相切点。在战斗中，西欧的思想家体现着“自我”扩张的精神与乐观向上的态度，而他则表现为个人的积极反抗，常常流露出他的孤傲气质，内心广漠的沉郁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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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段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文化偏至论》则是这样结束的：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在对于“人”的抽象的议论之后，一样回归到中国的现实；在对于“人”的热情的呼唤之后，一样回归到“吾人”的内省。这两段话在结构上的雷同是很有意味的，它以“复调”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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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认识史上，人的解放问题，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课题。它最先以人本主义的方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提出来，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不过是“自然的人”而已。此后，经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德国的“哲学同时代人”的努力探求，“人”便明显地带上了理性的色彩，然而逻辑的论证本来就并不可靠，况且人在现实中还要受到异己力量的强大的阻挠。而周树人的“人论”，其指向明显带有主观批判性质；但当历史条件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最富于人性的理想也只能流于空想。周树人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的，因此，他在批判中构筑自己的“太阳城”的同时，也就不能不以所感到者为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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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中间，只有周作人和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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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作人曾同他一起翻译过《裴彖飞诗论》，还用“独应”的笔名，在《河南》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文学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及《哀弦篇》。“独应”，就是单独响应，表示着对长兄的声援。接受周树人的命意与催促，许寿裳也写了长文《兴国精神之史曜》，以欧洲各国复兴的史实，说明国民精神改造的重要性。笔名“旒其”，取俄文“民众”的译音，是树人给起的。他们的论文与树人的论文构成的一个火力网，从不同的方面系统评介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共同发挥着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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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树人感到自慰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精神界的荒漠上，毕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战斗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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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伍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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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晦暗，大雪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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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8日，周树人兄弟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同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一起，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新居。人数凑齐以后，便在靠近铁门的电灯上高悬了一块牌子，署名“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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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寿裳已经从东京高师毕业，计划一面跟从章太炎学习国文，一面进修德文，预备再往欧洲留学，结果选择这样一个雅静的环境。为了一统天下，临时去拉朋友。本来，树人在中越馆算是住得舒服的，只是被那老太婆作弄得苦，于是也就应允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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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拐弯出去，便可以看见东京帝大的红色大门，有成群的方帽子进进出出。周围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几乎为这些方帽子而设。方帽子越是破旧，年级越高，越是能显示他们的资格。出身于名牌大学，动辄以资格示人，这等人物是周树人历来讨厌的。幸好有庭园，有花草，有使心灵摆脱俗物羁绊的地方。他发动其余的几位，一同开辟隙地，种植绿色的生命。在众多花草中，最可爱的要数名叫朝颜的牵牛花，变种很多，能够奇迹般呈现它的色彩和形状。每近黄昏，浇罢水，朦胧中便有乡思的丝缕缭绕着上升，使他回复到迷于花草的单纯的少年时代，在寂寞与惆怅中间品尝出一种淡淡的甜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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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的闲情不多，多的是紧张的工作。“伍舍”原是夏目漱石的旧居。对于当时为自然主义所充斥的日本文坛，周树人毫无兴趣，但却喜欢夏目漱石，读过他的名作《我是猫》。当《虞美人草》在报上连载后，也都认真地找来分章读完。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改名漱石，乃取中国小说《世说新语》中“枕流以洗耳，漱石以磨牙”的意思，表示自己的节操。他生在古名江户的东京，故被人称为“江户佬”，在日语中有性格顽强的意思。由于他从小接触不少汉文典籍，对中国人一直抱有好感，这在日本人中是并不多见的。留学英国期间，他对欧洲社会作过深刻的观察，因此并不满于当时举国上下崇拜西方的空气。为了批判日本的国民精神，批判文学界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尼采及其作品，试图以尼采式的进取精神，改造大和民族的灵魂。夏目的著作想像丰富，机智幽默，轻快洒脱，文笔精美。他以喜剧的手法描写社会和人生的悲剧，这特有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色彩，尤其博得周树人的好感。如今生活在这位被日本人尊为“伟大的人生教师”所生活过的地方，不免经常悬想着他那奋笔疾书的情景。这种历史性的巧合，加强了周树人的文学意识，而使理想中的事业更加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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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向的六席小间里，并排立着两张矮桌，有如两匹并辔的战马，载负着兄弟俩在纸面上日夜奔驰。树人除了译述，还为许寿裳主编的一套《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以此赚取部分费用。官费本来有限，“伍舍”时期自然更加拮据。这座日本绅士的私邸，租金实在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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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和龚宝铨一样是“伍舍”的常客。一天，龚宝铨来访，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他的岳父章太炎手书的“邬波尼沙陀”五个字；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宝铨对树人说，太炎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他们兄弟俩是否乐意承担。树人表示没有兴趣。他认为，这些宗教典籍虽然有助于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了解，但于国民性的改造却未必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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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作人觉得很有意思，只是译事太难，便回答说待看了再定。事后，他跑到丸善书店，买了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子参照阅读，最后告诉章太炎说，可以翻译这部奥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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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到了后来，作人变得相当懒散：既不译文学，也不译吠檀多。这使树人非常焦急，可是一再催促，仍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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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树人突然暴怒起来，半句话也不说，挥起拳头就打。袭击太突然了，甚至连树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人头部一连“咚咚”地被猛击了几下，刚待举手回击，许寿裳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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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把头垂下，几乎没有什么抗辩。树人转身退向窗沿，也没有更多的言词可以表示不满或懊悔；兀立的背影，只有肩膀作着不易觉察的微微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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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阵雨顷刻成为过去。不久，兄弟俩同时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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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章太炎，周树人仰慕已久。特别是几年前，他主持《民报》期间所写的与康梁派论战的文字，就以其压倒的革命气概及博大精深的学识征服过自己。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声望并不下于章太炎，且因为善于宣传，当时就有“孙大炮”之称。但是，周树人对轰轰烈烈的实行家历来不甚佩服，倒是敬重那些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深于学问和长于思考的人。而在革命派中，像章太炎这样的学问家是罕有其匹的。虽然他热心宗教，过于泥古，征引和考证的繁琐都多少显露了思想的混杂与迂执，然而，对于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提倡依靠“自心”，增进道德，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都因为与自己的探索处于同一方向，故一直为周树人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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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神田的古成中学听过章太炎的课，周树人便冀望着能有继续听讲的机会。论动机，实在不止在于文字学本身。就像在中越馆时，响应了陶望潮的建议，和同许寿裳、陈子英等六人，一度向亡命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玛利亚?孔特学习俄文一样，本意仍是出于对俄国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的向往。无论如何，精神自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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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的上课时间与正常的学科时间相冲突，周树人和许寿裳便托请龚宝铨转达这样的意愿：希望太炎先生在《民报》社旧址另外开设一班，于每星期日的上午，专门为他们讲授《说文》和《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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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是，太炎先生竟立即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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