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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无意间形成了一个中心内容：题材问题。鲁迅指出，当前的小说有一个显著的趋向，就是描写学生生活。宫竹心捉摸不透这样的概括是褒是贬，于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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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题材太多，太泛了，不要再这么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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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却回答说：“不过还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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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以车夫乞丐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太多时，宫竹心说：“真是太多了，应该换个题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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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可以写。”鲁迅还是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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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宫竹心感到十分诧异。其实，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这是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一贯看法。就拿他个人的创作实践来说，他写闰土，写七斤，写阿Q，写农民而且把农民放进小说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小说史上都不算第一个。《水浒》描写的就是农民的群像，拿结构来说比鲁迅的小说庞大得多。但是，鲁迅却避开单纯的“官逼民反”的传统主题，主要着眼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况，在这方面的深入刻画是前无古人的。他写孔乙己，写陈士成，表面上看来都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实际上，他是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出发，去把握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现代的社会批判意识赋予了主题的深刻性，而人道主义，则使作品显示了吴敬梓的小说所没有的同情的气息和暗淡悲凉的色彩。此外，同样的题材，表现手段也很不相同。旧小说取章回体，动作是白描的，对白是素朴的。鲁迅的小说多取法于外国作家，没有固定的程式，几乎是一篇换一种写法。闰土所在的《故乡》，带有明显的抒情性质；《阿Q正传》里写阿Q欺负小尼姑以及对吴妈的单恋，很受了一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然而，与《金瓶梅》里那些庸俗猥亵的性描写是大异样的。写阿Q对革命的神往和陈士成掘藏前后的心思，又都可入“意识流”一类。鲁迅对宫竹心说，他满意的作品是《孔乙己》，比较说来，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也许，平静是指更多地借助了传统描写的客观性，主观的色彩成了底色，看上去并不特别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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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来未曾想到要做青年的导师，他本来就认为，青年是无需什么鸟导师的。同青年在一起，实在是因为绝望于前辈和同辈的缘故。不过，他所真心喜欢的青年，还是那穷困、沉实、富于才具而又不事浮嚣的部分。这里潜藏着一种寻根意识。他日夜向往着寻找着他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散发着百草园、西瓜地、水草与罗汉豆，以及大青山的腐叶的混合气息。接近青年，帮助青年，大约会使他觉得正在偿还着一笔债务，赎去部分罪过，从而暗暗实现某种精神上的回归，把自己从一个由来憎恶的上流社会里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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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他往来的大抵是文艺青年，宫竹心是接触较早的一个。因为他自觉稍为懂一点的还是文艺，或许适合自己使用的也只有文艺。如果说文艺还有一点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对付全体，即为了社会也为了人生。在前后兴起的两个较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中间，他所以倾向于前者，主要是这个原因，虽然《小说月报》刊出的作品并不怎么令他满意。至于创造社，过分地标榜自我，主张艺术独立和超时代，在他看来未免太才子气了。有一次，他听了张定璜的一番报告以后，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说，“我近来太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流露的正是对才子气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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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鲁迅收到宫竹心的一封信，信里要求推荐他到学校里做事，还特意写了“互相”之类的话，读后不免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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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什么意思？能够这样急功近利吗？人与人之间就都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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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这样从宣言、文章、书信里觉察人们的内心形象。不过，从抽象的人格到具体的人格，他都有着准确的推断，不愧是发掘灵魂的天才。对于宫竹心的来信，迟迟未作答复，在他是从来不会如此的。碰到这样的“青年问题”，还是第一次。“互助”的字眼实在令他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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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不能再往下拖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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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至此，他心里好似突然明朗了许多，于是写将下去：“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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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决计退避了，虽然在回顾两人的短暂的关系史时，他也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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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盲诗人和小生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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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人聚在一起，常常感到无聊；寂寞的人聚在一起，却往往多得慰藉。“漂泊诗人”爱罗先珂的到来，便使鲁迅干涸的灵魂得到了润泽，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光，始终是他所十分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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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是乌克兰人，1914年4月受俄国世界语学会派遣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流浪生涯。他先后到过日本、暹罗、缅甸、印度；在印度，由于英国当局的驱逐，只好重返日本。不久，又被日本当局驱逐，便想返回久别的祖国了。当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赤塔，当地红军却不肯信任他，拒绝他入境。他不禁大失所望，带着凄怆而迷惘的心情，于两难之中漂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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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爱罗先珂取得日本朋友的帮助，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医院里当按摩师。正在这时，他结识了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后来有人将他介绍给蔡元培，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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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人，没了眼睛，又是单身，以后将怎样生活呢？蔡元培考虑到他既懂英语，又懂世界语，还操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便委托给周氏兄弟照顾，以为这样会便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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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本人也很乐意住进八道湾里来，因为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同他有过文字上的交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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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五一节，爱罗先珂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大游行，被警察当局拘留。释放后不久，当局决定将他驱逐出境。在逮捕他的那天晚上，三四十名警察和便衣闯进他的住房，对他拳打脚踢，然后捉住手脚，拖下楼梯，直到倒在地上。他苦苦哀求：“放手吧，放手吧！”但是没有用。警察像拖一条死鱼一样拖着他，沿着石子路，一直拖到警察署。一些警察怀疑他是否真瞎，竟想硬挖开他的眼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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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有一篇江口涣的文章，对爱罗先珂被辱放逐的情形作了详细的记述。读过以后，鲁迅开始密切留意这位不幸的异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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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来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之歌》，很快地翻阅了一遍，深为作者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他翻译了头一篇《狭的笼》，接着把爱氏的童话寄给病中的作人，并表示了继续翻译的愿望。十天后，果然译成《池边》；接续地，又从中选择了《春夜的梦》和《雕的心》。根据旧日学生胡愈之转达的爱氏的建议，鲁迅又译了他的得意之作《鱼的悲哀》，以及另外的几篇。发表后，他请胡愈之把翻译的报酬，全数交给了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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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鲁迅把自己译的九篇，胡愈之译的两篇，和馥泉译的一篇，编成《爱罗先珂童话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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