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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赵贵翁和他的狗。门。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小孩子。好一个女人。陈老五。狼子村的佃户。大哥。何老头子。海乙那。母亲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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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语无伦次而又充满机锋，偶尔辍笔读来，竟也不禁暗自吃惊于语调的酷肖。他弄不清楚，自己何以会如此熟悉这位狂人，如同与朋友作断续的长谈，或听自己于暗夜间的喁喁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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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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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这世界上没有安身的地方！大家迫害他！——母亲呵！可怜可怜患热病的海子吧！……”孩子很好。孩子就是未来。反正已经绝望于自己的同辈，而下一代，倒是希望着他们能够得救的。好的，就这样。他往油灯的苗焰瞄了一下，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写完日记的最后一则：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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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用什么笔名发表呢？总不能用真姓名。这时，他记起在东京期间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脏不知怎的竟狂跳起来。由于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便决定沿用其中的“迅”字，表示开始于青年时代的事业并未中断，算是保留一点反抗挑战的意味；再冠以母亲的姓，这样一来便成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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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名字出现以后，立即以其特异的光芒，使原来见于教育部的档案和公文里的姓氏变得黯淡，黯淡到可以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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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觉欣慰的，莫如朋友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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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许寿裳从鲁迅寄去的《新青年》中读到这篇小说，立刻从中辨出了好友的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但看署名却姓鲁，不免感到困惑：天下难道还有第二个周豫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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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快便收到南京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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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许寿裳，小说确是他写的，最后还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借此，许寿裳肯定：死灰已经复燃，他要放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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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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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不可能避免挣脱母体之前的阵痛。在中国，由于革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僵固的制度和保守的心态中进行，因此尤其艰难。自从《新青年》标榜“文学革命”，而且日益显示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时，传统势力的反抗也就随之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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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前夕。北京激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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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文白之争”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范围。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沦为上流社会的专利品，统治者实行政治统制和思想垄断的重要工具，因此，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起来，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为更多的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重大作用，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白话文学的提倡者摇旗呐喊了好几年，直到钱玄同和刘半农合作演出有名的“王敬轩双簧戏”，一批死抱传统的自大的爱国者才从酣梦中醒来。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发现，这时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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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最早也最激烈的是林纾。二十年前，他曾经是先进的维新派分子，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提倡兴办女学；此外，在杭州的白话报上作过白话道情，作过有别于传统形式的小说传奇，作过新乐府，其实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诗。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成为全国景仰的文坛领袖之一。还有刘师培、辜鸿铭、严复、章士钊等，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并且都曾出过洋，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先后全都掉转头来对付以西方现代意识武装起来的革命派。历史开的玩笑未免太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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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还写过两篇十分刻毒的影射小说。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他攻击新文化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斥以大逆不道，企图胁迫这位“鬼中之杰出者”带头就范。为此，蔡元培进行有节制的辩驳，坚持了一贯的自由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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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它必然地要同政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对文字的有力补充，林纾进一步运动国会中的同乡参议员弹劾蔡元培，迫使他们驱逐《新青年》同人。面对林纾之流的顽固抵抗，新文化阵营组织了一场阵容更为雄厚、火力更为猛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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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每周评论》和《新潮》已经先后创刊，阵地不断扩大。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对各种外加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罪名直认不讳，宣称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系列建设性意见，强调文学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问题，尤其致力于理性主义的提倡和方法论的引进。李大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政论性文字，以罕有的热情，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作人则鲜明地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提倡人道主义，主张个性解放。钱玄同关于废止汉字和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激进主张，发人所不能发，有力地掩护了新文学的进击。主将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一套主义和主张，但反专制、反传统、反复古的大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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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鲁迅开始介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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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进入同一条战壕，他就必须密切注意前头的方向和四周的枪弹，随时保持一种警戒状态。在同人中间，他特别欣赏“王敬轩双簧戏”，以为这种存心捣乱的精神是很可发扬的，虽然胡适等人认为不妥。黑暗势力实在太顽固了，非有强大到千百倍的攻击不足以损伤它什么。只要是真正的战斗，过激一点怕什么呢？何况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在双方的力量处于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是主张有非常的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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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旧势力溃灭的命运是无法挽回的了。关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当刘师培伙同北大的遗老辜鸿铭、黄侃之流，加紧筹备《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的复刊工作时，他曾经给钱玄同发出一封信，用极端轻蔑的语调写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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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文字形式本身。在复古派背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文学革命绝不是终极目标，最持久最艰难的战斗，惟在国民思想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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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呐喊的头一天起，鲁迅一直跟主将们保持同一的步调，写遵命的文字，然而也仅仅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而已。他是战士而不是喽啰，他有他的头脑和位置。早在留日期间，他便已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了；随着革命的成功、败绩、蜕变，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使他不能不特别重视社会意识的变革。作为现今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思想革命，是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与定型。由于他不想以主持自居，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过要著大文作号召，仅在通信中向钱玄同表白了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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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关于思想革命的主张，可以说，是周氏兄弟共同的思想果实。直到次年3月，当作人首次把“思想革命”当作一面旗帜高擎起来以后，这封信才由《新青年》编者加上标题，在通信栏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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