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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童话，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因此，对作者平和而且宽大到近于调和的思想，他不能不有所批评。但对于童话中那发自内心的叹息和感愤之辞，他是十分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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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的笼》所加的译者附记里，最后便说：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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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泰戈尔鼓吹用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力图维护传统秩序，在东方国家里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胡愈之曾著文介绍西方学者对他的批评，并把他同中国的遗老辜鸿铭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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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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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迅的介绍与推崇，在中国，爱罗先珂的名字变得响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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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的流浪生活，好像对爱罗先珂没有什么影响，他的脸长得很清秀，丝毫不着风尘之色。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头，卷曲如波纹，闪烁着阳光般的明媚。身穿圆领绣花俄式上衣，或皮色短衣，腰间束着一根缀着铜片的粗宽的皮带，略添几分阳刚之气。只有将头稍稍偏右的惯常动作，以及深陷的眼睛，微蹙的眉梭，显露着内心的疲惫与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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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爱罗先珂。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爱孩子，喜爱小动物，尤其喜爱音乐，他不愿意把自己同外部热闹的世界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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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带了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北京之后不久，便感觉到四围的寂寞了。连夏夜也没有昆虫的吟叫，甚至蛙鸣也没有，仿佛这是他最难忍受的，便买了十几个蝌蚪子，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池子原来是周作人掘来种荷花的，然而从来没有养出半朵荷花，养蛤蟆倒是挺合适。爱罗先珂常常踱过来访问这些成群结队的蝌蚪，有时候，孩子告诉他：“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地微笑道：“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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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劝作人的妻子信子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果然也就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再后来也就听到了小鸭的“咻咻”的、“鸭鸭”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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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贝子花园是他常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就让在旁的朋友们把动物的名字一个一个告诉他。孩子们问，你什么也看不见，到这里干什么呢？他说，我能闻到动物的各种气味，凭着气味，也就能知道哪是老虎，哪是大象，哪是猴子，我还喜欢听动物不同的叫声。进到鸟房，他便会高兴地叫嚷起来，他说：“小鸟都是人类的佳宾，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太岑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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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混进孩子中间捉迷藏。小孩子以为他是盲人，不会发现他们，不知道他的听觉特别灵敏，听到轻悄的脚步声，快跑几步，就把孩子逮住了。建人的四岁的男孩很调皮，常常缠住爱罗先珂玩耍。爱罗先珂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必定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爱罗先珂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次听了都叹息着说：“唉，唉，真窘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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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住在后院靠东的最后一个房间，那儿，除了床褥和桌椅，就是他心爱的伴侣六弦琴。在家的时候，他大抵坐近桌前摸一种厚纸，或用右手握着锥子，沿一把铜尺的边缘扎着小孔，那是在读书和写作。有时，也叫助手给他诵读文章。需要休息了，便持着手杖出去，不是到周作人的居室，就是在阶下的砖路上往来散步。吃过晚饭，或日间特别感觉寂寞时，他就会拿起琴来，一边弹一边高唱俄罗斯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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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常来看望他的一个，作为工作，则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继续翻译他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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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很喜欢《桃色的云》，以为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为了他的这个愿望，鲁迅终于下定开译的决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它赶译了出来——破雪草：自由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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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草：冷的自由世界，比暖的监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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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地丁：我虽然爱自由，但是冷也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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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草：暖比什么都好呵。土拨鼠是《桃色的云》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说：“我想爱一切。不，我爱一切的。想做一切的朋友的。然而一切都不将我当朋友，因为我是土拨鼠……”它是寂寞的，然而焦渴。它不满于世代相传的黑暗阴湿的土穴里的生活，决心做一个强者；不为自己，也要叫起春来，叫醒上面的为冬所窘的冻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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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童话剧里，爱罗先珂说自己最爱的是土拨鼠。其实，土拨鼠不正是他的自况吗？对于这点，鲁迅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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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鲁迅还陪着诗人消度寂寞的时光。或者一起在院内散步，或者把他没织完的袋子递到他手上，看他继续不停地编织，听他娓娓地讲说他所愿意诉说的一切：故乡的幽林和黄莺，印度的盲童，日本的风光，暹罗遍地的音乐……有时，鲁迅也用日语跟他倾谈。他的寂寞的确很深，每到末了，几乎都要诉苦似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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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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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里，爱罗先珂也会唱起歌来，而且唱着唱着就像他的乡愁一样没有完结，直到隔壁的建人的妻子芳子走过来说：“爱罗君，现在已经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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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爱罗先珂忽然发起愁来，对鲁迅说：“将来的科学家，会不会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到谁的身上，谁就会立即甘心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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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爱人类的心情，常常催使他冲破寂寞，参加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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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迄今已有十五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一直得不到广泛的开展。北京大学是比较重视世界语的，校长蔡元培拨出专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然而他的教学并不令人满意，鲁迅甚至认为，他并不懂世界语，讲习班要让他教下去，中国是没有人会弄好世界语的。爱罗先珂到来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面貌，世界语班逐渐增加到五六百人。由于他的鼓动，学生对世界语的兴趣大增，几近狂热，不久就成立了世界语学会，又租房设立会址，还在法政大学开设了世界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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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道主义者都会赞成世界语。世界语，成了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的桥梁之一。几年前，鲁迅就曾著文表白过赞成世界语的理由；次年，在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同时，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授小说史并任该校董事。教学期间，因考虑到学校经费困难，他还多次退还该校送来的薪金。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真正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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