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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童话,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因此,对作者平和而且宽大到近于调和的思想,他不能不有所批评。但对于童话中那发自内心的叹息和感愤之辞,他是十分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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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的笼》所加的译者附记里,最后便说: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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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泰戈尔鼓吹用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力图维护传统秩序,在东方国家里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胡愈之曾著文介绍西方学者对他的批评,并把他同中国的遗老辜鸿铭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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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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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迅的介绍与推崇,在中国,爱罗先珂的名字变得响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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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的流浪生活,好像对爱罗先珂没有什么影响,他的脸长得很清秀,丝毫不着风尘之色。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头,卷曲如波纹,闪烁着阳光般的明媚。身穿圆领绣花俄式上衣,或皮色短衣,腰间束着一根缀着铜片的粗宽的皮带,略添几分阳刚之气。只有将头稍稍偏右的惯常动作,以及深陷的眼睛,微蹙的眉梭,显露着内心的疲惫与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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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爱罗先珂。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爱孩子,喜爱小动物,尤其喜爱音乐,他不愿意把自己同外部热闹的世界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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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带了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北京之后不久,便感觉到四围的寂寞了。连夏夜也没有昆虫的吟叫,甚至蛙鸣也没有,仿佛这是他最难忍受的,便买了十几个蝌蚪子,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池子原来是周作人掘来种荷花的,然而从来没有养出半朵荷花,养蛤蟆倒是挺合适。爱罗先珂常常踱过来访问这些成群结队的蝌蚪,有时候,孩子告诉他:“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地微笑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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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劝作人的妻子信子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果然也就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再后来也就听到了小鸭的“咻咻”的、“鸭鸭”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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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贝子花园是他常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就让在旁的朋友们把动物的名字一个一个告诉他。孩子们问,你什么也看不见,到这里干什么呢?他说,我能闻到动物的各种气味,凭着气味,也就能知道哪是老虎,哪是大象,哪是猴子,我还喜欢听动物不同的叫声。进到鸟房,他便会高兴地叫嚷起来,他说:“小鸟都是人类的佳宾,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太岑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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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混进孩子中间捉迷藏。小孩子以为他是盲人,不会发现他们,不知道他的听觉特别灵敏,听到轻悄的脚步声,快跑几步,就把孩子逮住了。建人的四岁的男孩很调皮,常常缠住爱罗先珂玩耍。爱罗先珂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必定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爱罗先珂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次听了都叹息着说:“唉,唉,真窘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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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住在后院靠东的最后一个房间,那儿,除了床褥和桌椅,就是他心爱的伴侣六弦琴。在家的时候,他大抵坐近桌前摸一种厚纸,或用右手握着锥子,沿一把铜尺的边缘扎着小孔,那是在读书和写作。有时,也叫助手给他诵读文章。需要休息了,便持着手杖出去,不是到周作人的居室,就是在阶下的砖路上往来散步。吃过晚饭,或日间特别感觉寂寞时,他就会拿起琴来,一边弹一边高唱俄罗斯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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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常来看望他的一个,作为工作,则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继续翻译他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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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很喜欢《桃色的云》,以为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为了他的这个愿望,鲁迅终于下定开译的决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它赶译了出来——破雪草:自由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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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草:冷的自由世界,比暖的监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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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地丁:我虽然爱自由,但是冷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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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草:暖比什么都好呵。土拨鼠是《桃色的云》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说:“我想爱一切。不,我爱一切的。想做一切的朋友的。然而一切都不将我当朋友,因为我是土拨鼠……”它是寂寞的,然而焦渴。它不满于世代相传的黑暗阴湿的土穴里的生活,决心做一个强者;不为自己,也要叫起春来,叫醒上面的为冬所窘的冻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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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童话剧里,爱罗先珂说自己最爱的是土拨鼠。其实,土拨鼠不正是他的自况吗?对于这点,鲁迅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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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鲁迅还陪着诗人消度寂寞的时光。或者一起在院内散步,或者把他没织完的袋子递到他手上,看他继续不停地编织,听他娓娓地讲说他所愿意诉说的一切:故乡的幽林和黄莺,印度的盲童,日本的风光,暹罗遍地的音乐……有时,鲁迅也用日语跟他倾谈。他的寂寞的确很深,每到末了,几乎都要诉苦似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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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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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爱罗先珂也会唱起歌来,而且唱着唱着就像他的乡愁一样没有完结,直到隔壁的建人的妻子芳子走过来说:“爱罗君,现在已经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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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爱罗先珂忽然发起愁来,对鲁迅说:“将来的科学家,会不会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到谁的身上,谁就会立即甘心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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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爱人类的心情,常常催使他冲破寂寞,参加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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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迄今已有十五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一直得不到广泛的开展。北京大学是比较重视世界语的,校长蔡元培拨出专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然而他的教学并不令人满意,鲁迅甚至认为,他并不懂世界语,讲习班要让他教下去,中国是没有人会弄好世界语的。爱罗先珂到来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面貌,世界语班逐渐增加到五六百人。由于他的鼓动,学生对世界语的兴趣大增,几近狂热,不久就成立了世界语学会,又租房设立会址,还在法政大学开设了世界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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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道主义者都会赞成世界语。世界语,成了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的桥梁之一。几年前,鲁迅就曾著文表白过赞成世界语的理由;次年,在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同时,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授小说史并任该校董事。教学期间,因考虑到学校经费困难,他还多次退还该校送来的薪金。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真正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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