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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是在一所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师生环绕着一张矮小的桌子，席地而坐。据说先生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是在学生面前，却是极其和善而随便。他留着一撮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说话，活像庙里的哈喇菩萨。要是鼻涕流了下来，他就用袖角擦抹，一点也不在意；讲课讲得热了，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他讲的课，也像平日穿着举止一样洒脱而风趣。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任何材料被他运用起来都不会显得枯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猎到了。特别是一些借训诂引来的妙语，间发如珠，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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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从清早8时开始，一直到正午，四个钟头内没有休息。可是，不管是主讲的，还是听讲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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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一共八个人，“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是周氏兄弟，还有许寿裳和钱家治，其余四位：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是从大成转来听讲的。在他们中间，钱玄同说话最多，而且经常在席上爬来爬去。周树人即兴给他一个诨名，就叫“爬来爬去”。而他自己是极少发言的，为此，钱玄同便回赠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曰：“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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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文》之后，又听讲《庄子》和《楚辞》。周树人听课极其认真，课后，总是从龚宝铨那里借来笔记，详细核对和补充自己记下的内容。正当他倾心于西方文学的时候，由于太炎先生的指导，才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祖国文化的某种魅力。魅力的诱惑，竟至于从此形成一种癖好：行文时，往往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恍如流水，因顽石的阻碍，于平静中不时激起漂亮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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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不满一年，章太炎同周树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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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了。背景自然出于清政府的要求，而借口则是违反出版法，因为出版人由章太炎改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不但勒令停刊，而且还要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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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虽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回罚金却要章太炎个人垫付。他向孙中山索款，却没有一点回音。按照日本法律，被告如逾期不交罚金，便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自从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论》，《民报》销量锐减，报社经济窘迫得不行，根本无法应付罚款。事情只好无望地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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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周树人商量。想不到树人会那么果断，立刻想出了一个法子，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轻易地解脱了一场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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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件《民报》案，周树人对同盟会的头面人物增加了不少猜疑与不满。他的确是深爱着他的先生的，无论是在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他都谦恭地表明自己是章氏门下的弟子。此后，当先生日渐颓唐，甚至拉车屁股向后时，他只有感到惋惜；而一旦遭到攻讦，必定挺身而出，为之辩诬，决不让先生蒙受半点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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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人是不需要偶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周树人一旦发现了先生和真理之间的距离，就会固执地站到真理的一边，从心底里坚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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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太炎先生提问说：“文学的定义怎样？”树人回答道：“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重在启发理性，文学重在增进感情。”先生听了，随即纠正道：“这样的划分办法虽然比前人较胜一筹，可是仍然有失当的地方。比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又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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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不以为然，但没有反驳，课后对许寿裳说：“我以为先生诠释文学，把范围弄得太宽泛了。其实，文字与文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江赋》、《海赋》之类，文辞虽然奥博，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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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宝铨有一天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用篆文向周氏兄弟发出热情的邀约：“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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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是如约到智度寺里去了，树人却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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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学，包括其他宗教，树人从来没有涉足的欲望。虽然他在年内撰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曾给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以好评，但也只是把它们看做先民的自由精神而加以肯定。当他一旦认真研读佛经的时候，那已经是陷入另一张苦闷到近乎绝望的大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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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伍舍”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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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钧甫早已对群居感到厌倦，于是同亲戚朱谋宣先后搬走了。余下的三个人，由于无法应付昂贵的租金，只好一同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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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荷池枯干了，菊畦残败了，热闹的蝉声也早已消歇。离别总是教人惆怅的。许寿裳套用了东坡的句子成诗一首，表达一时的眷恋之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裛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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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倒没有什么伤感。因为人首先要能生活，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压力，他不但要忍痛分割用于文学的精力，而且，连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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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盗火者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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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字19号，成了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周树人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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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顺天堂医院院长的房子。东边一间十席由许寿裳、周作人同住，树人就住进西边六席的小房间。周围很安静，客人也甚少来往，实在是最适宜做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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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树人的工作主要放在翻译方面。早在弘文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翻译了，至于文学的译介，严格地说还是始于伏见馆的。不过，开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盛期。这时候，作人已经成了身边的得力的伙伴。由共同的血缘与意向结合起来的人，在同一时空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们酝酿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就是着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支点在北欧和东欧。还有俄国，也在介绍之列，但首先选择的仍是那些与中国现实相切近的作家和作品。像屠格涅夫，虽然为他们所佩服，却没有翻译。至于译法，由于不满于林纾的误译，就都统一为直译。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忠实，决不能丧失原著的文情。翻译，是一场艰难而愉快的历险。他们兄弟俩选定了目标，便分头前进，互相照应，然后胜利地会合。像《红星佚史》，其中的诗，就由作人口译，再由树人笔述下来；树人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所引述的波兰诗人的资料，都是由作人据《波兰印象记》口译转述的。从伏见馆，到“伍舍”，到波字19号，作人起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树人修改誊正。翻译期间，不时地说说笑笑，谈论着作品中的故事，春暖冬寒也就在一种恒温的感觉中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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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翻译计划与《新生》联系在一起，《新生》夭亡了，陆续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便很难找到出路。自然也有成功的，《红星佚史》的出版就很值得欣幸。但是，更多的仍是期待的焦灼和失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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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是重视翻译的。当二弟翻译，自己作序并且誊抄的厚厚三百张日本皮纸的《劲草》译稿被书店退了回来，恰如一个新兵，初临战阵就被担架送回后方医院，静静卧待黑色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遇事每每容易激动，容易焦躁，树人自知这是很不好的，可是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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