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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新生》杂志的时候，鲁迅曾经选定一批插图，其中之一便是墓地与乌鸦。关于死亡的主题，他太熟悉了。凡新的生命都是对于死亡的突破，这他知道；可是死灭之中一定会有新生的机运吗？写及夏瑜，想及秋瑾，他的心里便布满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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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了杂文和小说创作，偶尔也写诗，全方位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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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诗人需要一种疯狂；而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拓荒者，却几乎都是理性主义者。从形式上看，诗体革命的步子比小说散文的跨度要大得多，它必须越过诸如音律、对仗之类许多特设的栅栏。因此，作者们只要找到了可以入诗的材料，在这方面便显得格外用力，不见得有什么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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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间，鲁迅以“唐俟”的笔名一共发表了六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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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里，他诅咒那些“趁黄昏起哄”的昏乱思想，表达了对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思想的企望，而对被关在“破大门”之内的中国的黑暗、肮脏的现实，则表示了改革的决心。他的诗并不重在表现情感，虽然战斗的意气并不见得稀薄；其中，主要还是借助心灵的对应物，形象地阐释自己的思想。因此，比较同时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诸家，就没有他们的纪实性；他运用的全是象征、隐喻的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朱自清评价说“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大约指此而言，其实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打破传统格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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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他没有说谎。关于作诗的动机，当与写小说一样，是因为他有感于改革者的寂寞。待到报刊蜂起，称为诗人者陆续出现的时候，他这个打边鼓的也就洗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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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这东西，在他看来，乃是发泄热情的器物。可是，如今他再也没有近似“摩罗诗人”的那种澎湃的热情了。他觉得在中国，需要对国民的病根作深入的揭露，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能够负担这项使命的文学，自然要推小说和杂感，诗歌长于鼓动而短于刻画，相对说来，是缺少这种力量的。无疑地，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且少年诗作就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情；但是过分的沉实多思，却注定当不成一个受宠于缪斯的“桂冠诗人”。所有与诗相关的生理和心理因素，都被他输入到散文作品里去，万不得已时不会戴锁链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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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散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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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明天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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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楼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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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使沉寂的北京变作了一座活火山。如果说《新青年》的创办是一个信号，一种征兆，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产生断裂的历史性象征。在断裂带，崛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未来代表，首次显示了变革中国现实的巨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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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巴黎和会在英、美、法、意、日等“五强”的操纵下召开了。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在会上提出废除袁世凯政府对日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可是，帝国列强不但拒绝讨论，而且做出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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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一句空话。中国知识界对巴黎和会的幻想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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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拟定了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学生们手执各色各样的标语和旗帜，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等等。有的还用英文和法文书写，画着山东地图及各种漫画。集会结束后，他们开始游行，口号如震怒的雷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队伍浩浩荡荡，从中华门开始，向警备森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由于巡捕和军警的阻拦，转而开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冲入宅内，把在场的章宗祥痛殴了一顿，然后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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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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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喧声，火光，都在会馆的围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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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和北大同学一起，刚刚参加了集会游行，心里兴奋得很，完了独自跑到南半截胡同里来，找他平素最敬爱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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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以后，鲁迅随即问起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有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问得十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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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伏园太早离开了队伍，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那样更为壮烈的一幕。当人流从讲述中滔滔而过，使孙伏园意外的是，先生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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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过后，紧接着就是罢课，讲演，销毁日货，大逮捕……赵家楼的大火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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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端的时态看来，中国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只是道路太迂远了。他总觉得这样。当人们都为眼前的变动亢奋不已，他已经看到了它的不祥的结果。他怀疑，这一回学潮是否是当年东京留学生的先驱活动的回声。在长达十年的沉默之后，一旦听到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集体的声音，他有理由唤起某种警觉，暗暗抵抗着，以免受到新的诓骗。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除了思想革命，他不相信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国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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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他就觉得很难摆脱那些毒气和鬼气的纠缠：一面作白话文，一面钻故纸堆；一面鼓吹自由意识，一面恪守传统道德。只要从旧时代过来，要蜕变成新人就很难。然而，青年一代又如何呢？世上到底有没有如自己所说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他始终凝视着无涯际的黑暗，逃不出“原罪感”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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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已经确定了思想革命的主题，那么，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五四运动对他来说也就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也只是把肩上的闸门放的更沉重，自觉更压迫罢了。希望是什么？他在东京时所珍爱的瓦支的画，画抚着竖琴的盲诗人，所有的琴弦已断，惟剩最后一根，在茫茫太空中作着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察觉的震颤。对鲁迅来说，思想革命，大约也就是这样一根生命之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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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正是5月4日，他在通信中谈到对传统和改革的看法：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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