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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是在一所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师生环绕着一张矮小的桌子,席地而坐。据说先生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是在学生面前,却是极其和善而随便。他留着一撮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说话,活像庙里的哈喇菩萨。要是鼻涕流了下来,他就用袖角擦抹,一点也不在意;讲课讲得热了,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他讲的课,也像平日穿着举止一样洒脱而风趣。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任何材料被他运用起来都不会显得枯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猎到了。特别是一些借训诂引来的妙语,间发如珠,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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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从清早8时开始,一直到正午,四个钟头内没有休息。可是,不管是主讲的,还是听讲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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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一共八个人,“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是周氏兄弟,还有许寿裳和钱家治,其余四位: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是从大成转来听讲的。在他们中间,钱玄同说话最多,而且经常在席上爬来爬去。周树人即兴给他一个诨名,就叫“爬来爬去”。而他自己是极少发言的,为此,钱玄同便回赠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曰:“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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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文》之后,又听讲《庄子》和《楚辞》。周树人听课极其认真,课后,总是从龚宝铨那里借来笔记,详细核对和补充自己记下的内容。正当他倾心于西方文学的时候,由于太炎先生的指导,才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祖国文化的某种魅力。魅力的诱惑,竟至于从此形成一种癖好:行文时,往往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恍如流水,因顽石的阻碍,于平静中不时激起漂亮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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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不满一年,章太炎同周树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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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了。背景自然出于清政府的要求,而借口则是违反出版法,因为出版人由章太炎改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不但勒令停刊,而且还要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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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虽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回罚金却要章太炎个人垫付。他向孙中山索款,却没有一点回音。按照日本法律,被告如逾期不交罚金,便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自从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论》,《民报》销量锐减,报社经济窘迫得不行,根本无法应付罚款。事情只好无望地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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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周树人商量。想不到树人会那么果断,立刻想出了一个法子,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轻易地解脱了一场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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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件《民报》案,周树人对同盟会的头面人物增加了不少猜疑与不满。他的确是深爱着他的先生的,无论是在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他都谦恭地表明自己是章氏门下的弟子。此后,当先生日渐颓唐,甚至拉车屁股向后时,他只有感到惋惜;而一旦遭到攻讦,必定挺身而出,为之辩诬,决不让先生蒙受半点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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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人是不需要偶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周树人一旦发现了先生和真理之间的距离,就会固执地站到真理的一边,从心底里坚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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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太炎先生提问说:“文学的定义怎样?”树人回答道:“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重在启发理性,文学重在增进感情。”先生听了,随即纠正道:“这样的划分办法虽然比前人较胜一筹,可是仍然有失当的地方。比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又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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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不以为然,但没有反驳,课后对许寿裳说:“我以为先生诠释文学,把范围弄得太宽泛了。其实,文字与文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江赋》、《海赋》之类,文辞虽然奥博,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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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宝铨有一天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用篆文向周氏兄弟发出热情的邀约:“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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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是如约到智度寺里去了,树人却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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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学,包括其他宗教,树人从来没有涉足的欲望。虽然他在年内撰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曾给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以好评,但也只是把它们看做先民的自由精神而加以肯定。当他一旦认真研读佛经的时候,那已经是陷入另一张苦闷到近乎绝望的大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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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伍舍”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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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钧甫早已对群居感到厌倦,于是同亲戚朱谋宣先后搬走了。余下的三个人,由于无法应付昂贵的租金,只好一同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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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荷池枯干了,菊畦残败了,热闹的蝉声也早已消歇。离别总是教人惆怅的。许寿裳套用了东坡的句子成诗一首,表达一时的眷恋之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裛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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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倒没有什么伤感。因为人首先要能生活,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压力,他不但要忍痛分割用于文学的精力,而且,连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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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盗火者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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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字19号,成了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周树人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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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顺天堂医院院长的房子。东边一间十席由许寿裳、周作人同住,树人就住进西边六席的小房间。周围很安静,客人也甚少来往,实在是最适宜做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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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树人的工作主要放在翻译方面。早在弘文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翻译了,至于文学的译介,严格地说还是始于伏见馆的。不过,开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盛期。这时候,作人已经成了身边的得力的伙伴。由共同的血缘与意向结合起来的人,在同一时空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们酝酿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就是着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支点在北欧和东欧。还有俄国,也在介绍之列,但首先选择的仍是那些与中国现实相切近的作家和作品。像屠格涅夫,虽然为他们所佩服,却没有翻译。至于译法,由于不满于林纾的误译,就都统一为直译。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忠实,决不能丧失原著的文情。翻译,是一场艰难而愉快的历险。他们兄弟俩选定了目标,便分头前进,互相照应,然后胜利地会合。像《红星佚史》,其中的诗,就由作人口译,再由树人笔述下来;树人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所引述的波兰诗人的资料,都是由作人据《波兰印象记》口译转述的。从伏见馆,到“伍舍”,到波字19号,作人起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树人修改誊正。翻译期间,不时地说说笑笑,谈论着作品中的故事,春暖冬寒也就在一种恒温的感觉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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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翻译计划与《新生》联系在一起,《新生》夭亡了,陆续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便很难找到出路。自然也有成功的,《红星佚史》的出版就很值得欣幸。但是,更多的仍是期待的焦灼和失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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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是重视翻译的。当二弟翻译,自己作序并且誊抄的厚厚三百张日本皮纸的《劲草》译稿被书店退了回来,恰如一个新兵,初临战阵就被担架送回后方医院,静静卧待黑色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遇事每每容易激动,容易焦躁,树人自知这是很不好的,可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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