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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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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喧声，火光，都在会馆的围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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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和北大同学一起，刚刚参加了集会游行，心里兴奋得很，完了独自跑到南半截胡同里来，找他平素最敬爱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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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以后，鲁迅随即问起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有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问得十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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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伏园太早离开了队伍，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那样更为壮烈的一幕。当人流从讲述中滔滔而过，使孙伏园意外的是，先生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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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过后，紧接着就是罢课，讲演，销毁日货，大逮捕……赵家楼的大火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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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端的时态看来，中国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只是道路太迂远了。他总觉得这样。当人们都为眼前的变动亢奋不已，他已经看到了它的不祥的结果。他怀疑，这一回学潮是否是当年东京留学生的先驱活动的回声。在长达十年的沉默之后，一旦听到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集体的声音，他有理由唤起某种警觉，暗暗抵抗着，以免受到新的诓骗。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除了思想革命，他不相信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国民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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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他就觉得很难摆脱那些毒气和鬼气的纠缠：一面作白话文，一面钻故纸堆；一面鼓吹自由意识，一面恪守传统道德。只要从旧时代过来，要蜕变成新人就很难。然而，青年一代又如何呢？世上到底有没有如自己所说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他始终凝视着无涯际的黑暗，逃不出“原罪感”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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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已经确定了思想革命的主题，那么，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五四运动对他来说也就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也只是把肩上的闸门放的更沉重，自觉更压迫罢了。希望是什么？他在东京时所珍爱的瓦支的画，画抚着竖琴的盲诗人，所有的琴弦已断，惟剩最后一根，在茫茫太空中作着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察觉的震颤。对鲁迅来说，思想革命，大约也就是这样一根生命之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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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正是5月4日，他在通信中谈到对传统和改革的看法：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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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法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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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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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鲁迅的内心很阴暗，很疑虑，有时甚至绝望到近于虚无，但是显露出来的锋刃却是斩钉截铁，坚定而且明快。“五四”当天发表的四篇“随感录”，简直可以看做是运动的预言或檄文，其中《“圣武”》一篇尤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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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思想，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在中国有什么呢？没有精神的燃料，出声的弦索，共鸣的发声器，什么思想主义都与中国无关。秦皇汉武以降，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有“刀与火”——权力崇拜。满足于威福，子女，玉帛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保存死尸，就是古今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了。所以对于外来思想的侵入，他们才有了一种恐慌，极力加以防范。其实，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并非因为什么主义造成的。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怕什么自由主义呢？我们等级森严，甚至连人身也有各式各样的依附和买卖，又怕什么人道主义呢？最近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却没有听得人问什么是过激主义？虽然我们还无从知道其中的实情，但可以肯定：“过激主义”不会来，只有“来了”是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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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抗拒了这“来了”的可怕思想，而牺牲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锋刃，用血液浇灭烟焰，这样，才会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之中，看出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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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鲁迅又写作了两组短文，片断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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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自言自语”，可以说是后来的《野草》和《朝花夕拾》的素描练习。而“寸铁”栏内的文字，精悍之极，真可谓寸铁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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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等，作为中国的大宗国粹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柔的小人昏庸的群众压迫排挤倾陷放逐杀戮，在中国又格外凶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古来的许多鬼祟著作，却自行消灭了，而酋长也终于改了君主，改了预备立宪，又终于改了共和了，难道不也是十分彰明的事实吗？他终于用了最明亮的调子写道：“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暗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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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快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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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受的困扰。虽然这是一个假托的事实，但是，如果中国的出路问题没有成为鲁迅的意识中心，就不会选择“明天”的命题。在此前后，他有不少文章都是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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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的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寡妇单四嫂子，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儿子一死，希望也就仅仅在于做一个会见儿子的好梦而已。即使暗夜为想变成明天而仍在寂静里奔波，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天亮了，梦也就没有了。对作者来说，也只有当他完全进入了记忆之乡，我们才可能窥见他的心灵深处，那个蛊惑了人类几千年的希望之所在。而在他的杂文里，却是很难看到这种失落的悲哀的，他用理性给掩盖起来了。即使在这个短篇里，也都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而自己又不愿将寂寞传染给青年的缘故，终于没有明白说出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只用了“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这样一个句子含混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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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写好以后，便托钱玄同交给了《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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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潮》，他一直抱有好感，并且给过不少具体的指导。这不但因为它是一个创作的杂志，重要的是，杂志的创办人是一群在校的稚嫩的青年。在鲁迅个人，倒是很想破破寂寞，从中闹出几个新进的作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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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真有所谓希望，那么希望也只能属于这些青年。虽然，青年所给予他的印象未必便好，然而毕竟旧习不多，比较单纯，易于疗救和改造。五四运动以后，青年问题，在鲁迅的战略性思考当中无疑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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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8月的头一天，孙伏园找到鲁迅，笑嘻嘻地说：“还是请先生做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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