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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快便收到南京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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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许寿裳，小说确是他写的，最后还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借此，许寿裳肯定：死灰已经复燃，他要放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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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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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不可能避免挣脱母体之前的阵痛。在中国，由于革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僵固的制度和保守的心态中进行，因此尤其艰难。自从《新青年》标榜“文学革命”，而且日益显示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时，传统势力的反抗也就随之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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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前夕。北京激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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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文白之争”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范围。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沦为上流社会的专利品，统治者实行政治统制和思想垄断的重要工具，因此，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起来，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为更多的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重大作用，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白话文学的提倡者摇旗呐喊了好几年，直到钱玄同和刘半农合作演出有名的“王敬轩双簧戏”，一批死抱传统的自大的爱国者才从酣梦中醒来。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发现，这时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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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最早也最激烈的是林纾。二十年前，他曾经是先进的维新派分子，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提倡兴办女学；此外，在杭州的白话报上作过白话道情，作过有别于传统形式的小说传奇，作过新乐府，其实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诗。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成为全国景仰的文坛领袖之一。还有刘师培、辜鸿铭、严复、章士钊等，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并且都曾出过洋，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先后全都掉转头来对付以西方现代意识武装起来的革命派。历史开的玩笑未免太严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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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还写过两篇十分刻毒的影射小说。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他攻击新文化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斥以大逆不道，企图胁迫这位“鬼中之杰出者”带头就范。为此，蔡元培进行有节制的辩驳，坚持了一贯的自由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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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它必然地要同政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对文字的有力补充，林纾进一步运动国会中的同乡参议员弹劾蔡元培，迫使他们驱逐《新青年》同人。面对林纾之流的顽固抵抗，新文化阵营组织了一场阵容更为雄厚、火力更为猛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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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每周评论》和《新潮》已经先后创刊，阵地不断扩大。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对各种外加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罪名直认不讳，宣称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系列建设性意见，强调文学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问题，尤其致力于理性主义的提倡和方法论的引进。李大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政论性文字，以罕有的热情，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作人则鲜明地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提倡人道主义，主张个性解放。钱玄同关于废止汉字和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激进主张，发人所不能发，有力地掩护了新文学的进击。主将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一套主义和主张，但反专制、反传统、反复古的大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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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鲁迅开始介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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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进入同一条战壕，他就必须密切注意前头的方向和四周的枪弹，随时保持一种警戒状态。在同人中间，他特别欣赏“王敬轩双簧戏”，以为这种存心捣乱的精神是很可发扬的，虽然胡适等人认为不妥。黑暗势力实在太顽固了，非有强大到千百倍的攻击不足以损伤它什么。只要是真正的战斗，过激一点怕什么呢？何况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在双方的力量处于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是主张有非常的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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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旧势力溃灭的命运是无法挽回的了。关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当刘师培伙同北大的遗老辜鸿铭、黄侃之流，加紧筹备《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的复刊工作时，他曾经给钱玄同发出一封信，用极端轻蔑的语调写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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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文字形式本身。在复古派背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文学革命绝不是终极目标，最持久最艰难的战斗，惟在国民思想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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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呐喊的头一天起，鲁迅一直跟主将们保持同一的步调，写遵命的文字，然而也仅仅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而已。他是战士而不是喽啰，他有他的头脑和位置。早在留日期间，他便已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了；随着革命的成功、败绩、蜕变，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使他不能不特别重视社会意识的变革。作为现今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思想革命，是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与定型。由于他不想以主持自居，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过要著大文作号召，仅在通信中向钱玄同表白了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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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关于思想革命的主张，可以说，是周氏兄弟共同的思想果实。直到次年3月，当作人首次把“思想革命”当作一面旗帜高擎起来以后，这封信才由《新青年》编者加上标题，在通信栏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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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随感录”专栏，刊载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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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从第二十五篇开始为它撰稿的，发表时署名“俟”，又写作“唐俟”。他清楚地知道，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结构具有怎样的稳定性，自己以及周围的伙伴不见得就有超出于现实之外的突变。过分的执著与深刻的疑虑，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虽说思想变迁不小，但于希望的有无到底没有大把握，只知道等候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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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望中汲取力量的源泉，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鲁迅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真切；也许正因为他已经绝望于那腐败的一切，战斗起来也就显得格外凶猛，机警，每每击中要害。他写的“随感录”，凝炼，尖锐，一如匕首，什么国粹家的论调，大小官僚的经验，扶乩，静坐，打拳，以及冒牌的讽刺画，无一可以逃避其思想批判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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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爱国主义往往成为反对改革的掩体，鲁迅以为，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国家的弊病，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以此为出发点，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最可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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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是什么呢？他打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鲁迅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罗列上面，犀利的目光，总是穿透事实而直及国民思想性格的底层。他指出，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自大”，因此党同伐异、扼杀天才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自私，取巧，专谋时势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这就是国人的事业。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和事物挤在一起。这样，人们也便容易使出中庸、调和的老法子来。但结果如何呢？他写道：“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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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但批判了“旧思想旧本领的旧人物”，而且当“新人物”风头正盛的时候，揭露了他们“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二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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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新人物”可以搬用所有关于改革的语汇，制订各种关于改革的规划，但是却又步步设防，用了固有的原则对改革实行规限，实际上等于取消改革，延缓旧世界的灭亡。对于改革，鲁迅主张坚决，彻底，甚至不惜使用过激的手段。他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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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国粹派的斗争中，鲁迅不但把社会意识同个人意识相联系，而且把爱国意识同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他认为，传统文化并不能决定自身的意义，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对它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作为传统，它不应当被绝对化和固定化，真正的落脚点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因此，在“国粹”和“我们”之间，他明确地提出了“保存我们”的观点。他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其实，“子孙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鲁迅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灵，臆想孩子将来应当成为“完全的人”，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是基于人性的一种要求，不过，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逆向观照，抽象的人性仍然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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